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7日訊】 「中國霾」

二○一三年，新認識了一個漢字，曰「霾」。新年伊始，以北京為中心，北部中國深陷「霧霾」；年底，「霧霾」南擴，攻克上海、南京並佔領長江中下游地帶。據報，「霧霾」同時凌厲西進，自西安而拉薩，進軍西藏比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神速百倍。於是乎，二○一三年，一年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霾」。

俺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為早先不認識這個威風凜凜的「霾」字而愧怍。活到老學到老，於是搬出詞典補課自學。可是，這麼一學，發現不對了。怎麼不對呢？詞語不對。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一二年出版），「霧」是空氣中懸浮的微小水滴（第1386頁）；而「霾」（第865頁），此書定義為「空氣中因懸浮著大量的煙、塵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濁現象，能見度小於十千米」。顯然，「霧」是水汽，「霾」是煙塵，兩者根本是不同的東西。因此，這本權威詞典，在「霧」字條下完全沒有「霧霾」一詞；而「霾」呢，詞典說，「通稱陰霾」。

中國出現的那個被叫做「霧霾」的東西，看來根本不是「霧」。這麼說，「霧霾」這個詞，本身原來是個忽悠，是為了模糊乃至掩蓋「陰霾」的實質。所幸，這本《現代漢語詞典》是二○一二年出版的，還沒有來得及配合政治宣傳的需要。估計，經過我這篇短文此次引用，有關部門會去找社科院語言所了，要求他們訂正詞典，以後的版本就會增加「霧霾」一詞。搞不好，「霧」的定義都得修改，不能說是「水汽」了，可以改為「空氣中任何細物瀰漫的混濁狀態」──反正今後的中國，至少「偉光正」百年之內吧，再也不會出現水汽瀰漫的現象了，漢語應該與時俱進，改掉它！

可是，至少現在這本詞典還沒有改。捧著這本詞典，俺很難接受「霧霾」這個詞彙，那不等於說「水汽煙塵」嘛？現成的「陰霾」一詞，為什麼不用？俺揣測，黨和政府不喜歡這個「陰」字。黨和政府喜歡「中國特色」，我看乾脆叫「中國霾」好了。

「中國模式」

二○一三，「中國霾」元年，據說也是改革再出發的更始元年。上次改革出發，是一九七八年，距此三十五年矣。

這也是官方的說法。而從「霧霾」這個命名的可疑，顯見，官方的說法，都是有埋伏、喜忽悠、具備重新定義詞典功效的不平常說法。小民不應該僭越，因此不應該拿官家的說法當自己的說法。關於改革，俺也算是有些研究的，曾經提出「兩次改革論」、「改革終結論」，坊間亦有認同者。所謂「兩次改革」，說的是，一九八○年代的改革與一九九○年代的改革，那是兩回事。現在可以補充一句：一九八○年代沒有什麼「中國模式」，只怕被「開除球籍」；自一九九○年代以後，「中國模式」崛起，似乎輪到中國要把別的國家「開除球籍」了。

「中國霾」就是「中國模式」的直接後果。不受制約、為所欲為、不計代價、好大喜功的政治權力，加上唯利是圖、不計成本、缺少大眾參與和法治制約的那種畸形市場機制，推進經濟發展的成就是取得了，但是，為取得這個成就而付出的代價，卻同樣很大很大。生態環境被破壞，就是其中一方面的代價。

有人說：霧霾的原因找不出來。我說，怎麼會呢，天下沒有沒有原因的事情，下面你不妨聽我解釋是什麼原因。也有人說：河北的鋼鐵廠是北京霧霾的原因。可是，這不上海、西安、拉薩也霧霾了，應該不是因為河北的鋼鐵廠吧？最近又有研究說，機動車是主要原因。可是，汽車並不是首先在中國發展起來的，為什麼中國的汽車就這麼牛氣衝天？

當然，鋼鐵廠、機動車，也都是原因。但是，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全面惡化，積累到了發生癌變的程度，「霧霾」就是生態系統崩潰的一個表象。所以，「霧霾」並不是某個單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二十五年來「中國模式」在生態環境上的總結果中的一枚果子──當然，是一枚苦果。

現在「改革再出發」，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升級版。那麼，這會產生什麼樣的生態後果呢？對此我是不敢想下去的。再來這麼二十五年、三十五年、六十五年，全球生態系統可能都將面臨崩潰，這個地球會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中國夢」

如果不徹底改變「中國模式」，「中國霾」籠罩全球，可能就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為重要的結果。

雖然國人直接生活在「中國霾」之中，但是，許多人還是慣於從什麼改革、市場、漸進等等這些角度來看問題，他們還在做「中國夢」，也就是中國強大的夢。有的人「進步」一些，他們的「中國夢」是國強民富，多一些考慮到老百姓。這個「夢」沒有什麼不好，我不反對；但是，恕我直言，這是一個視野狹窄、觀念落後的夢，還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產生的「中國夢」。一百五十年來，世界變化很大，人類正在面臨很多新的巨大挑戰。一個大國，還沉浸在自己一百五十年前的夢中，還在戮力地、不計代價地去實現這個夢，這對於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整個人類都是很危險的。

我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模式」的升級版，並批評這樣的升級是「敗筆」，有人不以為然，認為我太幼稚，不懂得政治的複雜性，太性急，總希望一步到位。有朋友轉來幾句批評，告訴我：「歷史總是在缺陷中往前走，只要往前走就好，任何希望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可能適得其反」。可是，我什麼時候反對過那種漸進主義的原則？從來不曾。我又什麼時候奢望過「一步到位」？說實話，一百步後能不能「到位」，我都是懷疑的、悲觀的。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往前走」，而在於弄明白哪裡是前方。道理很簡單：如果方向不對，道路不對，任何所謂「往前走」，又有什麼意義呢？

儘管參與過艱難的中國政治改革，作為政治學者更承認馬基雅維利是我們的鼻祖，但是我確實不足以理解現在流行的兩種邏輯。一種是：不集權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進步；另一種是：進一步的市場化可以解決市場化所產生的弊端。中國的所謂「左派」正在為前者的實現而躊躇滿志，「右派」們則在歡呼後者，甚至左右合流共同膜拜「改革」這個早就已經腐爛了的名詞。什麼「以毛的手段進行鄧的改革」？毛的手段是「文化大革命」，鄧的改革最終是官員和他們的關係戶發財。新一輪改革，是否就是加倍鉗制甚至剝奪民眾的公民權利（civic rights），同時翻番讓政府及其合作者如柳傳志、馬雲等佔有中國國民財富的更大比例呢？

就鉗制權利和增加財富而言，我並不認為「中國模式」行不通。是的，它能做到這兩條，而且做得有效。我對「中國模式」的批評，恰恰在於它做這兩條做得太好，為此不惜代價──「兩個不惜代價」，即「不惜代價維持一黨專政，不惜代價推動經濟發展」，這也是我以前總結過的「中國模式」特點，這裡不再重復了。事情就是這樣：越是不在乎代價，代價就越是大；有人得到了很多，別人付出了代價。「中國霾」就是代價之一，很大的代價。是誰為此付出代價？不用說，大家都明白。沿用這樣的「中國模式」，不錯，是可以實現一些人的「中國夢」的；而伴隨這樣的「中國夢」，必然就是今天全國山河一片紅、明天全球生態大崩潰的「中國霾」。

文章來源：《動向》雜誌2014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