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5日訊】宋彬彬終於道歉了，為1966年卞仲耘的慘死而道歉。作為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文雅、秀麗的卞仲耘，是被一群紅衛兵用帶銅鈕的皮帶活活抽死的，而宋彬彬是這群紅衛兵的頭，極可能就是這起殺人案的主凶，或兇手之一。但她一直否認自己是兇手，並聲稱她不知道兇手是誰。

然而，兇殺案就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公安部門立案偵察，斷無可能查不出兇手。

宋彬彬的道歉並不真誠，她說：「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好一個「保護」！那時候的她，一個紅衛兵頭頭，何曾想到「保護」二字？在她那顆被毛澤東思想燒昏的腦袋裡，有的只是「消滅」二字，「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一群人消滅另一群人，從肉體上消滅，從地球上抹去。殘殺。

據說，那是文革中的第一起武鬥、第一起殘殺。隨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宋彬彬，說：「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她應該把名字從「彬彬」改為「要武」，她果然照辦，興高采烈。顯然，毛事先已經知道了她的「英雄事蹟」，故而有此接見、有此改名一節。然而，今日的宋彬彬，竟然說自己「從沒有正式用過這個名字。」

在由毛澤東鼓動、宋彬彬等人牽頭的「紅八月」裡，紅色大恐怖蔓延，僅在北京，就有近1800人慘遭虐殺，其中，大部分人遭紅衛兵活活打死。如果宋彬彬們真有悔罪之意，應該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要求公開審理當年的一樁樁兇案，為受害者昭雪。如果中國公安機關拒絕受理，則應投案自首到國際法庭，讓發生在中國的反人權、反人類罪行，得到世界公義的審判。

與其說是道歉，不如說是推諉；與其說是向人懺悔，不如說是自求平衡；與其說是為了別人，不如說是為了自己。這不免讓人聯想到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的名著《復活》，那個男主角意識到，自己的懺悔，不過是為了求得自己內心的平衡，另一種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筆下的男主角，至少還為了那份懺悔而奔走、為受害人做儘可能的彌補。

而宋彬彬們做了什麼？排成一行，在卞仲耘的塑像前鞠躬，拍成照片，登上報紙，再次「揚名天下」？不久前，中共已故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也道歉了，相比之下，語調稍微真誠一些，他提到文革「侵犯人權」以及未來「中國法治」的必不可少。

宋彬彬們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澤東的罪惡——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現行制度的罪惡——文革得以發生的環境條件，那麼，那樣的道歉，就永遠是淺薄的、廉價的。沒有深度，缺乏真誠，等於另一種意義上的盲目。

最早的紅衛兵，「毛主席的紅衛兵」，主要由中共高官的子女組成。比如，陳毅（中共元帥）的兒子陳小魯、宋任窮（中共上將）的女兒宋彬彬、鄧小平（中共總書記）的女兒鄧榕、薄一波（中共副總理）的兒子薄熙來……他們的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干誰幹？」這些「紅二代」，就是今日「太子黨」。

「紅二代」，「太子黨」，文革是他們的，今日中國還是他們的。文革，針對億萬民眾的紅色大恐怖，表面上，成了過去式；然而，紅色江山依舊在，扼殺民主、自由、人權的紅色大恐怖，依然瀰漫於神州大地，如霧霾的肆虐，只是，包裹了一層「改革開放」的外衣，讓一些人雙目迷離，識不透表裡，辨不清真偽。

這或許也容易解釋，為什麼時至今日，中南海裡，還有人崇毛、頌毛、保毛？因為，中南海裡的那幾把交椅，仍然是他們吃穿不愁、享樂無度的鐵飯碗；天安門廣場的那塊發黑髮臭的腊肉，仍然是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糧。

有人說，道歉，總比不道歉好。從最低層次上來說，也是。這種道歉潮，至少有一個好處：提醒習近平的「太子黨」政權，遮掩文革、捧毛、朝左轉，開歷史倒車，注定是一條死路。懸崖勒馬，猶未為晚。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