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六十六）

北京時間：2014-02-06 08:08

【新唐人2014年2月6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十八章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於一九五八年夏秋之間，停於一九六一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國大地保持了不到兩年時間，但它帶來的災難和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兩年。公共食堂本來是人民公社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紹。但對於大飢荒來說，它具有直接意義，所以單辟一章。

一消滅家庭

幾千年來，家庭，這個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還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單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義者看來，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是實現共產主義或世界大同的障礙。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主張消滅家庭。毛澤東等一批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年青時就深受這種理想的影響，接受了消滅家庭的思想。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第四次講話中說：「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一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一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產什麼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志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註一）毛澤東此言一出，他的臣下們，不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當時的報紙說公共食堂是農村幹部「自發」辦起來的，實際上是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上下互動，「轟」起來的。開始，個別地方辦了不大的農忙食堂，上面立即總結，宣傳，表揚，把它提到共產主義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著一轟而起。

公共食堂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使毛澤東等領導人無限欣喜，他們似乎找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途徑。恩格斯早在一八四五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設想。他說：「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這種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一個家庭都單獨準備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單獨備有餐具，單獨僱用廚師，單獨在市場上、菜場里向肉商和麵包商購買食品，這白白佔據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勞動力！可以大胆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完成自己的工作。」（註二）一九五八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他不僅有恩格斯的根據，還有中國古代的根據。十二月十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供參加會議的人閱讀。他對漢末張魯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賞。他在批語中寫道：「道路上的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張魯傳值得一看。」（註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六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他聽說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后說：「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賣飯，比起這裏還不行。」他說，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才算徹底解放。他對公共食堂、托兒所等組織評價很高，稱之為共產主義萌芽。周恩來參觀結束時，工作人員請他題字留念，他毫不猶豫地寫下了十九個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註四）

劉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論，比較完整地表達了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的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

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要消滅的。不知道你們對消滅家庭怎樣理解？你們要座談一下。當然家庭消滅不是現在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在中國，康有為最早提出消滅家庭，他主張男女結婚不得超過一年，他說這樣一來，六十年後就沒有家族了，他是從消滅私有財產想的，他認為家庭佔有私有財產，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他說如果把妻子兒女作為私有就不能天下為公。因此，他主張消滅家庭。

毛主席講，家庭是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家庭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生產單位、教育單位、消費單位，它的社會職能有這麼多，現在家庭已不能成為物質生產單位了，物質生產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業，但家庭還是消費單位。

現在社會上的勞動力有很大浪費。……現在家務是各個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飯，家家洗衣，家家帶小孩，家家補衣服、做鞋子……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應該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河南一個農業社，有五百多戶人家，其中二百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飯了，組織起來以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二百多人做飯，現在只要四十人做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最大的好處是二百人做飯變成了四十人做飯，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註五）

後來，由於西方報紙批評中國共產黨消滅家庭，中國的報刊上不再提消滅家庭，是為了「不給反動派留下口實」，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一直沒有停。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的宣傳機器，所有的教科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會議，無不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考察和任用中，還把共產主義信仰是否堅定，當作一個重要條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關係這麼密切，不積極響應的幹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轟而起，發展速度驚人。很多地方不到十天時間內，所有農民都加入了食堂。（註六）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國共辦農村公共食堂三百四十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佔全國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註七）連青海、寧夏這些西部邊遠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發展。據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青海日報》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已辦起公共食堂九千八百多個，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一百五十多萬人，佔全省農業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寧夏日報》一九五八年二十月六日報道，全自治區一百五十二個人民公社建立了九千七百四十八個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飯的農戶已有二十三點四八五二萬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點一五。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區的公共食堂，總數在五千個左右。青海和寧夏是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發展更加迅猛。一九五八年十月公共食堂發展到頂峰。

實際上，消滅家庭以後，更有便於各級官員更加強對農民的控制，使極權社會達到極致。一九五九年七月，對四川省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調查（註八）稱，「人們在食堂一起吃飯，出工時間一致，保證了勞動時間。吃食堂以前，社員一天只能幹七八小時的活，現在，平均每人每天勞動十小時」，「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食堂，把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合而為一了，過去開會排活浪費時間，現在隊長吃早飯時一宣布排工，碗盞一推，組長就帶人出工。」「公共食堂成為對社員進行教育的陣地。飯前飯後給社員讀報、組織收聽廣播，加強了對社員的共產主義教育」。這個調查報告，按照當時的主體輿論，列出了辦食堂的多種好處，如節約勞動力；社員吃得飽，吃得好；等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都是假話，而這裏摘引的加強了對社員的生活、行動和思想控制的內容，卻是事實。給幹部控制農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實。

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食堂。消滅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單位以後，就降低了家庭抗禦飢荒的能力。家裡沒有鍋灶，連燒一壺開水的條件也沒有，更不用說弄點代食品充饑了。

二大辦食堂過程使農民家徒四壁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連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再冒煙。有些地方，農村幹部手下留情，沒有搞得這麼徹底，社員家裡還保留簡單的鍋灶，從食堂打回飯菜以後，再熱一下。

在大辦公共食堂同時，還大辦幼兒園、托兒所、養老院。辦這些公益機構的物資都是從農民家庭里無償徵集的。房子是農民騰出來的。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公社「由於辦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亂了，變動面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權，家家戶戶不安心。」（註九）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點拆除，集中建設「共產主義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來，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開居住。這是真正消滅了家庭。一九六一年劉少奇回家鄉調查，跟隨劉少奇的蹲點工作組寫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寧鄉縣當時有八十四萬人口，有住房七十多萬間。大躍進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四十五萬間，其中又有三萬一千間被國家、集體無償佔用，社員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四十二萬間。（註十）拆房不僅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新村，還有一個目的是拆下陳磚當肥料。大搞「積肥運動」，主意打到農民的住房上。

當時的報紙宣傳說，農民交出這些財產是自願的，實際情況是，在收繳這些財產時，幹部、民兵同時出動，挨家搜查，鬧得雞飛狗跳，有些地方還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農民自己交出來，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行為。當時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正是辦了公共食堂，才使得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被拆了房子的農民連「四壁」也沒有。

四川省簡陽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是省委書記李井泉「蹲點」的地方。全大隊有三百八十三戶、一千五百三十七人，耕地面積一千八百六十四畝，共轄八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這兩個食堂都是一九五九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牆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個壯勞動力一天的勞動才兩角多錢）。萬樂食堂花的錢也是一千多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閑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髮室」、「醫療室」、「託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牆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台，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台」、「詩歌台」、「社員五好評比台」、「團員評比台」、「毛主席著作學習台」，以及「創作台」、「來賓詩話、留言台」等等。客廳正中放置一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面擺著花瓶、熱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裡，修建了一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大門上壁房頂列豎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間最高一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像一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一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四-五元；房子則是採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一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一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面目。食堂建成后，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一製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捲、包子、饅頭，菜肴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一方面，廣大社員這時連稀湯都喝不飽。（註十一）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糧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著就收走自留地。農業集體化以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歸社員家庭種植。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在第三章第十七條明確規定，「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或別的園藝作物的需要，應該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擁有的數量「至多不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數的百分之五」。（註十二）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公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與初級社規定的基本相同。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註十三）辦了公共食堂以後，家裡不做飯，種菜就沒有必要；沒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種飼料。要辦好食堂，必須建立蔬菜基地，大辦養豬場，這就要佔有社員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貴州省辦食堂的經驗中，明確提出「要辦好食堂，社員的自留地勢必要轉交給食堂」。因此，凡是辦公共食堂積極的地方，大都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這一招十分得意。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四日晚，他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會要進行激烈的鬥爭。」（註十四）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體生產以外，家庭副業完全被消滅。在大飢荒面前，農民家庭毫無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斃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一月三日，全國處於大飢荒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才明確規定：「應該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經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應當撥出適當土地分給社員，做為自留地。今後不得將自留地收歸公有，也不得任意調換社員的自留地。」這個規定還是堅持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土地的百分之五。（註十五）但此時已到冬天，農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決飢餓問題。

註解：

[註一]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四），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三十九頁。

[註二]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一八四五年二月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七十九頁。

[註三] 毛澤東：《為印發「張魯傳」寫的批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六二七頁。

[註四]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五三-一六零頁。

[註五] 劉少奇：《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材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人民出版社資料室，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註六] 中共榆中縣委書記雷秉讓：《食堂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共甘肅省委收文：甘收（六一）二一六九七號。

[註七] 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十一頁。

[註八] 《關於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調查》，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

[註九] 胡喬木等：《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一年四月十日。

[註十] 張步真：《渴望真話——劉少奇在一九六一》，珠海，珠海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四零頁。

[註十一] 惠文：《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觀察網：大飢荒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