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9日訊】 與其說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不如說是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大災星；與其說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不如說讓中國人民都淪為奴僕；與其說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如說讓中國人民爬得更艱難了！毛澤東不僅用「共產」的虛幻理想，用「新民主主義」的旗號，用他玩弄於股掌間的「人民共和國」，將幾代中國人成功地變成誓死捍衛他個人的衛兵，還以「人民民主專政」的誘餌，還以「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的幌子，還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借獨裁發動了全面剝奪公民權利而將所有中國人變為黨的財產和工具的鬥爭，致使國家的運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規則的約束，而全憑毛澤東用他隨心所欲的最高指示來駕馭，以致毛澤東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輝煌偉業，而全體中國人民則在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幻覺中，被愚弄得暈頭轉向，被剝奪得一無所有，被折磨得體無完膚！

可悲的是，對於毛澤東的人格，對於毛澤東的品行，對於毛澤東的倒行逆施，至今還有一些信徒執迷不悟，不僅仍然把他視若神明，還借他誕辰120週年大肆炒作，因此有必要摘掉毛澤東頭上的光環，有必要抹去毛澤東臉上的濃妝，有必要刮去毛澤東身上的金粉，既力爭把他還原，也力爭還原他的權極統治，以便不僅認清他的獨裁面目，還看清他的暴君風貌，更瞭解他給中國人民帶來什麼。

綜觀毛澤東的一生，從他加入共產黨起，先用馬列主義蠱惑民眾，並用無產階級革命煽動百姓，還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誘餌，誘使廣大農民上當受騙，然後藉著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通過武裝鬥爭與國民黨軍隊周旋。而在瀕臨滅亡之際，毛澤東採用陰謀的手段，在逃亡途中，利用張聞天和王稼祥奪取中共領導權，率領不足一萬人的紅軍到陝北後，順勢充分利用日本侵略中國的機會，打著抗日救國的幌子，借助西安事變，接受國民政府招安收編，以至不但生存下來，還不斷擴充武裝力量，不斷擴展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從而為內戰打下堅實的基礎。抗戰結束後，毛澤東又打著新民主主義的旗號招搖撞騙，並用土地革命和其他激勵措施等籠絡收買人心，最終騙取廣大民眾支持，取得內戰勝利而奪取國家政權。

在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夕，毛澤東不但高調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還高調宣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更高調宣稱「人民民主專政」，可事實證明建立的並不是人民共和國，而是一黨專政的黨國，因此，毛澤東不僅欺騙了中國百姓，也欺騙了整個國際社會，非但沒讓中國人民站起來，非但沒讓中國百姓成為國家的主人，非但沒讓中國民眾嘗到共和國的味道，反而致使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當轎伕做奴僕，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躪，一次又一次飽嘗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體會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參演政治悲劇，一次又一次嘗遍政治磨難！

儘管蔣介石以激進的措施推行獨裁統治，但既沒簽署賣國條約，又給不同的政黨、獨立的社會團體、自由的媒體和經濟組織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間。而毛澤東領導共產黨以更激進的社會改革理念為號召，加上比國民黨更為嚴密的領袖和組織對加入者的絕對控制，以致在一個大多數人陷入貧困和破產的亂世中，共產黨顯示出了比國民黨更強的戰鬥力，最後以上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終於用自己的獨裁取代了蔣介石獨裁統治，以至於不僅簽署賣國條約，也取消一切獨立的政治、社會組織和媒體，還通過「三大改造」等，既滅除了中國社會中一切自由的經濟組織，又徹底剝奪了中國人自由結社的權利；結果非但沒讓中國百姓當家做主，反而變本加厲地通過獨裁對公民的權利進行史無前例的剝奪。

首先，毛澤東領導共產黨簽署賣國條約。1949年周恩來通過簽署中蘇友好條約，不但向蘇俄割讓大片國地，也割讓外蒙古而承認其獨立，還承認早前清政府簽署的不平等賣國條約。而條約包括：1、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2、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烏蘇里江江北64屯為蘇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3、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1945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1850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4、烏蘇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屬於蘇聯主權，南三分之一屬於中國主權。5、蘇聯政府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土的聲明。6、雙方同盟一致反對國民黨，及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

其次，毛澤東領導共產黨肆意踐踏公民生命權。中共建政之初，全國各地與歡慶鑼鼓聲同時響起的還有此起彼伏的槍殺聲。 1950年6月30日頒發了《土改法》，實行「和平土改」。可是，至12月毛澤東突然推翻《土改法》，下達「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使毛的「土改」在全國農村如火如荼地鋪開，導致全國各地不僅對地主，也對富農亂捕、亂打、亂殺，可以說「村村流血，戶戶鬥爭」。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鎮反」指示，強調「嚴厲制裁」，開展大張旗鼓的「鎮反」運動，但未提出嚴懲標準。指示要求依照政務院公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加以鎮壓，而此時政務院卻未有條例公佈。1951年，毛批示，「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

不論是土改殺地主斗富農，還是鎮反，都是在沒有司法程序的情況下進行的，想抓就抓，想殺就殺。據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報告，鎮反以來，全國共捕262萬餘人，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餘人。所殺人數已達到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平，超出了毛澤東當初設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而實際遇害人數（包括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分子）至少在500萬人以上。而1953年的「肅反」運動中，也至少有21300餘人被處死，4300餘人自殺或失蹤。這種非人道的屠殺，不限於中共建政之初。到了「文革」期間，打人、殺人之風更是風靡全國，其中，北京大興縣與廣西武宣縣殺「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就是兩個典型。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報告，「文革」中有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處死（武鬥中死亡人數不在此內）。另據專家對中國縣誌記載統計，「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達773萬人。

此外，毛澤東領導共產黨高舉「共產」的旗幟，利用制度化徹底剝奪全體公民的財產權，一方面借助土改不僅剝奪了地主擁有的土地，也剝奪了個體農民的土地；一方面通過「三大改造」不但剝奪了私人企業主的資本，也剝奪了手工業者的資本，以至把每個公民手中的生產資料剝奪得一乾二淨；一方面通過所謂的「經租房」政策剝奪了所有公民的私人房產權。而對公民財產權的剝奪，不僅體現在對公民擁有的靜態財物的剝奪，還表現在對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產、自由消費的權利的全面剝奪。而經過這種對財產權的全面剝奪後，除了極少數享受特供的高級幹部外，其他中國公民的生活水準30年間始終被控制在勉強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上，一部分勉強度日，一部分連度日都艱難。

再者，就毛澤東領導共產黨釀成的迫害來講，從中共建政開始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就從未停息，尤其是1957年對知識分子大規模的迫害，更讓人觸目驚心，而實質是以暴力馴服知識分子，摧毀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以根除黨國的隱患。如今，「反右」的研究已成顯學，可中共還在極力掩飾，既沒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國人道歉，以求得諒解與和解，也沒有給予「右派」及其家屬賠償精神與經濟損失，以修復歷史創傷。當年右派人數據《爭鳴》2006年第1期對「反右運動檔案解密」所披露的數字是3178470人，而這個數字是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的。即使按55萬來計算，加上右派的家屬、子女，乃至親友無不受到株連，實際受害人數至少也超過100萬。

再者，就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催化的「大躍進」和饑荒而言，毛澤東的「大躍進」是搬開兩塊石頭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塊是黨內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計劃經濟派主張按比例、協調地發展國民經濟，因此反對冒進。而這同毛充滿浪漫情懷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發展的非理性思路發生了衝突。後來，毛澤東還發明了「躍進」，說我們是躍進，不是「冒進」，不僅取得了話語的主動，還厲聲批周恩來：「右傾保守」，「非馬克思主義」，「離右派只有50米了」等。周恩來作了幾次檢查才恢復了總理職務。一塊是知識分子，而通過反右，他們不可能對中共說三道四了，因為反右讓知識分子都失聲了。結果致使「大躍進」不但是大倒退，也是大慘敗，還衍生1959—1962的饑荒。可是，過去中共矇騙國人的宣傳說辭竟是由於「三年自然災害」。

其實，這一說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就被劉少奇「七分人禍，三分天災」一說所否定。那幾年都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這是由氣象資料證明了的。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長期以來的說法是帶有估計性的，統計方法與數字也不一致。據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2005年的研究成果顯示，1959—1961年中國在大饑荒中餓死的人數計3245.8萬人。他的這一數字是建立在對1462個全國各市縣地方志中記載的資料「認真求證」的基礎上的，這為全面揭開三年大冒進時期餓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另一位研究者人口統計專家王維志（1959年以來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80年代後在中國社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的研究結果，認為1959—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約高達3546.6萬人。這同曹樹基提供的數據相近。特別需要說明，這三年發生大饑荒，既不是自然災害，也不是國家沒有救濟能力。如果加上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餓死的人口數（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1958年為181萬，1962年為42萬，共計223萬），則大饑荒餓死人約為3700萬。

由於毛澤東徹底消除了獨立的媒體，以致公民自由表達的權利從根本上被剝奪了，致使整個社會變得鴉雀無聲，以致就在這樣慘絕人寰的事件發生期間，全國所有的媒體上非但沒有齊心抨擊，反倒全都高唱頌歌，以致全國各地連一點的雜音都聽不到。過去，中國大量餓死人在其他朝代也曾發生過，但是能讓數億飢腸轆轆的中國人對導致3000多萬同胞餓死的專政制度齊聲高唱讚歌，不但是毛澤東最偉大的創舉，更是毛澤東最偉大的成就！

再者，就毛澤東領導共產黨掀起「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浩劫來講，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剝奪了全體黨員包括黨的高級幹部的基本政治權利，以至不僅黨代會毛澤東說開就開，說不開就不開。而且不管是高級幹部，還是普通百姓，如果毛澤東看誰不順眼，那不僅成為千夫指，還會下地獄，結果連不少戰功卓著的將軍都被整得生不如死，連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被整成遭人狠批的鉗工，連毛的親密戰友、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整得死在監獄裡。相反，如果毛澤東相中誰，那不僅會被捧成榜樣，還會扶搖上天，以至連文痞都能變成國家的棟樑，連大字不識幾個的人，都能成為國務院副總理，連無賴都能成為國家領導人。

除此之外，所有公民不僅被要求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徹底清除頭腦中的任何私慾和雜念，以致僅憑私人信件、日記和私下言論定罪，通過同事之間、師生之間、夫妻之間和父子之間的相互揭發和告密，致使中國人最後的一點內在自由，也被連根剷除了。換個角度說，毛澤東不僅把權力的觸角伸到全國每個角落，不僅伸到農村的田間地頭，伸到廠礦機關班組，伸到每個家庭，而且，不管誰的日常生活，不管誰的思想言行，不管誰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酷的限定，有些還受到嚴密的監視。結果導致毛澤東不僅凌駕於人民頭上，也凌駕與國家頭上，還凌駕於民族頭上，以至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僅封殺異己，還採取高壓愚民政策，不斷發起整人運動，不斷大搞個人崇拜，不斷加強自身獨裁，以致毛澤東一傷風，中國共產黨就會感冒，而黨一感冒，不管是國家，還是民族；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等方面；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學生群眾，都會跟著發燒！

總而言之，不管哪個獨裁者的輝煌業績，都通過剝奪國民的權利來實現，而對國民的權利剝奪得越徹底，自己就越強大；反之國民的權利保留得越多，自己的強悍和輝煌也就相應減弱。而毛澤東不僅僅深諳此道，還用「共產」的虛幻理想，還用「新民主主義」的旗號，還用他玩弄於股掌間的「人民共和國」，將幾代中國人都成功地變成誓死捍衛他個人的衛兵，更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借獨裁發動了全面剝奪公民權利而將所有中國人變為黨的財產和工具的鬥爭，致使國家的運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規則的約束，而全憑毛澤東用他隨心所欲的最高指示來駕馭，以致毛澤東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輝煌偉業，而全體中國人民則在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幻覺中，被愚弄得暈頭轉向，被剝奪得一無所有，被折磨得體無完膚，以至不論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不論是朱元璋，還是成吉思汗，不論是康熙乾隆，還是慈禧太后，總之不論是中國五千多年歷史上數百個皇帝中的哪一個，都無法望其項背，都無法與之抗衡，都無不相形見絀！

結果不但致使中國喪失了一個又一個歷史發展機遇，也致使中華民族失去了一個又一個騰飛機會，更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當轎伕做奴僕，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躪，一次又一次飽嘗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體會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參演政治悲劇，一次又一次嘗遍政治磨難！

綜上所述，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自古以來都或多或少地遭受政治災害，相比而言，毛澤東通過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造成的政治災害，不管是危害強度，還是損失程度，還是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都不僅無出其右，還簡直無以復加；不僅讓其他國家相形見絀，更讓歷代皇帝望塵莫及；不僅造成的危害比歷代皇帝嚴重，連造成的損失也比歷代皇帝慘重，而造成的負面影響比歷代皇帝更深更廣更遠更大！

更加不幸的是，毛澤東通過一黨專政造成的政治災害所衍生的次生災害層出不窮，不僅致使中國喪失了一個又一個發展機遇，也致使中華民族失去了一個又一個騰飛機會，更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導致一代又一代百姓飽嘗一波接一波的苦難，飽受一回接一回的屈辱，飽經一輪接一輪的摧殘。直到現在，中國都無法掙脫毛澤東的束縛，都無法砸開毛澤東打造的鎖鏈，無法清除毛澤東主義的流毒。

胡平先生說得好：「毛澤東現象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現象，值得我們和後人進行更深入細緻的研究。希特拉死去六十年了，有關希特拉的論文和書籍至今仍層出不窮，也有個別人為希特拉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會改變世人對希特拉是暴君這一基本結論。同樣地，毛澤東是暴君這一基本結論也是不可改變的。」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