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六十七）

北京時間：2014-02-07 08:08

【新唐人2014年2月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公共食堂的幾起幾落

從一九五八年夏秋到一九六一年夏秋，公共食堂經歷了一轟而起――大批散夥――強令恢復――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過程。

公共食堂一轟而起后，大吃大喝了兩個月，沒有糧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當多的食堂是開開停停。以甘肅省榆中縣金崖公社紅柳溝大隊為例，一九五八年八月，前後不到十天，全隊五十四戶、三百零八人都加入了食堂。初辦時每人每天口糧一斤，實際上還多一些，以後就放開肚皮吃飯，那時還能吃到蒸饃、麵條、米飯等，節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捲。由於人人可以吃飽，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佔不顯得突出，群眾意見不大。一九五九年四月，糧食定量下降，先是七兩半，后是半斤，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佔顯得突出，群眾意見很大，辦了九個月的食堂散了伙。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上級又動員辦食堂，大家不願意，就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有十幾戶就勉強加入了食堂，其餘戶直到一九六零年四月份，將隊里分給的、自留地的糧食吃完以後，也先後加入了食堂。當時的口糧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時斷炊。群眾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條」下來后，於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份又開始回家去吃飯，實際是散了伙。從此食堂再沒恢復，這一段也是九個月時間。前後兩階段同共經歷了一年半時間。（註十六）據本書作者在各地調查了解，全國多數地區的情況和榆中縣差不多。

面對公共食堂開開停停的狀況，毛澤東還是持樂觀的態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說：

食堂吃冷飯，有飯無菜，也會垮掉一批，認為一個不垮，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搞得不好而垮，這是很合理的，總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暫時的，不垮是永久的，總的趨勢是發展和鞏固。

我是到處講倒霉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黨分裂……打游擊。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規律管著，不管怎樣，這些倒霉的事總是暫時的，局部的。我們歷史上多次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註十七）

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飢荒已經很嚴重，輿論上對食堂的批評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教動態》上客觀報道說：在陝西省商城縣城關公社召開的黨員和社員代表大會上，不少基層幹部、代表對農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見。有人乾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雖然未明顯提出解散食堂，而卻說出了一大堆缺點。（註十八）

此時，面對嚴重的飢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農民作出一些退讓。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六條中提出，「認真地整頓公共食堂」，提出了「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規定了「口糧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分給個人保管使用。」（註十九）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許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進行了初步整頓。主要的措施是：實行了「糧食分配到戶、自願參加、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的原則；按照便於生產，便於社員的原則，調整食堂規模，一般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食堂；根據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採取各種靈活辦法，盡量給社員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等。這些措施僅屬應急性質，並不是解決食堂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使食堂初辦時的混亂現象有所好轉。

中央文件說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口糧分配到戶」但到基層，農民的「自願」被各級幹部以種種辦法剝奪。「口糧分配到戶」變成了「口糧指標到戶」，糧食還由生產隊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為爭取一九六零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的講話稿時，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寫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審稿人改為「以人定量，指標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註二十），本書作者在十二個省調查，指標到戶，糧食由生產隊掌，不僅僅浙江如此，也是全國各地的普遍情況。為什麼各地幹部不願分糧到戶呢？因為糧食一旦分到社員家中，他們就不到食堂吃飯了，食堂就要垮台。一九六零年冬，浙江寧波地區停伙的三百九十六個食堂當中，有一百七十六個是分糧到戶造成的。（註二十一）

在整頓中，有的地區的農村，從實際情況出發，取消了供給制，解散了公共食堂。一九五九年五月上旬，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同意暫時停辦食堂。隆昌縣解散了百分之九十八點七二（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順縣解散了百分之七十五點五（以前垮的在外），合江縣解散了百分之六十三（包括以前垮的），敘永解散了百分之七十五（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瀘縣、古藺解散了大部分。（註二十二）安徽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在無為縣蹲點，看到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也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註二十三）

河北省在一九五八年秋後有三十多萬個食堂，參加食堂的有三千五百萬人，佔全省農業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四萬九千零四個，比原來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三點六，加入食堂的戶數只有一百六十四萬戶，佔總農戶數的百分之十九點六五，較原來減省了百分之八十。（註二十四）

食堂紛紛垮台的情況，毛澤東是很不滿意的。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赴廬山開會的專列上，接見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和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等人，毛澤東對他們說：「食堂要堅持下來，又可以堅持下來。我不是要你們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夠堅持下來。」（註二十五）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上廬山的船上，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他要求在這個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還說，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積極維持；一為湖北號召自願，擬從少到多，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將來百分之八十。吃飯基本要錢，一部分不要錢。四川老小不要錢，湖北半供給制。供給制部分要少，三七開，四六開，可以靈活。供給制不能否定。（註二十六）

到了秋收季節，糧食上場了，飢餓短暫緩解，毛澤東開始反擊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對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組的一個報告中批道：

印發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個大隊的幾十個食堂，一下子都散了；過一會，又都恢復了。教訓是：不應當在困難面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一類事情，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是不應當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是總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幾十天之後，或者在幾個月之後，或者在更長時間之後，總之要吹回來的。孫中山先生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困難總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志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註二十七）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整頓農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鬥爭而被迫停止下來。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談到食堂問題時說：「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一種左的傾向」。（註二十八）周小舟認為食堂「不利於節糧、養豬、造林、積肥，而且浪費勞力，吃得不愉快」。（註二十九）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註三十）這幾位說真話的高級幹部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這些正確的意見也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的長篇講話中，強調「食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堅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註三十一）

毛澤東對解散食堂的批評不僅停留在「悲觀主義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頂政治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對安徽省么書記處書記張愷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憤怒，說他「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宣傳機器緊跟毛澤東，密切配合，為公共食堂大唱讚歌，對批評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加鞭撻。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報》轉發了《中國婦女》的專論，駁斥食堂「辦早了，辦快了，辦糟了」的說法。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以《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題發表社論。用論戰式的風格、政治高壓語言說：「當多數農民積極支持公共食堂的時候，不但遠在天邊的帝國主義者為此而大吵大鬧，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習慣勢力不放的人們，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暫時的缺點，指手劃腳地議論起來。」接著，社論自己設問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駁了對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見，高調地歌頌了公共食堂的好處，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輝前景」。社論最後寫道：「帝國主義者對我們公共食堂的造謠誣衊，除了又一次暴露他們的無恥和無知之外，還能再有什麼呢」？「他們擔憂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國勞動人民所歡喜和熱愛的嗎」？「至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脫離人民群眾的觀點，也學著帝國主義者的腔調，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釘，那麼他們遲早就會發現，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當時黨報在批評把國內的不同意見時，總是把這些不同意見和被當作萬惡不赦的「帝國主義」掛上鉤。

各省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時，都找出了本省的「張愷帆」。四川最為激烈。四川省委在瀘山會議之前就即時「糾正」了解散食堂的問題。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瀘州解散食堂的情況以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限期恢復。幾天以後，李井泉又親自打電話批評地委，限七天內將食堂恢復起來，並且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因此，對抵制恢復食堂的幹部要給以嚴厲批評。對搞垮食堂又帶頭搶購食品的壞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各縣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復起來，由於沒有糧食，還有些食堂無法恢復。廬山會議以後，中共四川省委對瀘州解散食堂的作法進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幾位主要領導人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註三十二）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過大辯論，使不鞏固的公共食堂迅速鞏固起來，被右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誇的食堂迅速恢復起來，……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右傾分子，樹立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的積極分子的領導優勢，把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領導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裡。」（註三十三）

由於開展了反右傾鬥爭，用強大的政治高壓堅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復了起來。據國家統計局一九六零年一月份統計，截至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萬九千個，參加食堂吃飯人數約四億人，占人民公社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點六。分省統計如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百分之九十七點八），湖南（九十七點六），四川（百分之九十六點七），雲南（百分之九十六點五），貴州百分之九十二點六），上海（百分之九十四點五），安徽（百分之九十點五）；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九十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百分之八十七點四），新疆（百分之八十五點一），浙江（百分之八十一點六），廣西（百分之八十一），廣東（百分之七十七點六），河北（百分之七十四點四），山西（百分之七十點六）；

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百分之六十八點二），福建（百分之六十七點二），江西（百分之六十一），陝西（百分之六十點八），江蘇（百分之五十六），寧夏（百分之五十二點九）；

百分之五十以下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肅（百分之四十七點七）、山東（百分之三十五點五）、青海（百分之二十九點九）、吉林（百分之二十九點四）、黑龍江（百分之二十六點五）、遼寧（百分之二十三）、內蒙（百分之十六點七）。（註三十四）

另據中央辦公廳整理資料，一九六零年二月底統計，在公共食堂吃飯人數占農村人口數的比例，河南為百分之九十九，河北為百分之八十六點一，山西為百分之八十一，甘肅為百分之六十三點三，山東為百分之五十五點四，黑龍江為百分之四十，遼寧為百分之三十三，吉林為百分之二十九點四。（註三十五）

但是，因沒有糧食，到了一九六零年新年剛過，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趨勢。這時，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公共食堂的鞏固和提高工作。

怎樣鞏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經常採用典型引路的辦法，即通過總結介紹一個先進典型的經驗，讓全國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在極權制度下，任何個案都具有普遍意義。在這種制度下，相隔千里的兩個生產隊都實行同樣的制度和同樣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沒有多大差別。

貴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個典型。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貴州省委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兩天後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縣黨委批轉了這個報告。按語中說：「富裕中農階層中反對人民公社的分子，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壞公共食堂。我們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三月四日，毛澤東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三月六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再一次下發各省。毛澤東的批語是：

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轉發給你們，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中央所以這樣下斷語，是因為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時間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時要有步驟，要有堅強領導，要提高幹部和群眾覺悟，要走群眾路線。在一九六零年一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時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領導不強的地方可能一年達不到，那就一九六一年達到也可以。即使更長一點時間達到也可以。總之一定要達到，並且還要提高。請你們在今年春季專為食堂問題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是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黨刊，並可轉發公社黨委。（註三十六）

後來的事實證明，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推算，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八十九點五九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一百一十六點九七萬。一九六零年是大飢荒最為嚴重的一年（見本書第二十三章表二十三•三）。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貴州省委的報告是怎樣「科學總結」的呢？

報告說，全省農村公共食堂十三萬多個，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鞏固的或基本鞏固的。

報告主張，「要辦好食堂，社員自留地勢必轉交給食堂」。

報告認為，「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食堂也是我們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

在落實貴州經驗中，中共中央還批轉了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幹部參加公共食堂的規定」，要求所有的農村支部書記和隊幹部，除因病等特殊情況以外，一律參加公共食堂，不得獨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參加公共食堂的幹部必須同社員群眾一樣，按照定額吃，不得單立小灶額外吃好的；所有到農村的各級幹部，必須到公共食堂去吃飯。（註三十七）這幾條規定沒有監督和懲治辦法，實際很難落實。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九五九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註三十八）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況》中說，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三十三萬六千個，在食堂就餐的人數占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基本辦得好的一類食堂佔百分之六十六，二類食堂佔百分之三十一點二，三類食堂只佔百分之二點八。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說使人看了高興。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從省到社四級，都應組織生活福利委員會，派一個懂得政治、熱心肯干、善於分析問題、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沒有一點官僚主義作風的書記去當領導。在每一個食堂內都組織一個食堂管理委員會。

中央辦公廳整理的《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是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的電話彙報整理的。這時正值全國批判彭德懷、反右傾運動的高潮，各省的彙報當然不敢說公共食堂不好。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中說，「目前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文中說「辦得好」有五條標準：種了菜，養了豬；吃得飽，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進行了炊具改革；講究衛生。還說，「各地結合整社，純潔和調整了食堂工作人員隊伍……培訓了管理員、炊事員、保管員」。「許多食堂進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實現了炊具機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東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員會……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員會……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員生活委員會」。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文指出，辦好食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口糧分配實行「指標到戶，糧食分到食堂」，即社員只能得到指標，見不到糧食，糧食一律由食堂掌握，這比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的「糧食到戶」向左邁進了一步。中共中央在這一條下面批註：「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堅決逐步實行」。第二，隨著集體生活的發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縮小，要逐步限制和減少自留地。第三，堅持糧菜混吃，節約用糧。第四，除了食堂以外，還要全面安排群眾生活，如黑龍江省全省農村搞綜合性生活站。第五，關鍵在於領導，如甘肅通渭縣由於領導嚴重右傾，全縣二千八百多個食堂只剩下十幾個，至今還沒有恢復（此時，通渭縣由於斷糧，已是餓殍遍地，全縣人口一九六零年減少了三分之一，請看本書第二章「甘肅不甘」）。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一九六零年春季再次進行整頓：一是調整食堂工作人員，堅決撤換所謂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如河南的信陽、洛陽、許昌三個專區，清洗各類「不純分子」或調換不稱職的管理、炊事人員二萬八千多人。（註三十九）這裏的所謂「不純分子」、「不稱職的」，主要是指富裕中農。二是重新沒收社員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實行統一用糧、指標到戶、實物到堂、憑票吃飯節餘歸己的原則。糧食分到食堂，使社員不得不到食堂吃飯。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積恢復。到一九六零年四月，據河北、山西、陝西、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的統計，參加食堂的戶數達到農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九，參加食堂的人數占農村總人數的百分之八十八點六，其中河南省達到百分之九十九。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像抓生產一樣抓生活》，樂觀地認為：「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普遍整頓以來，越辦越好」，「我國農村公共食堂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

實際上，食堂維持下去十分困難。中共中央堅持逆水行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為中心安排好群眾生活的要求，並且發出了「書記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號召。十二月，中共中央在批轉一個省的報告中更加強調指出，「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尖銳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階級鬥爭」的思想指導下。農村公共食堂又進行了整頓。如河北省從省到公社抽調十四萬名脫產幹部下鄉，對十八萬個食堂大力進行整頓，「清洗了壞分子」，「撤換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員」，打擊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和富裕中農。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從共產主義的理想出發，竭盡全力、動用各種政治手段、組織手段和專政手段，保護公共食堂，使它不致於解散，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某種理想，給群眾造成了巨大有災難。

註解：

[註十六] 中共榆中縣委第一書記雷秉讓：《食堂問題調查報告》，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共甘肅省委收文：甘收（六一）二一六九七號。

[註十七] 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

[註十八] 陝西省委宣傳部「思想動態」：《有些基層幹部、社員提出要解散食堂》，中宣部《宣教動態》，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註十九] 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五六七頁。

[註二十] 《為爭取一九六零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修改草稿，從草稿上可以看到修改的情況。

[註二十一] 《部分地方發生食堂停伙》，載中共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編：《情況資料》三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註二十二] 四川省委整社生產檢查團瀘州分團安法孝：《關於瀘州專區在整頓鞏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檢查報告》，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印。

[註二十三] 見本書「安徽不安」一章。

[註二十四] 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五三頁。

[註二十五] 同上，第一三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