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五十八）

北京時間：2014-01-27 08:08

【新唐人2014年1月2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十六章大飢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合稱為「三面紅旗」。這是一九五八年令中國人狂熱的政治旗幟，是造成三年大飢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飢荒的禍根。然而，執政者多年來把這一禍根視為珍寶，從一九五八年到改革開放以前的一九七八年，對「三面紅旗」的態度是劃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忠與不忠的一個重要標準。

「總路線」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簡稱。它的文字表達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當時報刊宣傳說，「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大躍進就是高速度的體現。所以，從思想認識上，總路線和大躍進是一回事。不過，總路線偏重於指導思想，大躍進偏重於行動，大躍進是總路線指導下的行動。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國以後逐漸形成

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到二十五日的成都會議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設搞得快一點

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都有一種思想傾向，總是過早地估計革命勝利的到來。人們稱為「急性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認為歐洲的革命危機迫在眉睫。列寧論證了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他曾想直接從當時的俄國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受挫以後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但他對共產主義的到來也估計過早。他在一九二零年《青年團的任務》中排了這樣一個時間表：「現在已經五十歲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於十五歲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 （註一）按列寧的估計，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就宣布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註二）一九五二年又宣布，蘇聯已處於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急性病，這種急性病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他們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糾錯機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經濟上的市場制度能夠對所謂「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不斷自動地進行糾正。這正是他們認識上的盲點。這個盲點也造就了他們所設計的社會制度的根本缺陷：對市場的敵視和對民主的輕視。

舊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領導人迫切地希望儘快地改變中國的面貌，總想事情辦得快一點：快一點實行城市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快一點實現農業集體化，快一點發展農業、工業、教育事業和其它事業。但是，為了實現這種願望，領導人往往不顧客觀現實的可能性，認為只要大搞群眾運動，什麼事情都能辦成。由於缺乏民主的決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澤東的意見占絕對支配地位。直接負責經濟工作的幾位領導人，知道很多主觀願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實際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不僅得不到自由表達，反而被指摘為「右傾思想」。毛澤東一批評右傾，多數人就附和，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在這種政治氣氛下，了解實際情況的領導人，要堅持自己正確的認識，不僅僅是面對毛澤東的批評，也面對眾多人的批評。這樣，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正確認識，轉而附和毛澤東，從而使毛澤東的認識更偏離實際。他更強調「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更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認為只要有了這樣的精神狀態，就能把事情辦好辦快。從這種指導思想出發，毛澤東一直批判經濟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

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擇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後于形勢的發展，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的路線.……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註三）

據上引資料，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還當場念了一幅對聯，表示對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的體會。上聯是：客觀可能超過了主觀認識；下聯是：主觀努力落後于客觀需要。他還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一九六七年糧食總產量一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按照現代的語言來說，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想搞「超越式發展」。對當時的中國貧困落後的現狀來說，誰都想「超越式發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發展」也可能成功。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又是輿論一律，當權力中心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只有一個方向的力量推動，只有一個方向的輿論作動員，只有「正反饋」，沒有「負反饋」。最高領導人只能得到他喜歡的信息。這就很容易把這種思路推向極端。按照劉少奇的上述傳達，毛澤東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批判的範圍涉及到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村通過集體化剝奪農民，限制農民的自由；在城市通過國有化剝奪民有企業，消滅民間的經營活動。這實際是從根本上消滅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僅希望經濟發展快一點，更希望消滅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也快一點。這樣做，哪裡還能實現「超越式發展」？

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定稿的毛澤東著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序言中還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註四）

一九五六年一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的稿子是經毛澤東審定的，（註五）「說明」指出，到一九六七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一萬億斤。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千億斤，增加百分之二百，即九千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一九六七年糧食總是量只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億斤，不到毛澤東提出的目標的一半。直到一九九三年才達到九千億斤。當時毛澤東講一九六七年糧食產量達到一萬億斤也是組織人算過賬的。不過，算賬時從好的方面想得多，從不利的方面想得少。這個綱要還規定，從一九五六年算起，五年到七年內，基本掃除城鄉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實卻是，二零零零年進行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是年中國文盲人口八千五百零七萬人，文盲率為百分之六點七二。（註六）要說「冒進」的話，這個序言中的糧食指標「冒進」了近三十年，掃盲計劃「冒進」了一百年。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這篇序言，是「冒進」的罪魁禍首。（註七）

在各方面批判「右傾保守」的精神下達后，國務院各部也不顧各自的實際情況，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一九五五年夏季在北戴河彙報時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到一九六七年）的指標。如糧食計劃由六千億斤提高到九千五百億斤（加上大豆為一萬億斤）；棉花由五千六百萬擔提高到一億擔；鋼由一千八百萬噸提高到二千四百萬噸；煤由二萬八千萬噸提高到三萬三千萬噸。有的部乾脆把上述指標的完成時間由一九六七年提早到一九六二年。國家計委，作為全國經濟計劃的權威部門，本來有審查計劃、搞好綜合平衡的責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標報到國家計委以後，在政治高壓力氣氛中，他們怕人說自己「右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職責，不敢提出不同意見。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註八）

有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這個激動人心的計劃，毛澤東心裏更有底了。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的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一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開始，三十四個部委向中共中央彙報。這些彙報也是在批評「右傾保守」的政治氣氛下進行的，彙報的內容大多是毛澤東愛聽的。聽彙報時毛澤東很興奮，不停地插話，不停地鼓勁，說「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可以超過蘇聯」，說「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後來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些插話向下傳達后，進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標的溫度。（註九）

毛澤東如此急於建成社會主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要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之後，蘇聯領導層幾經反覆，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終於取得了比較穩固的地位。但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曉夫。朝鮮戰爭勝利以後，他的地位顯然提高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感覺。他雖然口頭上一再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在內心想取而代之。而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走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前面。毛澤東說要超英趕美，其實，他最想超的就是蘇聯。對毛澤東這一動機，李銳、沈志華的著作中都有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來帶頭反「冒進」

冒進，是指走得太快，不顧條件、不顧後果冒然前進。反對經濟建設上的冒進是一九五六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七年初。反冒進的主要人物是國務院的一些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因為速度太高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難題。而這些難題必須由他們來解決。他們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更多地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他們是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這批人以後發展為中國的「務實派」的主力，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力量，對中國的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是后話。

在批判右傾思想的形勢下，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勢頭。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八）規定，五年內限額以上的基本建設項目六百九十四個，建成的四百五十五個，後來基本建設項目追加到七百四十五個，建成項目追加到四百七十七個。幾個月以後，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八百個，建成項目追加到五百多個。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原來是一百二十一億元，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後來又增加到一百七十億，一百八十億。基本建設項目一多，資金，鋼材，水泥，設計等方方面面都顯得十分緊張。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設項目。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感到「各方面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壓力很大。從他這個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很多部門正在做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註十）

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他們商定把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一百八十億元壓縮到一百四十七億元。壓縮以後的這個數字還是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八。（註十一）

二月八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註十二）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周恩來、陳雲還感到指標太高。但四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二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不同意毛的意見，說這樣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會帶來一系列困難。毛澤東最後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找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很生氣。不久，毛就離開了北京。從五月起，周恩來從防止冒進轉向糾正冒進，五月十一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斷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註十三）

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共中央開會研究六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預算報告，決定經濟發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根據中央這個會議的意見，六月三日，財政部提交給政治局討論的預算報告初稿中，寫進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的文字。六月十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這個初稿。並指定胡喬木根據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在政治局會議的修改稿中，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在這期間，又把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一百四十七億元進一步壓縮到一百四十億元。（註十四）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其中有這樣的話：「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面幹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系統都不願意民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採取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這個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經過多次討論，經過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於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登出。在發表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面批了四個字：「我不看了」。（註十五）

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來勢洶湧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一九五六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基本建設、職工人數等方面還是增長過快，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十億的赤字。在編製第二個一年計劃和一九五七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註十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到二十七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八大」通過的這個政治報告實際是政治上的反冒進。報告中有兩個估計：

一個是對階級關係的估計：「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在上述估計的基礎上，對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

在「八大」上通過的、周恩來作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強調「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個表面上兩面都反的說法，在當時就是反冒進。

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認識有些不一樣。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澤東必須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八大」的決議。否則，他只能辭職下台。但是，中國是一個王權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家，制度構架已經把毛澤東放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極其穩固。毛澤東是不會允許臣下違背他的意願的。他對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不滿，對「八大」的決議不滿。他不僅要對反冒進進行還擊，還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針和路線。在這個制度條件下，他有力量做這件事。他在等待條件和時機。

註解：

[註一] 列寧：《青年團的任務》，一九二零年，《列寧文集》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八零七-八一一頁。

[註二] 聯共（布）黨史特設委員會《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七七頁。

[註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二二頁。

[註四]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二二三-二二四頁。

[註五]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六十四頁。

[註六]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九十三頁。

[註七]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七頁。

[註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二七頁。

[註九] 同上，第五二八頁。

[註十] 同上，第五三二頁。

[註十一] 同上，第五三二-五三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