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三十三）

北京時間：2013-12-22 12:00

【新唐人2013年12月23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這裏「五風」也成災

二零零二年，我專程到江蘇調查大飢荒的歷史。從六十年代的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江蘇大飢荒的情況比《江渭清回憶錄》中說的要嚴重得多。

一九五八年開始，江蘇各地像全國其它地方一樣，颳起了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這一股股歪風給廣大農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一九五八年，揚州地區全地區共建立了一百二十三個農村人民公社，比較多的是五千戶到二萬戶的大社。在並社過程中大刮「共產風」。「糧棉到處拋，農具、耕牛無人要，田頭、倉庫亂糟糟」，「吃飯不要錢，勞動不記分，多做少做都一樣」。自留地收歸集體，見樹就砍，把社員家庭的豬、羊、雞、鴨、房子、傢具、都歸集體所有。有的幹部公開宣傳：「一切歸公，連自己的骨頭也是公家的。」同時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把軍營生活引入農村，強迫命令成風。興化縣西鮑鄉三大隊唐朱社（原高級社），一百零八戶，四百五十二人，一九五八年九月將三百六十三間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來修水利、蓋食堂、造窯廠和建大隊部。這邊開會，那邊拆房，社員在一邊啼哭。房子拆后，一部分社員在搭建的十九間草棚子里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豬屋裡，有的住在草堆肚裏。靖江縣孤山人民公社寧介大隊有十九個自然村，一千一百一十三戶、四千九百五十六人，被強迫搬家的有三百七十戶，騰出的房子用於食堂、幼兒園、商店、農具廠等。並且要求當天晚上全部搬光，一毛不留，行動慢的社員挨了打。泰州縣大泗鎮把街道拓寬到汽車可以對開為標準（當時沒有汽車），兩邊還要留人行道，強行拆掉了一批民房。（註十六）

鹽城地區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自一九五八年以來，颳了五次「共產風」。第一場風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大搞水利工程。當時縣裡提出「傾家蕩產搞水利」的口號。公社黨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車子化」、「軌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實現車子和軌道運土方。為了做車子、做軌道，組織一百多人砍樹，一共砍了十天，長了幾十年的大樹也被砍了。沒有車道板，從社員家裡搜出八百多張長凳，鋸掉凳腿。一九五八年，百分之八十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為了搭工棚，就拆社員有房子。四隊杭武珍頭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帶著新郎「回門」，家沒有了，就在廢墟上大哭起來，招來了幹部一頓臭罵。第二場風是一九五八年大辦公共食堂，拆社員的房子，拿社員的炊具；第三次共產風是一九五九年秋季農具改造運動，連小樹都砍光了；第四次是一九六零年春擴建大隊養豬場，又一次拆房子蓋豬圈。拉走社員養的豬。豬前頭被趕走，女社員在後面哭。第五次共產風是一九六零年六月辦託兒所，需要什麼都是又從社員家裡拿。五次共產風弄得社員家徒四壁。（註十七）曲唐公社胡庄大隊共產風也是共颳了五次，但內容不同。第一陣風是大辦鋼鐵；第二陣風是深翻土地，大搞絞繩犁；第三陣風是「四集體」和「十個不要錢」（四集體：集體吃飯，集體住宿，集體勞動等。十個不要錢是吃飯、吃菜、洗澡、看戲、看病、上學等）；第四陣風是「傾家蕩產搞水利」；第五陣風是大辦萬頭養豬場。刮共產風時對勞動力「一平二調」，命令一下，說走就走。一個社員正在理髮，頭才剃一半就被幹部拉走。吳金才等九個社員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糞，半路上幹部讓他們丟下船拉走，船再也沒有找到。（註十八）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淮陰市五里公社八大隊省委工作組提交的一份報告（註十九）中介紹了「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幹部特殊化風」的詳細資料。現摘引部分如下：

五里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隊舉辦的萬頭豬場，三年來無償調用第八大隊集體和社員個人的現金、物資、糧食、勞動力、耕牛、豬子、農具等折價達二萬四千三百元，相當於全大隊去年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百分之八十，相當於今年預計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向其它大隊調用的東西也很多。蓋豬舍就拆社員的房子，砍社員的樹，調社員的磚頭，砍社員的蘆葦；沒有豬就把大隊和社員的豬調來；需要勞動力，就叫生產隊派工；沒有土地就讓生產隊劃撥。…共拆去社員房子三十七間，砍樹五萬一千五百五十八斤，大前庄一個生產隊就砍了一千多棵樹。第六生產隊社員周國柱是一個窮母孤兒戶，被砍掉樹木四十八棵。社員房子被拆、樹被砍，雖然心中不滿,還得放著鞭炮、喊著口號，把木料、磚頭送到豬場。從去年十一月底到今年三月底，八大隊經常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的勞動力被抽去建設豬場。第三生產隊和第五生產隊由於沒有勞動力收穫，六七萬斤山芋爛在田裡。這個大隊去冬今春既沒有冬耕，也沒有積肥，六、七月間，遍地皆草。

這個萬頭豬場里的生豬大量死亡，僅今年一月份就死了一百五十多頭。現在只剩下生豬一百七十頭，還難以養活。

這篇報告中提供的在生產中強迫命令和瞎指揮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產上有關播種面積、作物布局、播種規格、技術措施、種子選擇等，統統由上級命令決定，生產小隊和社員無權過問，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幹部任意打罵社員群眾。

今年春天，市委召開了一次有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出席的春播現場會議，強調大面積連片種植，規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書記劉如高在大會上大喊大叫地說：「你們就這麼干，如果出了問題殺我劉某的頭，如果你們不執行就殺你們的頭！」五里公社第二生產隊因沒有執行上述規定，公社就召開辯論會把大隊書記鬥爭了一番。第八大隊按照上級指示，確定一、三、四小隊是「山芋區」，六小隊是「飼料區」，第一生產隊共有土地四百七十畝，硬要他們種二百五十畝山芋，結果玉米和山芋大減產，每畝山芋只收九十斤，連種子也不夠。第三生產隊有二十多畝高梁已經長到一尺多高了，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連片種植棉花的面積，硬要他們拔掉高梁，改種棉花，造成了很大損失。相反，這個小隊有一片八十多畝地適合種棉花，上級卻硬要他們種甜菜，結果沒有出苗。第五生產隊有三十多畝適合種高梁的地，為了連片，硬要他們種玉米，結果每畝只收玉米三十斤。

由於瞎指揮，產量大減。社員憤怒地說：「只要我們能當半個家，生產也不至於弄成這個樣子！」

在丹陽縣大泊公社，幹部個人的決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也得照辦，達不到幹部的要求就「訓」人是「修正主義」、「右傾思想」、「不服從黨的領導」。被公社領導人「訓」過的小隊幹部不計其數。小隊幹部只能被動地聽指揮，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產。社員說：「大隊幹部多頭多腦，小隊幹部沒頭沒腦，普通社員昏頭昏腦」。在麥收時，公社第二書記提出「兩天突擊，一天掃尾」的要求，麥子還沒割完、已割的還沒脫粒，又決定百分之七十的勞動力「只准插秧，不準割麥」。生產隊提出不同意見，公社第二書記說「麥子爛了公社黨委負責」，還一天五個電話會議、四次電話檢查，強迫下面按他的意見辦事。結果很多青麥被割掉了，七千多畝小麥霉爛。（註二十）

常熟縣莫城公社是共產風比較嚴重的一個公社。據中共蘇州地委調查，這個公社「平調」的物資按最低價格計算，總值達五十七點五萬元，平均每戶損失八十二點五元。被「平調」的有耕牛、農船、農具、房屋、家禽、豬、糧食、傢具、柴草、現金等。被平調的財產用於大鋼鐵、大興水利、發展集體經濟、蓋禮堂、蓋辦公樓、修幹部宿舍等，也有一部分被幹部混水摸魚據為已有。「一平二調」是在強迫命令下進行的。群眾稍有不滿就扣政治帽子「姓共還是姓資？」、「對黨是什麼態度？」、「促退派」、「老右傾」等。公社要東西時「一條線」（電話）、「一個印」（通知）、一聲命令，要馬上送到指定地點。如果生產隊幹部稍有抵制，還有「四個法寶」：辯論鬥爭，靠邊休息、撤職查辦、勞動改造（公社自辦的勞改隊）。公社要蓋禮堂，一天開三次廣播會，說：「北京蓋人大會堂全國支援，公社蓋大禮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時送磚送瓦送木料。為了完成任務，闖將大隊五小隊三個自然村一晝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員還在床上睡覺，拆屋隊就上房揭瓦。農民說：「共產風是龍捲風，是破產風，刮一陣，窮一次。（註二十一）

由於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難。揚州地區一九五八年有房三百五十萬間，到一九六零年七月只有三百萬間。其中，因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水利民工要自帶工棚，拆掉房屋十二萬多間，搞居民點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五萬三千間，辦養豬場拆了五萬多間，機關單位佔用民房二十四萬多間，辦社隊工業佔了一萬五千多間，大隊辦公室佔了五萬多間。食堂佔用十三萬多間，糧庫佔用三萬五千間，民辦學校佔用二萬五千多間。江都縣高徐公社一九五八年建大禮堂九座，都是拆民房蓋的。民房拆得多蓋得少，大批農民無房住。興化縣有一萬四千一百一十戶沒房住。高郵縣二溝公社合興大隊蘆家小隊二十一戶六十五口人只有三間大房，四間小房。有的農民只好露天過夜。（註二十二）

建湖縣天美公社鄭南大隊在一九五六年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曾經是一個富社。一九五八年十月，建湖縣委書記陳豫華在南京開會時打來一個電話，要各地一定把糧食產量報上一千斤。當時早、中稻已登場，產量已成定局，許多人感到為難。支部書記孫喜來在鄭南小隊開了一次現場會，叫胡達成把五、六畝田的稻子堆在一個場上，說是一畝田產的，並且「驗收」，結果產量達到了一千三百四十斤，以此為樣板，讓各地向鄭南大隊看齊，這樣，建湖就成了「千斤縣」。一九五八年陶明任工區書記時，彙報糧食產量只准多報，不準少報。結果有的報畝產一千斤，有的報二千斤，有的報一萬斤，兩萬斤。最後，小隊長沈文柏報了十五萬斤。陶明表揚沈文柏，說：「還是沈文柏氣魄最大」。一九五九年大隊糧食核實產量為六十萬斤，但公社黨委書記朱士凱一定要按七十三萬斤算，結果全大隊三十多天沒糧食吃，造成社員不正常死亡五十多人。這個公社一九五六年糧食產量是一百二十七萬斤，一九五九年降到六十萬斤，一九六零年預計五十三萬斤。糧食減產，社員收入下降。社員編了順口溜：「入社好幾年，得了塊半錢，打斤油，稱斤鹽，餘下買包煙，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註二十三）

常熟縣莫城公社一九五九年全社水稻平均單產實際是六百零五斤，而公社偏要各大隊按八百斤的產量制定分配方案。結果徵購多了，社員口糧少了。沒有糧食，就在小隊和社員中反瞞產私分，硬分配任務：強迫不同生產隊的社員承認每人偷吃了二百斤，三百斤，四百斤，甚至五百斤。群眾思想不通，幹部帶頭承認。公社副書記陳根興、副主任張甫生分別承認了自己偷吃了四百斤和八百斤。社員說：「浮夸風讓人人都戴上了賊的帽子。」（註二十四）

常熟縣的浮夸是在「核實產量」的名義下進行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常熟縣委在《關於開展核實豐產運動的情況報告》中說：全縣「出現了千斤以上的公社四個、大隊五十三個、小隊六百八十七個。」是怎樣「核實」的呢？請看白茆公社。在這一年收割中稻的時候，常熟縣委書記和白茆公社書記在白茆召開了「核高產、立標兵現場會」，用「加壓力」的手段，弄虛作假，確定十一大隊七小隊是中稻千斤小隊，然後讓各隊以此為「標杆」報產量，產量越報越高。縣裡又開全縣大隊、小隊會計會議，讓會計們「核實」產量，會計會上報的產量更高。縣委認為會計「覺悟提高了」，讓阿各公社書記到車站去歡迎會計「勝利歸來」。產量報上去了，為了找到糧食，就大反「瞞產私分」。這樣做的結果是，「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減少」。（註二十五）

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一九五九年本來只產糧食九十六萬斤，大隊黨支書馬其銀卻上報產量為一百零七萬斤。上級就按一百零七萬斤下達徵購任務。徵購任務完不成，就到社員家挨戶搜查，把自留地的糧食、口糧全都搜走了。社員只好吃野菜充饑，造成了浮腫、死亡、外流和棄嬰。農民說：「幹部浮夸，我們浮腫」、「幹部說大話，我們送小命」。（註二十六）

三幹部橫行鄉里

在江蘇省檔案館，我看到一份一九六零年七月間一份「整風整社」的會議簡報。不少發言者一針見血。雙圩公社團結大隊社員代表唐汝貴說：我們真像小媳婦，一句話說不到，大隊幹部就批評「你破壞」，「你造謠」，「你是右派」，「你落後」，「你右傾」。這些帽子都嚇死人。還動不動就說，「要辯論你！」興西公社南沙大隊社員代表史增祥說：田裡忙得要死，秧栽下去還沒醒棵，草長過秧頭不讓我們去除草，卻讓我們去熏土。我對幹部說，要先除草，后追肥。他說：「你不聽黨的話！」嚇得我再不敢講話了。有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綁人，扣飯，任意摧殘社員。雙圩公社曹楊大隊代表說：我們那裡的支書、隊長狠得不得了，群眾背後稱他們為「活閻王」。安豐公社仇家大隊社員讎正安身體不好沒有參加勞動，幹部不讓他吃飯。一天早上讎正安已經把粥打回去，又被幹部倒下來。讎正安回去就上弔死了。海南公社蔡新大隊代表李洪德說：「幹部浮夸，我們浮腫。」雙圩公陸祖大隊代表反映，這個大隊的支部書記王某，大哥當副業主任，二哥做大隊長，老婆做出納會計，家屬一共十四個，個個都不下田。社員說：我們過去養地主，現在養幹部。（註二十七）

揚州地區江都縣黃思公社十七名黨委會成員親手打過人的佔百分之五十三，七名常委中有四人親手打過人。副書記陸某向下面幹部說：「不打人就是右傾」。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算起，動手打人、吊人的幹部就有二百二十八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五，被吊打的群眾一千六百零二人，打傷多人，打死十二人。這個公社三聯大隊的十四名幹部就有十三人打過人。民兵營長張某一連打了七十三人，打死二人。孔北生產隊共三十七戶，被打的有三十二戶。摧殘社員的手段極為毒辣：穿鼻孔，跪田頭，脫衣挨凍，火燙手心，針穿指甲，把人吊起來再在頸上掛重物，等等。（註二十八）建湖縣天美公社鄭南大隊的五個大隊幹部打過社員近九十人。在強迫六十五歲的女社員勞動時，又拖又拉，還用牛屎堵觜。十八歲的女社員胡二保勞動不合幹部的要求，被罰脫光衣服，只穿短褲頭在田間挨凍四個小時。這個隊幹部常用扣飯的手段來處罰社員。有二十多位社員被扣過飯。這個大隊自公社化以來沒有給社員分過錢。一九六零年夏收後分過一次，但社員所得極少。有人編順口溜：「入社好幾年，得了塊半錢，打斤油，稱斤鹽，餘下買包煙，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而幹部享有特權。社員的順口溜：「社員苦做死做，沒衣沒褲；幹部場上站站，有肉有飯.」幹部還可以隨意挪用公款，而社員有急用苦苦求幹部，也拿不到錢，社員說：「書記要錢手一伸，會記拿錢不作聲，社員要錢兩腿奔。」（註二十九）

興化縣夏家大隊自從辦了高級社以後，連續三年沒有給社員分配,，社員的農具折價一文未給，社員的傢具要拿就拿，社員的房子要拆就拆，社員的家庭要搜就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成立人民公社時，把洋（腳）車、船、犁等大中小農具和社員自養的豬、禽實行了大集中。為了建居民點，大拆房，大砍樹。共拆房了七十間，莊子周圍的二百七十多棵樹全部砍光，一棵不留。九月底、十月初，正是秋收大忙季節，卻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勞動力調到白山去種麥、到宦家去砌居民點，時間長達三四個月之久，結果糧食「大豐產沒有大豐收」。平均畝產只有二百七十九斤，卻向上報畝產一千六百斤。大隊飼養的四百多隻鴨子，被幹部吃掉了三百多隻。一年間，幹部僅夜宵就吃掉大米五百多斤。社員沒有飯吃，有的幹部是「一人當官，四戶冒煙」（自己、姐姐、岳父、姘婦）。社員住房只拆不蓋，住房從四百二十二間減少到二百二十九間，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二。到了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走進庄去，只見殘垣斷壁，通天破屋，廢般壞車，觸目即是。社員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有的社員無床無被，無墊無蓋。社員說：「到了夏家，從人的臉色就可以分出誰是幹部，誰是群眾。幹部沒有面黃肌瘦的。大肚子，生小孩的，都是幹部家屬。」從一九五九年臘月二十七日到二月二十八日，食堂七十二天沒有開飯，造成人口外流和死亡。非正常死亡五十六人。一九六零年一-三月，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開飯，又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兩年，夏家大隊人口從九百三十九人降到八百五十八人。在這期間死亡一百六十二人，出生了八十一人。（註三十）

據一九六零年秋初步統計，吳縣東橋公社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幹部犯有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錯誤，有一千二百八十四人受到他們的傷害。從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五日，發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二十起，其中已經查明被幹部逼死人命的有六起。有些壞幹部橫行霸道，任意扣糧、扣錢、罰工、罰餓。公社黨委委員兼一大隊黨委書記李某，一九六零年一月，在「消滅小自由」的口號下，抄家四十四戶，奪去了百分之七十七的家庭鍋子，處罰了五十一人，鬥爭了十人，有四人被逼自殺（其中二人獲救）。五好社員查小妹被抄家時搜出了一點大米（這是查小妹省下的口糧，留給小孩做粉吃的），讓查小妹交待。查小妹有口難言，上吊自殺。她死後小孩無人照顧，不久也死去。公社黨委副書記魯某，在他分管的第九、第十二和第十三三個大隊里，打了四十多人，罰餓一百零一人，罰款一千一百五十八元，罰糧二百斤，罰工一百零二次，抄家一百二十一戶。他還指使小隊幹部沒收社員的多種財物，鏟掉二十多處自留地，奪走二十八戶的鍋。這個公社的領導人認為，「凡是自留地種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們強迫社員把自留地里的肥土挑到大田裡去。（註三十一）

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副大隊長謝某自己經常多吃多佔，誰對他的行為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就對誰報實施復，先後打過十五人，停伙二十二人，逼死兩人。社員卜金奎曾批評過謝某特殊化，謝某不讓卜吃飯，還用棍子打卜，卜氣得把碗和飯票摔在食堂地上，說：「我不活了，不給吃，反正也是死！」謝說：「死就死，死了少一個懶漢！」卜回家后就上弔死了。謝還說：「死了活該！」保江大隊勤勞小隊六十歲的飼養員員張昌榮，雙眼失明，隊長郭某為了讓自己的姐夫當飼養員，讓張下田勞動。張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飯。張一到食堂打飯就挨打，一共挨打了十多次。張沒辦法，就偷了隊里的東西，又挨了一頓毒打。張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一九五九年大年三十晚上，張死在滁河岸邊的草溝里。這個小隊十二歲的小女孩林小絮子，體弱不能上工，隊長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兩糧，餓得不行就到田裡偷蘿蔔吃，被打得頭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親周秀英也被隊長打過二十二次，經常被扣飯，有一次幾天不給飯吃，不久也餓死了。社員林海州，因患哮喘病，病情嚴重時不能上工，經常被隊長郭某停伙，停伙時他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有一次，林餓得倒在街上。家裡人把他抬回來就死了，臨死前說：「叫隊長給我吃些！」郭聽到后罵：「吃你媽的屁！早死早好！」保江大隊大小隊幹部共四十一人，除了一個小隊長沒打過人以外，其他都打過人，全大隊的勞動力百分之二十八的勞動力都挨過幹部的打。幹部對社員如狼似虎，自己卻多吃多佔，貪污腐化。社員說：「過去養肥豬，現在養幹部」。對集體財產，級別越高的幹部控制權越大。社員說：「公社幹部要錢張張口，大隊幹部要錢伸伸手，小隊幹部要錢得研究，社員要錢磕破了頭」。（註三十二）

幹部們對群眾作風十分惡劣，卻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瓜埠公社保江大隊黨支部書記馬某就是一個典型人物。他「十五歲參加土改鬥爭，為了組織高級社，他和地富反壞分子進行了無情的鬥爭，這時他打人的作風發展了起來。每月要打二三十人，有時每天要打幾個人」。但是，他「聽黨的話」，「為了算帳兌現，他可以幾夜不睡覺，為了檢查備耕生產，他可以少吃一頓飯，備耕的中心任務是保養耕牛，他連夜不睡覺跑遍全大隊所有牛棚檢查耕牛，春節后，縣委號召消除賭風，他一連幾夜不睡覺去抓賭」，「他開會老坐在公社溫書記旁邊，看臉色行事。溫書記說，一九六零年豐收，他也說，糧食多。溫說，試驗田可收五萬斤，他便說，五萬斤不多。溫說，麥子要趕快割掉，他馬上回來命令社員：青的也得割」。他所在的大隊一再謊報產量，賣過頭糧，直到這個大隊發生嚴重的腫病（二百零一人）、死亡（七十五人）、棄嬰（二十二個）、外流（十三人）時，他還謊報有三萬斤糧食。（註三十三）另據省委檢查團揚州分團報告，農村幹部中「積極工作，執行上級決議，搞試驗田，幹勁大，熱情高，……這是普遍的、主要的情況。……根據靖江縣孤山人民公社大隊排以上的一百零二個幹部調查，百分之八十八的幹部能積極工作，堅決執行上級決議，這是取得大躍進和重要因素之一」。（註三十四）

註解：

[註十六] 江蘇省委整社檢查團揚州分團：《在工作中所感到的幾個問題向省委彙報》，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二日。

[註十七] 省委東台縣工作組劉子見：《關於廬南大隊糾正「共產風」的工作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九日。

[註十八] 省縣委曲塘工作組：《關於曲塘公社胡莊大隊糾正一平二調的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註十九] 淮陰市五里公社八大隊省委工作組：《關於淮陰市五里公社第八大隊「四風」情況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註二十] 江蘇省委派赴丹陽縣工作組（即重工業廳丘陵山區工作）給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

[註二十一] 中共蘇州地委：《莫城公社貫徹「十二條」第一步的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

[註二十二] 孫海光給省委的信，省委轉批給書記閱，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五日。

[註二十三] 中共江蘇省委駐建湖縣天美公社鄭南大隊工作組：《關於一平二調「共產風」「浮夸風」的調查材料》，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

[註二十四] 《莫城公社貫徹「十二條」第一步的情況簡報》，一九六零年十一月。

[註二十五] 省委工作組：《關於常熟縣白茆公社浮夸產量的調查報告》，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八日。

[註二十六] 瓜埠公社整社工作研究小組：《關於六合縣瓜埠公社幹部作風問題的初步調查報告》，一九六一年四月，海軍政治部政治理論研究室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