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3日訊】我四下閒逛，

重新審視這座舞臺，

希望能把它寫在紙面上。

——E.B.懷特

到紐約幾天後，太太突然回憶起自己的偉光正，得意地說：「那天在工行換美元，要不是我讓他們給幾張20元面值的，咱們連機場的小推車都用不了。」用那小推車得付費5美元，而美國人很少用百元面值的鈔票，因此必須備一些低面值美鈔。

每個城市，不管多麼美輪美奐，不管如何名震遐邇，都是由它那些人們也許根本不注意的小細節構成的，你很難說這些細節是刻意還是天然，它們來自城市的某種特殊性格——好比一個精心打扮的美女自有其貌似漫不經心的別致，或不修邊幅的美女也有與其天生麗質相匹配的隨意。像所有早已進入傳說的城市一樣，紐約自然有許多特異的個性。

美國詩壇鉅子惠特曼在其名詩《曼納哈陀》中羅列了構成紐約的基本元素（曼納哈陀是曼哈頓的前稱）：

「島嶼、輪船、碧空、大街、建築物、商業街、營業所、街鋪、每週1.5萬到2萬的移民、拉貨的大車，魁梧的馬車夫，古銅色胸膛的水手，……城裏的機械工，師傅們，……擁擠的人行道，車輛，百老匯，女人，商店和展覽上百萬的人……」顯然，這是對紐約體魄性構成元素的描述，而E.B.懷特同時關注一些意在言外的城市氣質，例如孤獨、私密、隔離、冒險，他甚至異想天開地賦予紐約一個神秘的人際距離標準：「十八英寸」。懷特所謂的這種「十八英寸」人際距離，也許是一切現代化大都市的共同特徵，前年我在微博上寫過一條，大意是北京這座城市因為冷漠造就了自由（果不其然，這條微博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點跟紐約相似，人們有著如懷特所說的盡可能的、不得不的寬容，容忍各種各樣與自己不同的存在。正如於興中老師多年前跟我笑說的那句話：「紐約的地鐵裏簡直是本色譜。」

我在紐約地鐵裏見過一位也許來自東南亞的美女——除了小麥色的黑之外，她的臉上帶有一點薰衣草的顏色或者是梵古《鳶尾花》裏的主色調，這種來自人種血緣的極其罕見的獨特和優雅氣質的結合之美，至少我在電影裏從未見過。可以說，這種美麗是某種代表紐約氣質的東西，見到它之前，以我狹隘的經驗及由此而來的那點可憐想像力，無法構築出它的別致。

來了不到三天，太太就作恍然大悟狀，她說現在明白了為什麼美國是兒童和婦女的天堂。商場裏便宜的蔬菜瓜果、交通的便利、每個街區生活必需的豐富——懷特也早指出這一點，這些都讓人覺得在這裏生活挺安心的。我的胃是地溝油檢測器，在北京無論街頭小吃還是中等餐館，都常有因地溝油拉肚子的記錄，於是，我們就餐的世界越來越狹窄。但在紐約，我無需再為地溝油提心吊膽，再小的館子也不會有地溝油。這裏的朋友告訴我，分成A.B.C.D四個衛生等級的飯館，可以讓人自行選擇，不過我還沒注意到這些標記。

我們租了一幢house中的一部分，原租戶胡和邵夫婦是我老朋友，他們在紐約呆了八年，胡的父母也在這裏呆了好幾個月，胡父用他的山東口音跟我感慨說：「這兒好在該辦的事一定會辦。不像中國只講人情，不送禮，該辦的不給辦；送了禮，不該辦的隨便辦。什麼時候把這人情問題解決了，中國就好了。」確如他說的，我在辦社保號以及給太太辦借書證時就有深切感受。社保號這麼重要的事，要在中國還不得盤問你300年才決定給不給辦（當然如果你是外國人可能辦起來也很快很爽），但他們只看檔不認人；借書證只是個小事，但制度上不允許訪學者的家屬辦，就不能辦。

紐約的馬路狹窄，既不直也不平，昨天我和太太出錯了地鐵口，來到49街地面，兩邊的高樓異態紛呈、各有千秋，馬路有它那股原生的蠻荒態，而高樓卻是妖嬈嫵媚的，給人既古老又現代、既傳統又先鋒的清晰而模糊感。打個不倫的比方，如蔣介石寫給胡適挽聯的說法：「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紐約的大量房子都建了有100年以上，我們租的也是百年老房子——但其實一點不老，木結構的裏外都很堅固、翻修後功能也沒有老化問題，採光也很好。紐約作為當年的北美自由基地，財產權的保護狀況自然可想而知。中國的城市化就是政府拆房子搶土地，哪個官員腦子發熱、發漲、發昏、發2了，就會想著要拆民房，所以，中國的城市化在城市裏能整出一條條寬闊、筆直、平整的超長馬路，而在任何私產得到完善保護的地方都不可能如此順溜，可以想像，如果美國無論地方政府還是聯邦政府這麼幹，那簡直是找死，美國人手裏那2億條槍應該尚未改行吃素。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北京有那麼多筆直寬闊超長的大道，卻是個著名堵城，而紐約既沒有超長的筆直寬闊，也很擁擠，但不能說它是堵城。紐約街頭的公車站上都寫著每班車經過的時間，準確到分鐘，我們算過，誤差一般不會超過三分鐘，而在北京，你怎麼可能在公車站寫上每班車經過的具體時間呢？沒有人能精確預測在這座堵城裏旅行需要多長時間。對北京城建設計有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城市道路佈局是一個攤雞蛋模式，馬路就是以內城紫禁城為中心的一個個同心圓的環路結構，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十環，也許發生戰爭時，倒是個敵方天然的靶標。這種四周圍護、不易接近中心的城市佈局，反映了城市規劃的中央集權觀念痼疾，城市設計也成了拜權教圖騰，它最終導致了交通的混亂堵塞。紐約的交通則是網格狀的（它並不會因為紐約市政府在哪兒就搞個特別伺候），四通八達，一條街堵了，換條街是通的；前段時間去青島，當年德國人設計的城市結構也是網格狀的，不會造成連續堵塞以至於最終難以動彈。紐約人敢在公車站寫上公車經過的具體時間，因為確是可預測的。

北京的愚蠢攤雞蛋城市佈局還帶來一大問題，就是難以給一個地點進行座標定位。大馬路固然筆直寬闊超長——比如長安街、平安大道，但是如果你是外地人，你知道長椿街在哪兒嗎？你知道木樨地在哪兒嗎？你知道三裏河在哪兒嗎？你知道大柵欄在哪兒嗎？這些地方對老北京來講實在是熟悉不過，外地人則只能通過地圖尋找，就是通過地圖找也是一大麻煩，地圖並沒有明確易辨的經緯座標。

如果你運氣好，在街上遇到一個北京老大爺，問道：「大爺，請問三裏河在哪裏？」老大爺很熱心：「三裏河，啊，三裏河就在木樨地地鐵站北邊。」你舒了一口氣，好在木樨地有地鐵站。要沒有地鐵站，比如以前沒有四號線的時候，假設你依然運氣超好，遇到一個知道地方的老大爺，你問：

「老大爺，您好！請問萬聖書園在哪兒？」

「萬聖啊，萬聖，在藍旗營。」

「藍旗營？藍旗營在哪兒？」

「藍旗營在北大和清華之間。」

「那北大和清華在哪兒？」

「北大在矽谷電腦城東邊。」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矽谷電腦城在哪兒……」

……

山東和東北有些城市用經序號和緯序號分別表示地方東西南北方向，以此對一個地點進行座標定位，這樣人就不會迷路。紐約也是如此，Avenue表達南北方向的「大道」，Street表達東西向的「街道」，Avenue和Street就構成了一個個的Block，即「街區」。因為這樣的緣故，地鐵常常是不報站的，因為從49街到42街確實沒什麼報站的必要。最初，我坐地鐵還問過人，為什麼有的報站有的不報站，後來想想應該是這個原因。當然，在美國，紐約也是個異類，像它的地鐵那麼四通八達的城市也是絕無僅有，在其他城市人們都得自己有車，不然寸步難行——如果一班公車得等兩小時，那你就只能買車。

那天，一起來訪學的唐延明教授略帶遺憾地說：「本來很想帶家人來玩玩，可帝國大廈今天又有槍擊案，真不知道安不安全。」我和太太幾乎異口同聲說：「哪裏都比中國安全。」自由，從來不是白璧無瑕的，有時甚至有著難以忍受的代價。槍擊案是不是作為自由堡壘的持槍權的代價，對於深受奴役並時時事事感受到奴役的人來說，可能不會猶豫不決，但對於享受自由日久的人們來說卻可能輾轉反側多少個夜晚也未必能定奪。1787年，陪著幾十位律師、農場主吵了幾個月架的華盛頓，認為剛剛制定等待各州人民批准的聯邦憲法能維持20年就不錯了，而佛蘭克林則認為當人們厭倦了自由，就會以專制收場。當恐怖主義者將世貿大廈作為攻擊目標時，他們到底是針對什麼呢？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還是美國人的外交方式？攻擊的是美國還是紐約，是地理還是信仰？

對於這個城市我還很不瞭解，除了一些零碎的感受，並沒有什麼值得下判斷的東西，即使有判斷，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剛到的異鄉人的興奮而已。只是，剛剛走進她的邊緣，它的網格狀似乎已經向我預示某些東西，無論你接下來將看到自由女神像還是遍走中央公園，抑或華爾街、大都會、布魯克林、犯罪多發的危險區域，無論它們會多麼令人驚訝喜悅或者恐懼，其實骨子裏卻透著一樣的東西，我還在猜想、驗證這種東西。

詩人阿多尼斯說：「你的童年是小村莊，可是，你走不出它的邊際，無論你遠行到何方。」人如此，城市也一樣。每個城市都有其個性，這些個性並攜帶著各種文化基因，它可能不僅得上溯百年，甚至得遠溯數百年、上千年。紐約只有400多年歷史，但它是個典型的混血城市，而且一直就是：印第安人、荷蘭人、歐洲人、英國人、美國人、地球人。

這也許就是惠特曼、德萊塞、E.B.懷特、保羅.奧斯特們情深難以自持、紙上時時掛筆的紐約的小村莊。現在，我也將開始穿梭於這座城市，寫點劉姥姥觀園記，滿足表達欲，填平好奇心。

2012年8月29日於紐約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