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5日訊】最近，中國正在放映一部電影《大明劫》，敘述的是明亡前一年，即崇禎十六年的歷史。其時，李自成正攻打開封，離其攻入北京只有一年時間，而兩年前即崇禎十四年前李自成破洛陽、殺福王震動朝野。入獄數年的能臣孫傳庭被從牢獄放出，臨危受命，率領大明最後一支精銳之師，與李自成決戰。孫戰死之後，《明史》稱：「傳庭死而明亡矣。」

*「大明劫」如何形成？*

對明代這段歷史我相當熟悉。中國此時此勢之下，一個「劫」字，勾起了我的興趣。我很想看看這部電影是如何展示大明成劫之因，於是我看了網上視頻。

整部片子瀰漫著王朝末日的絕望。如果觀者不瞭解明中葉以後歷史與中國的今天，很難明白導演想表達什麼。明末之劫的形成有極為複雜的歷史背景：廠衛政治肆虐、閹黨專權、萬曆與天啟兩代皇帝的朝政墮廢與激烈的朝廷黨爭，以及不可治藥的腐敗，崇禎接手時已經是個風雨飄搖的爛攤子，遍地亂民、外患（後金即滿清的崛起）、蝗災、旱災、瘟疫，軍費開支浩大、財政枯竭、「三餉」將民眾剝奪得無以為生，點點滴滴，最後匯成了大明王朝的終結篇。任何天才導演，都難以在短短 90來分鐘的影片中，展示這麼多的絕望，這麼多的痛苦。於是影片將重點定成兩條主線：一是用瘟疫展示了這個王朝的極度虛弱與不堪一擊；二是以孫傳庭為代表的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傳統士大夫精神。

也因此，我充分理解，經歷過「四五運動」的導演謝曉東確實「有話要說」，他要說的是：明朝並非亡於清，而是亡於自身。也因為片中展現的那種絕望與今天好多相似之處，因此，這部影片被中國觀眾以複雜的情緒觀看熱議——與其說他們是在觀看影片，還不如說他們藉觀影發表影評以澆心中塊壘。

*「一切真實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電影向觀眾展示了什麼呢？

孫傳庭在崇禎初年請命而練成的秦軍，在明軍中號稱第二精銳之師。出獄後的孫傳庭起用為兵部右侍郎（後任陝西總督），帶的兵是否還是他以前組建的「秦軍」，影片沒交待，但史書記載，「兵部侍郎張鳳翔進言，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此前一年，即1642年，洪承疇松山戰役兵敗，精兵盡失，張鳳翔故有此語。但孫傳庭接手的這只最後一支「精銳之師」的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

影片中展示的情景是：孫傳庭閱軍時，軍中火器無彈藥，成了擺設；孫傳庭檢查軍中糧草，管倉庫的官吏先以真糧食應付檢查，孫傳庭至倉庫裡面檢查，才發現糧袋裡裝著沙子與雜草，此情此景，如同朱鎔基當年查糧庫發現庫無存糧一般。如此軍隊，怎堪一戰？

——這裡牽涉到重大的財政史掌故。明朝處在從冷兵器向熱兵器過渡的轉折階段，火器需要大量軍費支撐，萬曆朝首輔張居正是罕見的理財高手，他最大的功勞是讓明朝財政在其當政時具有支撐軍備轉型的能力。張居正死後，明朝宰輔中再無此等理財高手，於是先吃老本，繼之軍備弛廢。到了災禍連結的崇禎十六年，軍備當然已是十分不堪。有研究者甚至將財政制度轉型落後於軍事技術轉型，歸於明朝敗亡的原因之一。

影片中大量場景是表現瘟疫帶來的末日恐慌。據史書記載，崇禎年間確實流行過好幾次瘟疫，崇禎十三年河北京津地區的瘟疫陰影還未消散，新的瘟疫又起。《明史》云：崇禎十六年（1643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吳震方《花村談往》記載：八月至十月，京師內外疫病流行進入高峰，「名曰疙疸病，比屋傳染，有閤家喪亡竟無收斂者」，「人心驚畏，弔問之禮幾廢」。這場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萬人的死亡，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這場病，被稱為「明朝SARS」。影片中醫生吳又可提出疾病、瘟疫通過空氣傳染：「我覺得此症絕非傷寒，更像是人吸入了邪氣」。這種空氣有毒的說法，不僅會讓中國觀眾聯想到2003年那場SARS，還會聯想到今年兩度降臨的霧霾。今年初發佈的《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公佈，全國每6分鐘就有一人被確診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症患者，未來10年，中國的癌症發病率與死亡率仍將繼續攀升。僅12月初這輪霧霾就吞掉中國網民8.7億元。影片幾次提到：「此次治瘟，事關大明存亡」，治霧霾與環境污染，同樣事關中國人的健康及民族前途，即中華民族的存亡。

劇中孫傳庭向當地強佔軍田、讓屯民流離失所的富豪募捐。國家傾覆之際，那些富豪根本不以朝廷為念，不願捐資助餉，孫傳庭氣憤地說：「倘若潼關不保，各位家中的財物、妻兒老小也都不保，還不都拿去孝敬闖賊了？」「大明朝如果滅了，你們又將如何？」這故事讓人想起崇禎十四年死於李自成義軍之手的福王。據《明史》載，當時「河南連年大旱，蝗蟲成災，人相食」，這位萬曆皇帝曾「耗天下財富以肥之」的福王卻只顧享樂，不肯救濟守軍與百姓，讓他們餓著肚子抵抗義軍，其巨額財富在城破之後盡歸農民軍，而福王本人的下場也很悲慘，最讓人不忍聞的傳說是李自成的義軍將他做成了「福祿湯」。

——這讓人想起了中國現在的貪官污吏。如果說福王只是惜財，中國的貪官更惡劣，利用職務之便斂財自不必說，連救災扶貧都被不少官吏當作發財機會。與福王無處可逃不同，現時貪官可能通過移民，攜帶搜刮來的錢財一走了之。

陝督孫傳庭與醫生吳又可的那場「只談時情，不談醫情」的對話可算是本片的點睛之筆。孫問吳又可：「你覺得大明朝氣數已盡了嗎？」吳答曰：「《黃帝內經》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歷朝歷代皆是始興終衰，其中道理乃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我朝積弊已久，非一味猛藥可以痊癒」。「不治已亂治未亂」，談的是治國重在防微杜漸，等弊端積重之時，救治已晚。其中「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朝官精於世故，只重眼前利益，忙於投機鑽營，謀取權勢富貴，當局者也無長治久安之策。

歷史學家克羅齊有名言曰：「一切真實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這段歷史，中共曾自比李自成，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惕惕自勵。在中共建政前後如此比擬有點道理，而現在執政60多年，一切弊端皆與明末相似。這麼一部以明王朝傾覆前夕做歷史背景的電影，在此時的中國上映，引起的聯想是豐富的。即使不願意解讀影片寓意的影片導演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承認，「它不僅僅是一部明朝電影，你能從片中看到你所處的時代。」至於網上評論那就更為豐富多彩，網友將片中指陳明朝積弊與腐敗的台詞彙編在一起，以澆心中塊壘，還有的乾脆建議習近平率領全體政治局委員觀看這部影片，從中汲取歷史教訓，「不要幻想江山一統萬年」。

正可謂一部《大明劫》，承托萬民意。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