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6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十三章 各省飢荒縱覽
一 十二省以外情況
本書前面十二章介紹了十二個省和城市的情況。這十二個省是我一一考察過、並閱讀過檔案資料的。還有一些省份我沒有專門考察，卻通過各種渠道得到了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這裏作一些介紹。
[一] 山西壽陽事件（註一）
在中共中央大躍進的號角下，中共山西省委於一九五八年一月向全省人民發出「鼓足幹勁，猛烈躍進」的號召，指出要「徹底掃除一切消極、保守情緒」，同時對全省工業、農業方面提出了後來曾被稱作保守而實際上難以完成的高指標。二月，省委召開了地、市、縣委書記會議，提出了「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爭取十年『過長江』」（註二）的號召，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浮夸風、瞎指揮滿天飛，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間實現，農民自留地、家庭副業、農村小商販、集市貿易都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取消了，從而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農業、輕工業下降，糧食極度缺乏，市場供應緊張，財政赤字嚴重。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後，全國一片反右傾、鼓幹勁的熱潮，誰對「三面紅旗」有半點疑慮，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壽陽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開了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大搞「反右傾、鼓幹勁」，並於十月二十九日和十一月十六日連續舉辦了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不顧實際，對當年糧食生產的計劃產量再次加碼。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熟土層，又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產量一万五千八百四十萬斤就難以完成。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二万二千萬斤，而最後核實的產量只有一万一千九百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徵購任務九千八百萬斤，實際完成九千三百六十三萬斤。這樣，在上交任務后，全縣實際僅留二千五百三十七萬斤。按十六萬人口計算，人均口糧僅有一百五十八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由於糧食出現極大虧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糧上，他們懷疑生產隊普遍存在瞞產私分，社員家裡至少隱藏有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斤糧食，只要挖出這兩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不僅如此，王之一等為了「干出一番成績來」，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等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一百萬元。結果各級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四百一十八点三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為四十六元，而集資任務竟每人達到五十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八十萬元，而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之多。於是集資有了新的內容，凡是「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都在可集之列，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座鐘、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只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的說法。
為了保證此項工作的「躍進」，以「反右傾，鼓幹勁」為借口到處插「紅旗」，拔「白旗」，把對他們的命令執行遲緩的人視為「白旗」，進行批鬥，誰有不同意見，就給誰扣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帽子。廣大幹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勵，實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擊。王之一首先在縣委內部開刀，搞所謂「二張對比」，表揚了積極執行他旨意的書記處書記、宗艾公社黨委書記張俊文，批判了他認為右傾的另一位書記處書記張存銳和鞏佩璽，批判中採用了推擁和站板凳升級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幫」、「幫助幫助」。這種典型示範很快在全縣推行開來，推人打人之風一浪高過一浪。
宗艾公社是縣委書記王之一的「點」。群眾拿不出所集物資和糧食，公社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有的幹部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就是一例。他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闢為斗人場所。批鬥中還組織有一百三十人的專業隊（打人隊），刑法多達二十余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甘肅、山東稱此刑罰為「炒豆子」，四川稱為「炒毛芋」――本書作者注）；所謂升級，就是在桌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四人，斗后死亡二十四人，斗后自殺十九人，畏斗自殺十六人，餓死二十四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六十九人，共計一百五十六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全村九百五十二人中，有一百二十一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達三十六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六十六点七萬斤，徵購任務竟達七十四点九萬斤。對此王維還要再加四十萬斤。為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后，指定了打人兇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並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四十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打死你，哪裡還在乎一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一個生小孩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八十六人，推打后死亡六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四人。被指定的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八十二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八百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斗者達一百二十一人，致死十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后，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人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后活活打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等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所以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里去啦」！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底發動，到一九六零年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四百三十五個生產隊中，有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九戶被抄家搜查，二万四千零六十三戶被集資，三千一百一十六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三百四十九人之多。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實后，撤銷了王之一黨內外一切職務，改組了壽陽縣委、宗艾公社黨委，查處了一百三十三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幹部，追究了三十五名嚴重違法亂紀人員的法律責任，其中王維、蘇景雲等四人被處以死刑。對受到摧殘的人員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屬以及其他困難戶撥專款派人上門進行安撫，集資物款退還原主，國家撥出三千萬斤糧食返還農村，解決群眾生活困難問題。
[二] 廣西環江事件
在大躍進以前，廣西就出現了餓死人的事件。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廣西因災死人事件給予有關黨員幹部處分的決定》中指出，廣西省於一九五六年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當時廣西省委和有關地、縣委沒有及時採取有力措施制止災荒的發展，造成了平樂、荔浦、橫縣等地區農民大批逃亡和死亡的嚴重事件。中央決定，一、廣西省委第一書記、省人委委員陳漫遠，對嚴重自然災害不加重視，沒有及時加強救災工作的領導，造成群眾大批逃荒和死亡的嚴懲事件，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人委委員的職務。二、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郝中士（代理省長），關心群眾疾苦不夠，忽視災情的嚴重性，沒有積極採取有效措施，作好救災工作，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副省長的職務。三、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肖一舟，負責領導財糧工作，不認識災情的嚴重性，沒有領導有關部門做好救災中糧食供應工作，使災情嚴重化，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副省長的職務。四、平樂地委書記楊林給予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五、平樂地委副書記何庶民給予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橫縣縣委書記薛秋水、平樂縣委書記矯志周、荔浦縣委書記王文陸等有關責任者都給予了黨紀處分。
據中紀委李堅向本書作者介紹，廣西餓死人的事情發生后，民主黨派負責人反映強烈，鄧小平負責處理這件事，用專機把廣西的領導人接到北京作了上述處理。
事後毛澤東說：「廣西事件讓民主黨派鑽了空子。」（註三）可見，毛澤東廣西餓死人並沒有吸取教訓。廣西的幹部更是沒有吸取教訓。一九五八年重犯了比一九五七年更為嚴重的錯誤。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大衛星」。環江縣位於廣西北部，總面積四千五百平方公里，居住著毛南族、壯族、水族、漢族、苗族、瑤族、侗族等多種民族。環江是個產糧食的大縣，縣內森林資源豐富。
一九五七年以前在這裏任縣委書記的王定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介紹了環江事件。（註四）本節資料取自此文。
一九五六年，全縣初級社全部併為高級社，實行集體的生產和統一分配。大石山區一些居住分散的農戶，為了參加集體勞動，五更前就要起床，走兩三個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集體收工后，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在分配中也出現很多弊端，群眾反映強烈。根據實際情況，一九五六一九五六年，這個縣實行了「水稻三包（包工，包資，包產）到隊、到組、到戶，超產獎勵，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戶」的作法。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王定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專題書面報告，地委以文件形式批轉給各縣委並加了按語，要各縣參考，同時批准環江縣可以搞試點。後來，這一方案被戴上了瓦解農業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帽子，環江縣委改組。原縣委四個正副書記三個劃成右派，書記王定划為「極右」。
清除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以後，新任縣委書記洪華等人就放開手腳「大躍進」。他們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號。洪華宣布，糧食產量要爭「全區第一，全國第一，天下第一」。為了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經過縣區兩級精心策劃，決定選用並篼的辦法，柳州地委（這時環江已改屬柳州地委）向縣裡暗示：「……湖北三萬斤畝產的衛星是把六畝移到一畝里去了。全國衛星沒有十萬斤，恐怕是放不出去的。」
根據地委畝產十萬斤的意圖，縣裡派出了縣委管農業的副書記季某和農業部副部長覃某等一批人，於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前後，召開專門會議，八月二十三日開始行動。
具體做法是，把原來搞試驗的一塊一点一三畝試驗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來，再犁耙、深耕，將大量的肥料施入田中，然後耙融耙爛。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內，動員當地社員、縣直機關幹部和在地縣參加集中學習的中小學教師近千人，從幾個生產隊的一百多畝水稻田中，選出長勢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連根帶泥移到試驗田中並篼。由於不分晝夜，那塊田並篼兩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上面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
在並篼過程中，為了使禾苗不倒伏，他們用木樁支撐后再用竹篾片攔腰，將田塊分成五六尺見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便直立在一塊一塊的方格子中。移植的禾苗不透風，就用噴霧器改成的鼓風機，由十個人輪流鼓風，晝夜不停。此外，還用紋帳將糞水過濾后，用噴水壺噴洒。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環江縣委向柳州地委和廣西自治區黨委報喜，聲稱要放一顆畝產十萬斤的全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廣西自治區黨委、柳州地委隨即發函邀請各新聞單位和電影製片廠到現場採訪報道。還組織檢查驗收團，成員有黨政領導、政協領導，還有廣西農學院、廣西大學以及有關科研院所的水稻種植的專家教授。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上午十時，舉行了有六千多人參加的開鐮儀式，收割時把田裡收下的穀子一擔一擔地挑起排成長隊，在縣城的主要街道遊行兩圈后，再挑進縣委大院過秤堆放。在上街遊行時，在四個生產隊的糧倉里，一群群社員遵照指令，從糧庫里挑出的穀子跟在遊行隊伍後面，這樣，挑穀子遊行的隊伍一下子就增加了兩倍多。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折騰，縣委大院堆滿了穀子，統計人員從登記簿累計出數字，這塊試驗田共一点一三畝，當天收割了一点零七五畝，收到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点四斤，摺合畝產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点一四斤。就這樣，一個全區、全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水稻畝產最高紀錄便魔術般地「創造」出來了。
事後細心的人士作過了解和統計，當天在這塊收割的一点零七五畝稻田裡，實收穀子二万六千多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里又挑出了六万七千多斤穀子參加過秤，另外四万七千二百一十七点四斤，則是團團轉、重複過秤「創造」的。
環江縣向上彙報的數字是，一九五八年糧食總產量是三点三億斤，而實際只有一点零五億斤（這個數字也有水份）。產量高，徵購也就多。一九五八年的徵購任務是一九五七年的四点八倍。這麼高的徵購任務肯定是完不成的。於是就反瞞產私分，把農民僅有的口糧都搜羅盡了，但是催交徵購糧的壓力不減。到一九五九年春，斷糧的農戶越來越多，四五月份死人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廣西自治區黨委給環江批了一百萬斤統銷糧，才免強渡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飢荒。
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以後，更加緊了反右傾保衛「三面紅旗」的政治運動，新一輪高浮夸、高徵購的浪潮超過了一九五八年。上級分配給環江縣糧食總產量任務是九点九億斤，比一九五八年的三点三億斤又增加了兩倍，而當年實際總產量只有零点八二八億斤。上級分配的徵購任務是貿易糧零点一七億斤（摺合原糧一億斤），超過了全縣糧食總產量一千多萬斤。實在沒有辦法，後來將原來報的糧食總產量由九点六億斤調整為二点四億斤，徵購任務調整為零点三八五億斤貿易糧。十月二十日，在地委三級幹部會議上，縣委書記洪華報喜：已完成徵購任務零点三八八億斤，後來才知道實際放庫只有零点一八八一億斤。
為了完成上交徵購糧任務，環江縣委按廣西自治區的布置，將各集體小倉庫里的糧食作為徵購糧一起併入國家倉庫，這樣總算完成了徵購任務零点三一五六億斤。
縣裡既將群眾的口糧，豬、牛牲畜的飼料糧全部併入國家倉庫，又實行餓死人也不給開倉的政策，誰若擅自開倉，輕的開除黨籍、公職，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著崖的鼻子大罵：「有你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你崖日堅。」當場宣布開除崖日堅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裡和村裡，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輪流鬥爭后還不給飯吃。在一次鬥爭后，這位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農村幹部走不到兩里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飢餓難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到貴州、金城江等地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在關押之中，連悶帶擠，死去四十四人。在追捕過程中，水源公社書記韓祖文曾按照洪華指示宣布：「外逃人員經動員還不回來的，就打死算了。」
這個縣的反瞞產私分是以反右傾的政治鬥爭形式開展的。在會上，由各大隊選一個報產量最高的生產隊為標兵，要其它生產隊向這個隊看齊，達不到的就算瞞產私分，就要挨批受斗。讓報得多的生產隊幹部去批判報得少的生產隊幹部，在批判時，不願多報的、報不出瞞產糧食的就要送去「小勞改」，不給飯吃。在縣委書記蹲點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竟逼死十三人。洪華還說：「這些人是社會主義的逃兵，死幾個不要緊。」
面對群眾的災難，有良知的人冒著危險為民請命。一九五九年三月，環江縣人委幹部譚紹儒以環江縣城關區公所的名義向中央和報社寫信反映飢餓情況，要求上級到環江調查。此信被洪華截獲，他指令分安機關拍成照片，在全縣範圍內查對筆跡，追查寫信人。譚被查獲后，在全縣輪流批鬥，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為了掩蓋死人真相，洪華給郵局下令：「凡是寫給上級黨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縣委審查。」有的環江籍戰士回家探親，見家人餓死，寫信到報社，被批迴環江調查。結果，有的被開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勞改。
情況被封鎖，得不到外界救助，飢荒愈演愈烈，因飢餓造成浮腫、肝炎、乾瘦、婦女子宮下垂等病人不斷增多。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間，環江縣到底死了多少人？沒有人作過統計。一九五四年環江縣人口十五点七萬人（人口普查人數），一九五九年全縣人口已增至十七萬，而到一九六二年，全縣人口只有十二萬人（全縣統計發布票人數）。粗算起來，這段時間，人口減少了四萬多，占當時人口的四分這一。另有一種分析是環江縣當時死亡五萬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死亡率是：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為百分之二十六，付點公社中山大隊為百分之四十六点五七，馴樂公社康寧大隊為百分之四十五点五。水源公社的龍樹屯、馴樂公社訓林大隊岩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絕了。據水源公社所死的一千七百零六人分析，其中餓死的有一千五百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有八十二人，當場斗死的有十五人，開槍打死的五人。全家死絕的五戶。
後來，廣西區黨委覺察出環江縣的問題，一九六零年三月，派出一個檢查團到環江調查。洪華等極力封鎖情況，給調查組設置障礙。他們多次召開秘密會議威脅說：「亂反映情況是大是大非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洪華指摘調查組「不懷好意」、「專找岔子」，還說：「這些年輕人無知，生活在城裡，很少下鄉，下來專找死人的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縣委副書記韋某腰掛手槍，威脅反映情況的人說；「你反映（死人）的情況如果真實，墳頭在哪裡？你敢簽名蓋章嗎？」檢查組工作困難重重，檢查工作無法進行。後來因環江縣情況越來越嚴重，餓死人無法掩蓋，廣西自治區黨政領導親自到環江，調查工作才得以進行。
經調查團調查，環江縣大量餓死人的事實被認定。一九六零年六月，縣委書記洪華被撤職，改任地委財貿部長。一九六零年冬，在整風整社（有的地方稱民主革命補課）中，被揪迴環江縣批鬥。一九六零年三月二日，在環江縣幹部群眾大會上，宣布開除洪華的黨籍，並逮捕法辦。后被判有期徒刑五年。一九八零年，洪華被平反。
[三] 中寧事件（註五）
寧夏中寧縣是個小縣，一九五八年人口只有十一萬，當時屬甘肅省銀川專員公署。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在全縣範圍內發生了因飢餓而死亡、浮腫和外逃的慘痛事件。據官方公開披露的資料，全縣死亡一千八百零一人，浮腫二千六百零五人，外逃八千五百一十八人。和其它地方的飢荒相比，這是一個很小的數字。為什麼死亡人口這麼少卻成為向中共中央和全國通報的「中寧事件」？我們只能對這個數字存疑。
問題還是發生在糧食方面。一九五七年，銀川專員公署下達糧食產量計劃為八千五百五十三萬斤，十二月，在批判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的「右派反黨罪行」時，中寧縣委書記齊丕文稱一九五七年糧食產量達九千萬斤。縣長賀錦繡提出異議，被當成右傾受到批判。實際上，一九五七年糧食產量只有六千九百四十八萬斤，完成徵購任務二千一百四十四萬斤，占實際產量的百分之三十点八。
一九五八年原定糧食計劃指標為一点一億斤，傳達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的大會上，改為一点六億斤。會上再一次批判了縣長賀錦繡，並被調離，由齊丕文一人兼縣委書記和縣長。接著，中寧又放了兩個「高產衛星」，秋收還沒有結束，就上報糧食總產量達一点六八億斤。中寧縣成為全國農業先進縣，齊丕文進京出席了全國農業先進代表會。實際上，一九五八年糧食產量只有七千七百三十六 萬斤，完成徵購任務三千一百二十六萬斤，佔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点四。
一九五九年一月，全縣三屆二次黨代會的報告中說，一九五八年糧食總產已達一点八億斤，一九五九年要達到三点八億-四 億斤。最後確定糧食產量計劃為二点八九六億斤，徵購任務為七千一百三十萬斤。由於偏離實際太遠，七月，將兩個指標下調為一点一五二六億斤和四千三百萬斤。十一月中旬，自治區召開六級幹部會，齊丕文率隊參加。會上借反右傾運動的政治壓力，強行落實糧食徵購任務。渠口公社渠口大隊總支書記汪金山反映糧食估產過高，徵購任務難以完成。還說不少社已外出逃荒。汪受到批判，上級還給中寧縣增加了一百零五億斤的徵購任務。十二月二日到二十九日，縣裡召開五級幹部會，採取追、壓、斗等手段，讓參加會議的社隊幹部交待「瞞產私分」的糧食數字。在五級幹部會上。逼迫全縣社隊幹部承認瞞產私分糧食二千八百萬斤，讓他們保證
一九六零年春耕期間不缺口糧，不缺種子，不缺飼料。齊丕文在會上說：「種子、口糧不要考慮，先完成徵購任務再說。將來沒有吃的最多發生兩個問題，一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們有的是解放軍。」還威脅說：「誰完不成任務，是黨員的先開除黨籍再逮捕。」 十二月十二日，渠口公社黨委副書記陳鈺被逼自殺身亡。陳鈺死後，全家老小成了「反革命家屬」，逃到內蒙古以乞討為生。
一九六零年三月，縣委幹部蘇忠深隨縣長巫克強到黃河北岸兩個公社檢查春播。但沒有看到一個社員在地里勞動，到處都是冷冷清清。當時口糧不分給個人，社員家庭不設鍋灶。一九六零年一月，絕大多數食堂斷糧。但食堂還是社員的流動中心。蘇忠深隨巫克強到食堂。只見二十多個社員餓得皮包骨頭。看到縣委幹部走到他們面前時，他們全都跪下，有氣無力地喊：「救命，救命！」
一九六零年一月九日，自治區黨委批轉了中寧縣召開五級幹部會議的情況報告，在按語中說：「從中寧的情況來看，隱瞞私分糧食的現象是嚴重的，鬥爭是尖銳複雜的，各地應注意這一問題，把糧食工作做好。」實際上，一九五九年糧食總產量只有六千五百六十六萬斤，卻完成了徵購任務四千九百七十三萬斤，占實際產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七三。
一九六零年三月，自治區黨委在查處「中寧事件」的報告中認為，事件是由於中寧縣委「拒不執行中央和自治區黨委關於生產、糧食、統購統銷、安排社員生活、整風整社等許多指示、決定，長期隱瞞真實情況，抗拒上級檢查，以整風整社為名，打擊黨員、幹部，壓制和威逼社員群眾」而造成的。認為「中寧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縣委領導班子被壞人把持，是壞人做壞事」。
中寧縣委徹底改組，縣委書記齊丕文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齊丕文被槍決的真正原因是，他有外遇，離婚不成，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將妻子殺死。除齊丕文以外，縣委其他成員，有二人被定為壞分子，開除黨籍，在處理時死去；逮捕四人，受其它處分三人。另有二十多名科級幹部受到處理。
註解：
[註一] 郭志珍 武代玲：《一九五九年：壽陽事件》，載《滄桑》一九九九年六月。作者為壽陽縣誌辦公室幹部。
[註二] 一九五六年一月最高國務會議通過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到一九六七年，黃河、秦嶺以北的地區，糧食平均畝產要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黃河以南淮北以北的地區，糧食要由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嶺以南地區要由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達到這幾條標準，後來被簡稱為「過黃河」，「過淮河」，「過長江」。
[註三] 李堅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四] 王定：《廣西環江曾放最大衛星 水稻畝產竟達十三萬斤》，載《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第十八版。
[註五] 本節據以下各文編寫而成：李樹傑《談「中寧事件」》、蘇忠深《我在「中寧事件」上接觸到高指標問題》、任善藝《「中寧事件」前後的幾點零星回憶》、葉光彩《農民蕭漢興上書毛澤東》，這幾篇文稿載《寧夏文史資料》第二十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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