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糧食短缺物資匱乏

《江蘇五十年》（註三十五）一書的「綜合篇」中談到，一九五八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標、浮夸風和「共產風」泛濫起來，糧食連續三年減產，一批工廠下馬，集市物價猛漲，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特大困難。

江蘇省的糧在大躍進期間是減產的，一九六零年的糧食產量只有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一點八，而徵購任務一直居高不下。從下表可知，江蘇省凈擁有糧食連年下降。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徵購」再加上「銷售」。在省里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資料來源】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江蘇》。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註】產量為生產年度，徵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

江蘇各地都有糧食困難的記載。

豐縣一九五三年糧食總產量是三萬零七百八十七萬斤，一九六零年只有二萬五千萬斤，沛縣一九五五年糧食總產量是三萬四千九百八十六萬斤，一九六零年只有二萬六千萬斤。大牲畜也是連年減少。豐縣一九五五年有大牲畜七萬二千頭，一九六零年只剩三萬一千頭。（註三十六）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江蘇省委農村工作部幹部徐慎行給陳部長和省委的一份報告（註三十七）中寫道，這個縣當年糧食清倉入庫的數字為一億七千五百八十七萬斤。泗陽需要的糧食是：種子三千六百二十萬斤，飼料六百七十萬斤，社員口糧一億四千零二萬斤（十一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一百五十一斤，共計八千五百六十萬斤。十二月一日到明年六月十日，每人每天以半斤計算，共五千四百四十二萬斤），城鎮供應和行業用糧一千五百萬斤。共一億九千七百九十二萬斤。需要和產量相抵，還缺糧二千二百零五萬斤。其中山芋四斤折糧一斤，稻穀一斤頂一斤。如果按規定山芋五斤折一斤，稻穀打七五折，則缺糧三千三百一十四萬斤。在這種情況下，地委還要求泗陽調出糧食一千五百萬斤。縣委多次開會研究，為了分擔國家困難，不向省地委要糧，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六百萬斤榨油后的豆餅、花生餅、棉籽餅充口糧。社員平均口糧標準由半斤降為六兩二錢（十六進位）。這是縣委定的標準，當時大家普遍認為太低了。實際上能吃到社員嘴裏的遠遠低於這個標準。

本來口糧指標很低，各級幹部還要千方百計地尅扣社員的口糧。以准陰市王興公社為例，尅扣口糧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層層留機動糧。公社安排給沿河大隊每人每天的口糧標準為零點四三四八斤，口糧總數為十萬六千五百一十四斤。但大隊在向小隊安排時，又從總數中扣除一萬斤為大隊機動糧。這樣，社員的口糧降為每天零點三九七一斤。小分配給社員時，又扣下一部分作為小隊的機動糧。第二，套包產指標，分空頭糧。兩淮大隊每人每天口糧標準為零點五斤，但所屬十二個生產隊山芋沒有過秤，而大隊是以核定山芋產量計算口糧的。因此，大隊給各生產隊十二月份的口糧中有九萬九千八百斤山芋的包產指標（折糧一萬九千九百六十斤）。山芋過秤后，實際只產山芋六萬三千八百斤，缺三千五百斤（折糧七千斤）是空頭數字。第三，倒算過去多吃的糧，扣發今後的口糧。在口糧安排落實以前，社員多吃了一些。在安排今後口糧時，把過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後分配的指標內。第四，歸戶計算，分配到各戶的口糧加總起來比大隊分配給小隊的糧食總數要少。第五，尅扣超支戶和地主的口糧。兩淮八隊社員厲秀英等五戶因人口多，勞動力少，年終決算時超支（欠隊里的錢），家裡拿不出錢還隊里的債，隊長就不發糧票給他們。此外，發給地主的口糧每人每天比社員少一兩。（註三十八）

尅扣口糧的情況不是個別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省委幹部李樹仁在給陳副省長、逢部長、省委辦公廳並淮陰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興公社有些生大隊正處於飢餓狀態。沿河大隊「集體加個人的胡蘿蔔只能吃到春節，山芋葉子只有二千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計算，只能吃四、五天」，連省委工作組在這個公社的二十八名幹部也有十人患了浮腫病。李樹仁在這封信說，在口糧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有的生產隊還剋扣社員本來已經很少的口糧。剋扣口糧的方式有多種：

一）、公開剋扣。如兩淮大隊第八生產隊發放一月份口糧的時候，竟將佔口糧總數百分之四十的山芋干扣而不發；

二）、將口糧挪作它用。水利工地上每人每天補助的半斤糧食、生產隊長外出賣柴吃掉的糧食都攤到每戶社員家中，在發放一月份口糧時扣掉了；

三）、幹部認為糧食有蝕耗和秤耗，在分口糧時扣除；

四）、幹部剋扣尾數。分糧食時只給社員整數，小數點以後幹部留下；

五）、大月發小月糧。去年十二月本來是三十一天，卻只給社員發三十天的糧食；

六）、在糧食的運輸和保管中舞弊。將舞弊中損失的糧食在分配社員口糧中扣除。等等。

被剋扣的社員口糧有很大一部分被幹部多吃多佔了。李樹仁在信中說，王興公社是一個經歷了四個月的三反運動、並有工作組駐紮的公社，尚且發生了如此嚴重的尅扣口糧現象，其它公社就更難說了。崑山縣有些地方規定：外流人口扣口糧，不出工的扣口糧，偷紅花草的扣口糧，不請假的扣口糧，生病的扣口糧，完不成勞動定額的扣口糧，不在食堂吃飯的扣口糧。

農村飢荒，城市物資十分匱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商業部門擁有分配物資的權力。那時名義是憑證供應，實際上，經常有證券買不到東西，有限的物資就全憑商業部門分配了。商品越匱乏，他們的權力越大。這時，商業部們就利用特權謀私肥己。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四日孫海光、邱路二人寫的《關於蘇州市副食品市場供應情況的檢查報告》中，揭露了蘇州商業部門開後門、多吃副食品、亂搞協作、鋪張浪費的問題：

蘇州市商業局所屬的蔬菜、水產、食品三個公司，所有幹部個個開後門，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一月到八月，開後門賣掉的洋芋、長豇豆、荸薺、大白菜、胡羅卜共三十三萬九千多斤。該公司水果批發部一月到八月，共購進蘋果二千多斤，給內部人員吃掉的就有一千五百多斤。水產公司一百一十四個幹部一月到九月共私買鮮魚四千六百九十三斤，平均每人四十一斤，其中買了一百斤以上的有十二人。今年一月到九月，市場上欠群眾肉票五十八萬張，摺合豬肉、禽肉十七萬斤，而食品公司內部人員購買和開後門賣掉的肉食就有二萬八千多斤，摺合肉票四十多萬張。該公司鮮肉批發主任夏某在今年四月份就買豬肉豬五臟九十六斤。金閶區菜場人員共有四百九十四人，其中參與集體私分蔬菜的就有四百三十二人，占員工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五。原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節前私自從倉庫中運走一車大白菜，「五一」節供應居民的油豆腐也被他們一夜分光。朱家莊菜場人員在國慶節每人偷分十斤藕、五斤菱、三斤毛豆。據估計，這個區每天被菜場人員分掉的蔬菜約在二千斤左右。

孫海光、邱路的這個報告還揭露，一九六零年上半年，蘇州市財貿部門，拿市場供應十分緊張的副食品去與無錫、內蒙古、東北等地亂搞協作。計有：肉五萬多斤，魚三萬八千多斤等。在協作中請客送禮，大吃大喝。商業局去年請客七十六次，七十五桌。今年請客三十六次，五十九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嚴重飢荒的情況下，大量食品霉爛在商業部門的倉庫里。這個報告稱，半年多來，蔬菜公司由於保管不善，爛掉的食品計有：梨子十五萬斤，桃子二萬斤，桔子二萬斤，蘿蔔乾三萬多斤，豬肉及豬五臟二萬六千斤，魚蝦五萬斤，蝦醬六千斤，皮蛋二十萬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業部門不是做買賣的，而是國家分配物資的權力機構。沒有監督、沒有制衡的權力，沒有不腐敗的。

五 江蘇也有人吃人

由於「共產風」和生產上瞎指揮，糧食大幅度減產，再加上高徵購，農民留下的口糧很少。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各地就出現了飢荒。徐州地委、淮陰地委、鹽城地委、南通地委、揚州地委等紛紛給省委打報告，要求省委調糧食支援。靠近江蘇的山東、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給江蘇省委寫信，說江蘇省不少農民外流到他們那裡，給他們增添了壓力，要求江蘇省迅速解決。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山東省臨沂地委向山東省委報告：「近幾天來，江蘇省邳縣、新沂等地部分群眾流入我區郯城、蒼山等毗鄰地帶，僅據郯城報告，現流入該縣南部的就有二千多人。他們說，沒飯吃，才外出逃荒。還說，江蘇一天只發四兩糧，幹部叫社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邳縣食堂十天沒開飯，放節約糧食的衛星。」一九五九年四月四日印發的《整頓建設人民公社情況彙報第二十三號》記載了以下情況：

興化縣：種子吃光，在臨播種季節，各地沒有種子。人口大量外流。大營公社八一大隊有三千七百人外流，動員回來后，只安排了二千五百斤糧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飢荒期間，興化縣餓死三四萬人，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職。

高淳縣：三月底統計，到五月底共需口糧二百五十九萬斤，種子一千零七十三萬斤。除去存糧，共缺八百二十四萬斤。目前群眾吃糧標準為：一-三歲每天三-四兩，三-七歲每天四-六兩，七-十五歲每天六-八兩，十六歲以上勞動力每天十一-十二兩（這裏說的都是十六進位，是原糧）。由於層層尅扣，實際社員還吃不到這個數字。全縣患有浮腫病人三千多人，外流人口三千多人。

溧陽縣：據三月十九日統計，吃到五月底還缺糧一百二十萬斤。到小麥收割（六月上旬）還缺糧四百 萬斤。浮腫病發展較嚴重，開始出現死亡。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關於糧食問題的緊急電話彙報」中說，全地區有二千九百五十五個食堂的生活沒有安排好。由於食堂停伙，加上幹部「壓服」，全地區二月份以來（主要是三月份）發生自殺事件五十七起，共死掉十七人。自殺身死的情況是：一）年齡大，食堂又不開伙，自殺身死的四人；二）沒有吃的，到處找東西吃，中毒身死的二人；三）因瞞產私分被幹部發現，幹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殺身死一人；四）從水利工地上開小差回來，食堂不讓吃飯，氣憤自殺而死四人；五）因挖社員餘糧，社員實在沒有，被迫自殺身死五人。這個電話彙報中說，如皋東城公社有九十九個食堂每天只吃一頓粥。海門縣東新公社五工區有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餓昏在床上。不少地方發現浮腫。由於糧食緊張，海門縣三陽公社社員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黨委，一邊走一邊罵：「這叫什麼社會主義？這叫什麼人民公社？過去叫我們吃蘿蔔，現在又叫我們吃薄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通縣委關於石港人民公社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說，縣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區不許層層扣留機動糧，但據了解，公社、工區、食堂都從社員的口糧中留下了「機動糧」。在社員口糧如此不足的情況下，還用挨家攤派的手段，從社員口糧指標中強行扣下各家交糧任務，讓社員在交糧計劃表上蓋手印，最後張榜公布。八工區四連第十三生產隊，二十八戶，出榜公布以後，就有十四戶因無口糧而哭泣。第四生產隊二十八戶，有十八戶為無糧而哭泣。這份調查報告還披露了幾起飢餓的事例：

黃吉姑娘，女，三十歲，中農成份，住十六工區，屬第五食堂。家中有五口人。其夫黃義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十五歲、十三歲、三歲三個孩子在家，四口人每月供應三十斤糧食。該食堂飯票每十天發一次，三月二日，是第十天中的第八天，飯票用完了。當日中午，黃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裡正在煮胡蘿蔔。她向炊事員和隊長請求打一點胡蘿蔔給孩子吃。隊長說：「這胡蘿蔔是給幹活的人吃的，沒你的份。」她眼淚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絞頸，被第二個孩子發現，喊了社員徐明英、工區主任任國安去，她已氣絕。解開絞繩，灌了熱水以後才蘇醒過來。

劉治科妻，二十九歲，中農成份，住十一工區，屬第七食堂。其夫去九圩港開河，她帶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二歲）在家。每天供應糧食十二兩（十六進位，相當於零點七五斤）。三月二日早晨，兩頓共打五勺子粥，中午三人各吃一碗粥后，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將食堂分的一點胡蘿蔔煮了給孩子吃。她吃了一點擦菜就去食堂開會，因飢餓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蘭，男，七十一歲，下中農成份，住九工區，屬第十五食堂。他家有兒、媳和十五歲、八歲兩個孫子。三月三日早晨在食堂打回六碗粥，五人各吃一碗，兒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孫回家發現祖父服了農藥，當即請醫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藥，並說：「我年紀大了，不能勞動了，省點糧食給你們吃吧。」最後還是給搶救過來了。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相繼發生因缺糧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寶應縣四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一定的責任」。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本來很富庶的高淳縣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后，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后，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 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一萬一千多人。（註三十九）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 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註四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徐州地委《關於第四次生活安排擴大會議的報告》中說：「最近個別地區因多種疾病引發的浮腫病約有一萬五千人，婦女子宮下垂三千多人。

一九六零年夏天，食堂還是大面積停伙。揚州地委估計，夏糧入庫情況不好，部分地區到秋收的口糧還要缺十五天左右。江都縣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頓粥，粥很稀，群眾說跟喝水一樣。興化縣「三無食堂」（無糧，無草，無錢）一百二十七個。糧食質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見泥石不見米」。江都縣有個食堂在四十斤糧的粥鍋里竟撈出麥芒四斤多。社員說「喝粥滿嘴攻，吃飯卡喉嚨」。由於吃的質量太差，嚴重影響社員健康。興化縣昭陽醫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開刀后發現腸壁上粘著許多麥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員不斷增加。據高郵縣調查，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人口出生率一般為百分之三點三-百分之三點七，死亡率一般為百分之一點三-百分之一點五。但一九五九年死亡率上升到百分之三點五，出生率下降到百分之一點八，死亡率大大超過了出生率。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死亡率百分之二點八五，出生率百分之一點零八。這個縣一九六零年上半年總人口為五十九點四萬人，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七萬人。由於婦女子宮下垂、月經閉塞影響生育，很多地方近兩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縣竹家墩農場有四十五名婦女，幾年來只有兩個人懷孕，其中一個還是幹部家屬。（註四十一）

距南京不遠的茅山人民公社西馮大隊，稻麥兩熟田佔三分之二，一熟水田佔三分之一，自然條件十分優越，也有很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一九五七年以來，連續三年征了過頭糧，農民口糧很低。幹部尅扣社員的口糧的現象相當普遍。出現了浮腫、消瘦、子宮下垂等疾病。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就改變了過去生多於死的規律，變為生死相平，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死多於生。（註四十二）

縣誌是官方定稿的公開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況。據《溧水縣誌》一九九零年版第九十四頁記載的數字推算，三年間有一萬三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據《常熟縣誌》一九九零年版第一零三零頁數字計算，在三年間非正常死亡一萬一千多人。據《高郵縣誌》第六十一頁及一百六十二頁數字推算，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一萬六千多人。高郵縣兩位縣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大加批判，一九六零年又非正常死亡一萬七千多人。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三萬千七多人中，一萬七千多是兒童。

蘇北里下河地區一九六一年與一九五七年比較，人口減少了百分之五點五，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十二，發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據興化、高郵、寶應、建湖、阜寧、鹽城、東台七縣統計，直到一九六二年還有病人十五萬一千二百多人，佔七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五，而且發病人數還在增加。（註四十三）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三月，寶應縣全縣死亡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五七，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百分之三點八，和橋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兩個生產隊共四百七十人，死亡四十六人，死亡率達百分之十。（註四十四）寶應縣望直公社望直大隊原有人口二千一百八十二人，到一九六一年六月，只剩下一千零九十四人，這一千零九十四人當中還包括縣、公社下放的人口。（註四十五）

一九六零年七月，興化縣全縣二百二十二個食堂開開停停，全縣病人達四萬，其中浮腫病、青紫病一萬一千零四十六人，婦女子宮下垂八千七百九十人，失去父母的孤兒一千四百二十三個。社員一生病當即減少口糧，病還沒有痊癒就要下田勞動。垛田公社營業所主任假借醫生名義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來集中排隊，手裡拿著竹板說：「這就是醫生！」用竹板逼著大家下田勞動。有的病人挑了一擔土就跌倒而死了。（註四十六）

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中共江蘇省委轉發了省委辦公廳和興化縣委聯合工作組關於興化縣三個不同類型生產隊的調查報告。在比較好的生產隊里（仲家大隊），從未放鬆過「三包一獎」制度，對於風行各地的合併生產隊，這裏也是「上動下不動」，而且從來不開夜工，保證社員八小時睡眠。這個大隊除了少數人患浮腫病以外，沒有餓死人。全大隊七百五十七 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人口沒有減少，還增加了八人。而條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隊情況就嚴重得多。一九五五年，這裏「戶戶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糧五百九十斤。可到了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在這裏看到的卻是斷牆殘垣，通天破屋，廢船壞車。社員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有的社員除了一隻碗、一條褲之外一無所有，「宿在橋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褲干」。在兩三個月內天天有死人。從一九五九年冬春之間，食堂七十二天沒有開飯。這個人口九百三十五人的大隊，就有三百一十五人外流，七十五人患浮腫病、青紫病、乾瘦病，五十六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零年春天，這個大隊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開飯，外流、腫病、死亡情況比一九五九年更嚴重。幾年來，夏家大隊人口生死相抵減少了百分之九。夏家大隊是典型的「人禍」。

一九六零年十月下旬，中共上海局辦公室楊主任奉柯慶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豐縣、沛縣和東海縣。十月三十日他在徐州市南關招待所向地委彙報時談到，三年來，這幾個縣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牲畜大幅度減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員口糧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干七點三兩，地瓜四斤折一斤糧食）。縣裡對浮腫病不認帳，到下面去看浮腫病不少。老農民說：我們這些人三分這一過不了冬。楊主任說：連續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腫病是身體入不敷出的結果。以沛縣為例，一九五八年有人口五十八萬七千零四十九人，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只有五十三萬四千五百二十八人，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凈減少了五萬二千五百二十一人。高淳縣一九五八年全縣人口為二十八萬，勞動力為十二點三萬，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八月，死亡近兩萬人，其中勞動力一萬多人，約佔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十。該縣東壩公社兩年死亡勞動力九十四人，占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點六。（註四十七）

建湖縣天美公社蒿崙大隊僅一九六零年一- 六月，就死亡七十六人，其中患浮腫病、乾瘦病、黃病和幹部尅扣口糧而死的六十二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七。一九六零年九月，患有浮腫病、子宮下垂、消瘦病等病人一百零七人。社員孟慶和餓得不行找幹部要點吃的，幹部不但不給，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說他裝死，結果，孟慶和活活餓死。他死三天以後，三歲的女兒因無人照料也死了。而幹部卻大量多吃多佔，還拿食堂的糧食回家餵豬。（註四十八）

位於省會南京不遠的溧水縣，從一九五八年開始，除了大刮共產風以外，還把大量的勞動力調離農業，要求全縣的「十大水庫，全面開花，一氣呵成」，有的公社還大搞「二十個萬」（萬雞山，萬畝桑，萬畝茶等）。結果，糧食連年減產。糧食總產量一九五七年的二萬一千三百萬斤，一九五九年減少到一萬四千萬斤，一九六零年又減少到一萬二千萬斤。但縣委領導人覺得糧食產量「低於鄰縣說不過去」，不承認糧食減產。一九五九年糧食剛剛入庫，不少公社已經無糧發給社員，東屏的三位公社黨委書記到縣裡哭訴無糧，縣裡不理，反而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將反出來的二百二十萬斤「空頭糧」（被逼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沒有糧食）當作社員口糧分配。有八十個大隊從十二月起停發口糧，大批食堂停伙斷炊。群眾只好吃樹皮、草根、青麥苗。生產停頓，腫病蔓延。縣委還認為「病情比去年輕」。為了讓倒里供應糧食，東屏公社主任把路邊的棄嬰送到縣委，縣委批評說這是對抗縣委的行為。到一九六零年三月初，全縣發病人數至少二萬三千多人，死亡人數至少三千五百多人。此時，縣委還向地委寫假報告，說浮腫病是「原來有這個基礎」，是「群眾不衛生」，群眾外流逃荒是「喜工厭農」，棄嬰是「重男輕女」，還不向上級反映缺糧問題。一九六零年一-六月，全縣浮腫病人達二萬九千二百人，青紫病一千八百四十人，死亡六千八百三十一人，棄嬰四百二十人，外逃四千七百三十人。實際上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此數。如東屏公社原來上報死亡四百人，後來核實為六百一十九人。有的公社由於死人太多，太集中，無棺無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組劉振國到東屏公社檢查工作時，就有社員把兩個小孩丟在塘里溺死。（註四十九）《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一萬三千多人非正常死亡（註五十），顯然是縮小了的數字。

溧陽縣委第一書記顏景詹一九五九年春下鄉慰問浮腫病人時看到十個患者死在路上。其中，四十三歲的農民周目中，從水利工地回來以後，晚上吃了兩碗粥，過一會兒出去小便時就倒地死亡。（註五十一）丹陽縣大泊公永安大隊書記派社員湯志元到鐵路上去做工，湯志元糧食不夠吃，三次回來請求解決，這位大隊書記大罵：「大隊不是飯店，你給我滾出去！」湯志元沒辦法，喝了六七天鹹菜湯，結果餓死在路上。（註五十二）

宜興是江蘇最富饒的地區，誰也不會想到這裏也會餓死人。但是，這裏不僅餓死了人，還有人吃人的記錄。省委農村部孫海光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我和劉耀華同志到和橋公社，聽到有些社員談去冬今春餓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這個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為死人太多，人死後連稻草也不包。高樓大隊有一戶人家一天死了兩個人，就用一副擔子把兩個死人挑出去了事。個別公社甚到發生過把丈夫、兒子害死後吃人肉解飢的事。堰頭公社大儒大隊貧農女社員孫來弟，丈夫浮腫病嚴重，不能起床。今年四月一日晚上，她用棉襖把丈夫悶死後，將內臟拿出來煮吃。銅峰公社黃童大隊貧農社員盧洪生患浮腫病，用剪刀將兒子喉管剪斷後，也把內臟拿出來吃了。這種慘絕人寰的事當然是個別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棄嬰是大量的。（註五十三）

孫海光在這份報告中說，一九五九年，宜興縣年人均口糧二百九十斤左右，一九六零年為三百一十四點七斤。宜光縣糧食總產量一九五七年為五點一億斤，一九五八年為六億斤左右，一九五九年為四點八億斤，一九六零年預計糧食總產量為三點九七億斤。在一九六零年的三點九七億斤總產量當中，種子四千三百萬斤，飼料三百五十八萬斤，社員口糧一點八八五億斤，國家徵購一點六一四五億斤，儲備糧四十五點七萬斤。到他們寫報告時，一九六零年的口糧部分已經吃掉了九千六百二十三點八萬斤。還剩九千二百二十七點二萬斤，按全縣五十九點八九八萬農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四斤，這點糧食要從十二月底吃到明年六月。當然，這隻是幹部在辦公室里算賬，扣除浮夸后再經過層層尅扣以後，吃到社員嘴裏的低於這個數字。這裏說的還是帶殼的原糧。青菜、胡蘿蔔已經吃光。孫海光看了幾個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十三斤水，粥實在太稀。因此，入冬以來浮腫病、消瘦病人數逐日上升。據三十八個公社統計，十一月下旬為六千一百二十人，十二月上旬為六千九百七十三人，十二月中旬為一萬零六百七十三人，十二月下旬僅二十七個公社就有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人。這些數字還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斷上升。如高塍公社九月死亡四十四人，十月死亡四十九人，十一月死亡六十一人，十二月前二十天就死亡六十六人。

江蘇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們可以利用《江蘇省統計年鑒》中人口資料作一下推算。設某年平均人口為上年底人口和當年底人口的平均數。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和一九六一年三年江蘇省的平均人口分別為四千二百七十三點八九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點五九萬和四千二百四十四點五二萬，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別為千分之十四點五五、千分之十八點四一和千分之十三點三五，而一九五七年的人口死亡率為千分之十點二六。（註五十四）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值，則可計算出這三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十八點三三萬、三十七點七八萬和十三點一三萬，合計則為六十九點二三萬。（ 此外，由於飢餓，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減少。採用同一套數據進行計算，三年少生人口二百零二點八九萬人。二者相加，則是大飢荒結江蘇省人口的損失為二百七十二點一二萬人。

《中國人口•江蘇分冊》（註五十五）一書中記載的人口數據和《江蘇統計年鑒》略有差別。依據這套數據計算所得，大飢荒三年中，江蘇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六十三點七九萬，少出生人口一百九十二點零六萬。大飢荒使江蘇人口的損失為二百五十五點八五萬人。

綜合兩本書的數據計算的結果，可以近似的認為，大飢荒期間，江蘇省非正常死亡約七十萬人，少出生約二百萬人。大飢荒使江蘇人口損失約為二百七十萬人。

這兩本書中的數據都是官方數據。顯然，上述計算結果是最低數。（註五十六）

六 政策放寬形勢好轉

由於貫徹中共中央兩次鄭州會議精神和落實中共中央十二條政策，扭轉了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些作法，同時放寬了政策，實行了「三包一獎四固定」的政策，農民種自留地也放鬆了，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先後恢復了農村集市貿易。到一九六二年，江蘇農村情況開始好轉起來，從集市貿易上可見一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價格多數回落。到一九六二年夏天，過去市場看不到的東西現在有了，過去很少的東西，現在多起來了。市場上多年不見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薺、芡菇、以及家庭副業小商品都有賣的。六月份上市品種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左右。吳江縣震澤公社的集市情況如表六•二。

【資料來源】江蘇省人委財辦秘書處：《金沙等六個集鎮集市貿易的情況調查》，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五日。（結束）

這些商品不是農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場上去賣，而是急需用錢。到集市來買東西的大多是城鎮里有工資收入的人。一九六一年集市貿易價格很高，比國家牌價高出很多倍，當時有「一個八級工不如一捆蔥」的說法。隨著上市東西增多，價格逐漸下降。集市價格和國家牌價之比可見表六•三。

【資料來源】 同表六•二

從表六•三可以看出，食品類的價格是隨著產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於社員種自留地和自養家禽家畜的積極性提高，生產資料格和苗禽、苗蓄的價格上升。由於解散食堂，社員恢復了家庭生活，日用雜品和柴草類價格上升。

註解：

[註三十五] 夏鳴主編《江蘇五十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註三十六] 《上海局楊主任關於豐、沛、東海縣情況向地委的彙報 》，一九六零年十月三十日。

[註三十七] 江蘇省委農村工作部徐慎行：《關於泗陽縣糧食問題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日。

[註三十八] 馮光才報告：《淮陰市王興公社尅扣社員口糧》，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註三十九] 《常州市志》一九九零年，第一零三零頁。

[註四十] 《東安志》一九八一年，第三十五頁。

[註四十一] 孫海光給省委的信，省委轉批給書記閱，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五日。

[註四十二] 《西馮大隊近幾年為什麼沒有大躍進》，一九六零年八月四日，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辦公廳，案卷號：二零三。

[註四十三] 中共江蘇省委：《關於蘇北里下河地區當前情況的報告》，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

[註四十四] 糧食部工作組：《寶應、宜興兩縣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五日。

[註四十五] 寶應縣委工作組：《寶應縣天平公社情況報告》，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註四十六] 《殷柄山同志在縣、市委第一書記會上的講話》，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註四十七] 上海局辦公室：《江蘇省工作組來信》，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四十八] 《省委駐建湖縣天美公社蒿侖大隊工作組第一次報告》，一九六零年九月十八日。

[註四十九] 江蘇省委、鎮江地委溧水工作組：《省地委工作組關於溧水縣委常委整風的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九日。

[註五十] 《溧水縣志》，一九九零年，第九十四頁。

[註五十一] 顏景詹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上午電話彙報：《關於人民生活問題》，中共江蘇省委辦公廳編印：《整頓建設人民公社情況彙報 》第四十七號。

[註五十二] 江蘇省委派丹陽縣工作組：《給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

[註五十三] 孫海光：《給辛、孫部長並報省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註五十四] 江蘇省統計局編：《江蘇省統計年鑒，一九九二》，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註五十五] 杜聞貞主編：《中國人口•江蘇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註五十六] 曾樹基：《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二八二頁。曾樹基教授用他的歷史地理方法計算的結果是：江蘇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一百五十二點七萬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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