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2日訊】 (美国之音記者齊之豐報導)在當今中國，中國人發表了甚麼言論，讓執政黨共產黨及其政府感到不高興、不舒服，便很有可能會得到「非法經營」、「敲詐勒索」、「聚眾滋事」、「聚眾淫亂」、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類的罪名被抓起來判刑。

與此同時，外國人、外國記者發表了類似的言論，讓執中共及其政府感到不高興、不舒服，則一般不會得到中共當局的這種難以讓人感到愉快的待遇。中共當局對外國記者最嚴重的懲罰，往往只是要他們打道回府，改換工作地點。（外國記者遭受中共當局的打手暴力毆打的事情也有，但相對還不多。）

然而，外國記者、外國媒體顯然是由於缺乏愛中國共產黨的教育，以至於他們得到了跟中國人相比仁慈得多的待遇之後，不但不知道「感謝黨、感謝政府」，感謝中國當局的不抓之恩，反而繼續變本加厲地繼續說不利於增強「黨和政府」聲望、甚至有損於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光輝形象的話。

顯然，在中共推行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多年之後，世界媒體和中共政權之間依然存在巨大的認識鴻溝。

*巨大的認識鴻溝*

彭博社一鍋端，像送瘟神一樣全部踢出中國的消息傳出之後，世界媒體的有關報導和言論便將這種巨大的認識鴻溝活靈活現地展示出來。

法國主要報紙《費加羅報》12月10發表住北京記者帕特里克•聖保羅的報導，題目是「北京當局和英語媒體的對峙。」報導說：「北京當局強化了對中國網絡言論的控制之後，又開始著手跟英語媒體攤牌。《紐約時報》和彭博社的24位駐華記者可能在今年年底到來之前被逐出中國。中國政府不給他們的記者證續期。這個問題已經如此之嚴重，以至於上個星期美國副總統拜登在訪問中國期間跟受到影響的美國記者舉行了會晤。」

跟幾乎所有報導這一消息的世界媒體一樣，《費加羅報》的報導講述了《紐約時報》和彭博社為甚麼會變成中共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因為這兩家媒體分別先前分別報導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家人顯然是藉助溫家寶的官運獲得將近30億美元的財富，而中共領袖習近平的家人則顯然是藉助習近平的官運獲得將近3億美元的財富﹔這兩家媒體去年發表上述報導之後，它們的網站立即被中國當局屏蔽。

與此同時，世界主要的財經新聞通訊社路透社和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網站最近也被中國當局屏蔽。假如說，《費加羅報》的上述報導明顯不符合中共宣傳部門的宣傳要求，不利於給中共當局增光，那麼，《費加羅報》報導的最後幾段話顯然就更難以讓中共當局感到光彩了：「習近平國家主席在今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進行若干重大改革。與此同時，他也強化了對網絡言論的審查監控，並強化了對外國媒體的調門。中國官方媒體奉命攻擊『普世價值觀』，其中包括西方媒體和互聯網所傳播的表達自由、新聞自由和民主價值觀。」

讀到這裡，讀者難免要問，在壓制媒體監督、壓制民主價值觀、壓製表達自由的情況下，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究竟會在中國推行甚麼改革呢？中共的改革究竟會有利於誰呢？

在眾所周知，在當今中國，已經有成千上萬的公眾抱怨說：中共推行「改革」三十多年，只是讓中共權貴大發橫財，中國大眾則只配承擔改革的代價，不得不忍受看病難、就業難、住房難、就學難、養老難，不得不忍受有毒的水源，有毒的空氣，有毒的食品，忍受貪官污吏的橫暴。

*中共當局的恐懼*

三十多年來，西方國家以及世界媒體都有一個希望或幻想，這就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隨著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隨著中國民眾的信息渠道的增多，對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多，中國會越來越開放，不但是對外開放，對內的政治制度也會越來越開放。然而，近幾年來，尤其是中共新領袖習近平上臺以來，世界媒體開始對中國的開放感到幻滅。在中共當局可能將《紐約時報》和彭博社掃地出門的消息傳來之際，美國著名的《紐約客》雜誌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發表題為「中國打擊外國媒體的意義何在」的博文，展示了當今世界媒體對中國的幻滅：中國當局眼下威脅要驅逐大批記者，這種做法扭轉了當局在五年前作出的一個決定，這就是向外國記者發出信號，展示中國越來越開放。在2007年，作為北京主辦奧運會的一個條件，中國政府取消了禁止駐北京的記者在未經事先許可的情況下離開北京的限制。…當局採取這一做法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國作為奧運會主辦國是有足夠的自信和堅強，可以承受外國記者到外地採訪得到的任何發現。「中國隨後逐漸失去了對軟實力的興趣。在過去的10年大部分的時間裏，中共一直努力向外部世界投射一種更吸引人、更友善好客的形象。中共當局在紐約時代廣場大作廣告，在海外大設新聞機構，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傳播中國的觀點，在發展中國家建設醫院、道路和足球場。這些努力將繼續下去，但中共領導層正在發出信號，顯示中共領導層已經得出結論，認為討人喜歡不如保住自己的生存重要。我最近跟一位中國高級外交官進行了交談。我問他，中共當局為甚麼要發出驅逐記者的威脅。這位中國高級外交官說，《紐約時報》和彭博社簡直就是要推翻中共政權，因此絕對不能讓它們繼續留在中國。他這種說法讓我大吃一驚。我本來以為他會給我說一套含糊其辭不痛不痒的官樣文章。但他赤裸裸說出來的居然是中共當局的恐懼。」

*報導中國的難處*

對世界媒體來說，中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中國跟世界其它國家有重要的經濟商業往來），又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這裡所謂的特殊，是指在其它國家，媒體報導新聞和媒體追求盈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統一的、並行不悖的—媒體從事新銳、深刻的新聞報導是媒體的本職，也是媒體的飯碗，是媒體的賺錢途徑。然而在中國，新銳深刻的新聞報導，卻可以讓媒體和媒體記者陷入滅頂之災，讓媒體的盈利計劃泡湯。

這種局面導致美國的一位媒體人這樣說，「在中國，你要麼追求新聞，要麼追求賺錢，兩者不可兼得。」

面對當今中國給世界媒體造成的這種兩難境地，處於暴風眼中的《紐約時報》是如何考慮的呢？這種消息可以說是商業機密。但有趣的是，在《紐約時報》從事對該報進行新聞監督的「對公共負責的編輯」（the public editor，新聞界人士，不是《紐約時報》的僱員）瑪格麗特•沙利文日前發表文章，專門談了這個問題。沙利文的文章題目是：「報導中國的棘手挑戰。」文章說：「一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共產黨國家，這個國家並不信奉新聞報導自由，並對銳利的新聞報導進行懲罰。對這樣的一個國家，美國的主要新聞機構應當如何報導？」

「知難而進勇往直前？小心翼翼左顧右盼？大膽無畏？不落人後？」「我們所說的這個國家是中國。我們所說的新聞機構包括《紐約時報》，以及跟《時報》競爭關係緊密的競爭者。這些問題縈繞新聞機構高級編輯和主管的腦際。」中國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市場，對這些新聞機構的盈利很重要﹔另外，中國的新聞價值很高。中國正在迅速變化，有十三億人口，是世界人口頭號大國，有至關重要的新聞需要報導。

「這些問題的答案展現在報紙的頭版上和網站上，展現在記者分派的決定中，展現在公司的盈虧賬目中。」沙利文的文章接下來講述了美國媒體在當今中國從事新聞報導所進行的競爭，以及所遇到的獨特的挑戰。文章的最後一段話是：「截至目前，《紐約時報》一直持續追求『報導新聞』。《紐約時報》的競爭者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是這麼做。這種事情值得做，也是富有挑戰性，而且不大可能變得更容易。」

*是否還要繼續開放？*

綜上所述，世界媒體新聞機構和記者報導中國新聞，導致中共當局不愉快，中共當局沒有對他們給予嚴厲的處罰，而只是對他們表示了不快，並要求改換工作地點，外國媒體記者編輯不但不對中共的寬大處理表示感恩，反而變本加厲，大量發表上述不利於中共形象的言論。

上述情況顯示，對世界媒體和記者還十分缺乏愛中共和聽從中共命令的教育和訓練，不能像中國同行一樣，對中宣部的指示或指揮能夠做到令行禁止，黨叫說啥就說啥，黨不叫說啥就堅決不說啥。

與此同時，鑒於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公開批判「普世價值觀」，與「普世價值觀」為敵，這種局面導致許多觀察家表示，中共當局今後是否會認為有必要繼續維持「對外開放」的旗號，外部的世界、外部的天空到底是廣袤無垠，還是鍋蓋大的一塊，這些問題在中共最高領導層那裏顯然依然是懸而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