【新唐人2014年2月19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八 整風整社，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

上述糾錯措施，都是針對「三面紅旗」中過激的問題，事實上正是「三面紅旗」造成了大飢荒。所以，一糾錯，就會傷及「三面紅旗」，一傷及「三面紅旗」，就觸動了毛澤東等人最敏感的神經，認為有一股「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認為大量餓死農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紅旗」，而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來自何方？毛澤東認為，在上層來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在基層則來自地、富、反、壞、右。他們反對「三面紅旗」，是他們造成了農村的嚴重問題。自從一九六零年底信陽事件在黨的高層揭露以後，毛澤東就把過去九分之一（「一個指頭」）的問題改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問題。而這三分之一的問題是基層幹部中壞人掌權造成的。這就把農民受摧殘的原因歸罪於基層幹部。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日, 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關於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個月內把三分之一地區的形勢扭轉過來，爭取一九六一年的農業大豐收。」「全國大好形勢，佔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的佔三分之一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扭轉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要爭取一九六一年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在同一報告上，毛澤東批給周恩來一句話：「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註五十九）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中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革命補課問題。其中寫道：

山東、河南、甘肅三省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你們已有所知。現將中央監委工作情況反映二一五號轉發給你們。這個反映中描述的貴州省的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報復。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最激烈的表現。要知道，中國農村人口中還有百分之八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屬，連同城市的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總共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左右。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經過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已經生活在農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種種企業、事業、學校、機關、部隊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組織中。因此，我們有絕對必要改造他們。但是，他們中間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也天天在影響和腐蝕我們。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堅決的最隱蔽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有意識地隨時都在準備「借屍還魂」篡奪領導，實行報復和瘋狂掙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不僅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務。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生產關係的改變，經過一定時間是可以實現的，而上層建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只要我們領導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鑽進來的機會，把我們中間的革命動搖、意志薄弱的人拖過去，使部分地區、單位、至少個別地區、單位黨的領導變質，隨著也就極大地破壞現在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材料揭發的事實中，已有不少明證。由此可見，整個社會改造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階級鬥爭任務。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絕望的破壞和掙扎，我們對他們萬萬疏忽麻痹不得。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可以拿來借用……。（註六十）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沒有從制度、政策、指導思想方面尋找大飢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歸罪於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地、富、反、壞、右。說是因「民主革命不徹底」，而使階級敵人篡奪基層領導權。這顯然是違背事實。河南信陽是革命老區，民主革命就很徹底。但也被毛澤東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餓死人較多的地方，都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像土地改革時期那樣，像鬥爭地主惡霸一樣鬥爭基層幹部，讓農下中農申冤訴苦，然後全面奪權。（見本書「禍起中原」一章中「信陽事件」）本書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肅、四川、廣東等地了解當年情況時得知，在民主革命補課中，也像信陽一樣，有大批農村基層幹部受到摧殘。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組對據四川省合川縣作一了次調查，調查結果是：由於反瞞產私分、反右傾、整風整社等運動，農村幹部受打擊的面很廣：全縣共有幹部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三人，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共處理了五千一百八十四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二十點五。其中，公社黨委書記被處理的佔百分之六十，大隊正副書記被處理的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二，生產隊正副隊長被處理的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八。（註六十一）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一批流氓地痞，他們藉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才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但其責任應在中央，而不能讓一些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九 幾個重大錯誤一直堅持到底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一波三折地調整極左政策，也曾下令糾正農村幹部作風，改變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一些過激的作法，但是，在幾個重大的問題上，沒有採取切實措施。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民見死不救，繼續高徵購，繼續出口，從而加劇了飢荒；二是在建設速度和經濟指標上，繼續堅持大躍進，遲遲得不到調整。

一九五八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一九五九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一九五九年春天，大飢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四月九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四月十七日作了批示，只採取兩項措施：一是將這兩個材料印三十份，十五份在三日內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是給十五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澤東認為這是「暫時的（兩個月）緊急危機」。（註六十二）對這麼大面積的危機，毛澤東沒有採取全局性的措施，還是當作局部問題交給地方自己處理。特別是沒有在糧食上鬆口。

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到十七日，正是農村大量餓死人的時候，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面對遍地的餓殍，毛澤東繼續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他在會上說：「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們準備分幾個階段，把我們這個國家搞強大起來，把人民進步起來，把物質力量搞強大起來。」（註六十三）這個會議批准了國家國家計委《關於一九六零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了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會議認為，一九六零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勢更好；確定一九六零年鋼產量為一千八百四十萬噸，糧食產量六千億斤。八年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完成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會議還要求大辦食堂，試辦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會議以後，全國各地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壓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共產內等「五風」又嚴重泛濫起來。（註六十四）

下面繼續送上來欺騙毛澤東的報告。《內務部關於各地加強工作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報告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在全省的範圍內停止發展，山東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現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俘在發展。其實，當時飢荒正在迅速發展。二十六日，毛澤東批示：「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註六十五）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材料。這個材料說信陽地區餓死了幾十萬人，並介紹了農村的慘狀。毛澤東只是輕描淡寫地批了十幾個字：「請劉周今日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註六十六）他還是把信陽事件當個別問題處理，當一般工作中的問題來處理。也沒有在糧食徵購問題上鬆口。

在糧食徵購和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方面，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糧食年度徵購數達一千一百二十五點四四億斤，比上一年度高出百分之二十二點三二，大飢荒全面出現的一九五九年，不但沒有減少糧食徵購，徵購數反而比上一糧食年度高出八十八點八五億斤，高出比例為百分之七點八九。（從生產年度看，一九五九年的徵購數比一九五八年高出一百零三點一八億斤，高出比例為百分之九點四五）。而返銷給農村的糧食，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糧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二十一點二九億斤。也就是說，在大飢荒全面爆發的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國家不僅沒有救濟，反而從農村多拿走糧食六十七點五六億斤。（見表二十•一，表二十•二）在饑民口中奪糧，是一件十分殘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現了本書前面所介紹的鮮血淋淋的反瞞產私分的大規模慘劇。直到大飢荒發生了一年半以後的一九六零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糧食徵購數。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度，糧食徵購數從上一年度的一千二百一十四點二九億斤，降低到七百八十點八四億斤，降低了四百三十三點六億斤（從生產年度看，一九六零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三百四十二點五三億斤），但向農民返銷的糧食也減少了一百六十四點四億斤，實際農民負擔只減輕了二百六十九點二億斤。

【資料來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資料來源】同表二十•一。

一九六零年一月，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中共中央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糧食部的一份報告說：「糧食徵購從一九五九年夏糧登場時計算起，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已經收到一千一百四十二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計劃一千零七十五點八億斤超過了百分之六，按糧食季度計算，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已收到一千零一十六億斤，完成計劃的百分之九十四，再加上一九六零年五、六月的新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糧食年度，收到一千二百億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轉這個文件中寫道：「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註六十七）在餓死人最多的一九六零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救人。

從表二十•三的糧食庫存數中可以看出，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八百八十七點零三億斤（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最少也有二百八十六點三二億斤（一九六零年五月）。一九六零年四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四百零三點五一億斤，這是貿易糧，摺合原糧為四百八十二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一點四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由此可見這個制度的僵化程度。

【資料來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糧食部另一個數字說一九六零年六月三十日，全國糧食庫存為三百零一點四八億斤，和表二十•三 中的二百九十七點七一億斤差不多。這三百零一點四八億斤糧食在各省分佈如下：北京二點三零億斤；天津一點一五億斤；上海二點五三億斤；河北十八點二六億斤；山西八點一六億斤；內蒙五點四九億斤；遼寧七點八九億斤；吉林五點零八億斤；黑龍江二十點四一億斤；陝西十五點九六億斤；甘肅四點八一億斤；寧夏零點七二億斤；青海一點二五億斤；新疆四點四九億斤；山東二十二點四四億斤；安徽七點零五億斤；浙江十二點三七億斤；福建二點七二億斤；河南二十五點零七億斤；湖北十三點二二億斤；江西七點一四億斤；廣東七點四零億斤；廣西二點八四億斤；四川四十一點六一億斤；貴州十一點四九億斤；雲南十七點四三億斤。（註六十八）

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一百多萬人死於飢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點零七億斤糧食存在庫里，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點二二億斤糧食存在庫里。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八百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五十多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二千五百萬噸（註六十九），而一九五九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四百一十五點七五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的二百零九點二六萬噸多了一倍以上（見表二十•四）。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四百一十五點七五萬噸，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一點二噸原糧。四百一十五點七五萬噸貿易糧相當於五百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由於本書引用各地檔案資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稱不一）。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一百六十四公斤，一九五七年為二百零四點五公斤。按一九五七年的標準算，五百萬噸原糧足夠二千四百五十萬人吃一年。大飢荒最為嚴重的一九六零年，還繼續出口糧食二百七十二點零四萬噸。一九五九年幾乎沒有進口糧食，一九六零年也進口很少，直到大飢荒發生以後的第三年，才開始進口糧食及少量砂糖。而進口食品都是供應給城市。（見表二十•五）

在這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講了四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豬和蛋出口的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今年一季度二點六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一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一點命令。」李先念抱怨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麼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質量太次。」談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務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業系統「來一個突擊收購運動」，「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註七十）

為了從農民嘴邊擠出食品出口，在收購中出現了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一九六零年四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不管有雞無雞，不管雞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節，將任務層層下達，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誰家拿不出雞蛋，食堂就不讓誰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交，全家七口人被扣飯。他母親到親戚家借了六個雞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飯。除了扣飯以外，完不成雞蛋任務，還不準買鹽、煤油、煙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銷社幹部和生產隊幹部，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竟不經社員同意，到社員家強行捉雞。捉雞經常是深更半夜進行，弄得雞飛狗叫，人心惶惶。（註七十一）

【資料來源】一九八一年《中國經濟年鑒》Ⅷ-四七 到Ⅷ-五十頁，《中國經濟年鑒》（一九八二年海外版）Ⅷ-四十七到四十八頁，花生仁出口數比內地版多一些。

商業部黨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數字是：一九五九年商業部系統供應出口的任務完成了三十萬三千萬元，占出口計劃的百分之一百一十點八。比一九五八年供應出口實績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八點九，其中，豬肉供應出口二十三點三萬噸，是建國以來出口最多的一年；凍牛羊肉二萬噸，為出口計劃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鮮蛋出口五千二百多萬斤，冰蛋出口六千二百零八噸；活家禽出口九百五十四萬隻，凍家禽出口七千零二十二噸。此外，還出口蘋果十點二萬噸，桔柑九點一萬噸。（註七十二）

【資料來源】同表二十•四。

從表二十•四中可看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在全國餓殍遍地的時候，中國出口了多少食品！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饑民！但是，當時的中國的領導人卻沒有想到饑民，想到的只是外匯和進口機器。為什麼拋饑民于不顧而急於進口機器，是因為沒有放棄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由於在政策調整中不能放棄「三面紅旗」，所以在經濟建設中，「大躍進」的思想始終存在。直到一九六零年，還保持著很高的經濟指標。原來這一年大鋼的指標為一千八百萬噸。七月份，又調高到二千萬噸。除鋼以外，其它工業生產的指標也是居高不下。一九六零年，固定資產投資達四百一十六點五八億，不僅高於一九五九年，還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高出百分之四十九。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百分之九十三是基本建設投資。全國到處是基建工地。到一九六一年被迫下馬，到處是半截子工程。

【資料來源】一九八八年《中國經濟年鑒》Ⅺ-七三。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責任田。但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的無奈的選擇。而自留地、責任田中的大多數是農民背著政府做的，縣以下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央和省級不知道搞責任田的面有這麼廣。從一九五八年過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標）是形勢所迫，但對阻止形勢進一步惡化起了作用。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傾。這場政治鬥爭，加劇了災難。

對中國共產黨挽救危局如此無力，羅隆基有一段精闢的談話：「他們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現在還不知道毛病出在哪裡，檢查糾正沒有觸及到基本問題，訂的措施沒有抓住要點，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產黨講唯物，實際上最唯心，說的是客觀規律，實際上最不尊重客觀規律。他們現在拿著一八四八年的資本論，解決一九五八年的問題。這是一個什麼制度？平心而論，我要對人類負責，就不能同意這個制度。」羅說：「物資供應如此緊張，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是社會制度造成的。」這段話本來是羅隆基在私下說的，後來被人打小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把它當作反動言論。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毛澤東批給廬山會議的參加者，作為反面教材。羅隆基還說：「目前物資供應如此緊張，是古今中外所沒有過的大亂子。依我看，一九五六年就把事情搞壞了，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大工廠只能解決大問題，日常生活問題要靠小工廠來解決，現在只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私營工商業改造以後，又來了個反右，反右以後又接著搞政治挂帥、大躍進、人民公社。」（註七十三）

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才知道，羅隆基的這些「反動言論」，是遠見卓識的金石之言。

註解：

[註五十九] 《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四九-三五零頁。

[註六十] 《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的指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八日。

[註六十一] 中央工作組（統戰部小組）編：《情況簡報》（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四川省合川縣三年來公社一級黨委書記受批判、處分面達百分之六十》。

[註六十二] 《關於解決春荒缺糧問題的批語》，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零九頁。

[註六十三]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一零四四頁。

[註六十四] 同上，第一零四五頁。

[註六十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九三九頁。

[註六十六] 《對中組部、中監委關於信陽問題的調查材料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二六頁。

[註六十七] 《中央批轉糧食部「關於今後三年內把國家糧食庫存增加到一千億斤的報告」》，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註六十八] 糧食部計劃司統計數字，一九六零年七月五日統計。

[註六十九]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四一頁。

[註七十] 在中央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同志的講話，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九日。

[註七十一] 《省委農業檢查團江津組向四川省委的報告》第五十六-五十九頁，附件三：《關於財貿工作的幾個問題的材料》，一九六零年五月三日。

[註七十二] 商業部黨組：《關於一九五九年供應出口計劃完成情況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六零）上海會議文件九七。

[註七十三] 《羅隆基最近對物資供應問題的一些反動言論》、《羅隆基妄稱目前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制度造成的》，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毛澤東批示：「印發各同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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