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9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四章 安徽不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利用幾次去安徽採訪和開會，收集了一些安徽大飢荒年代的資料。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借在合肥講學的機會，又花了七、八天時間，專程到合肥、蚌埠、鳳陽進一步查閱資料。從鳳陽回來后，又得到了無為、亳州等地的資料，再加上對原中監委李堅老人的幾次訪談，安徽情況就很清楚了。在這一章我先介紹幾個縣的情況，然後再介紹全省的情況。

一 說鳳陽，道鳳陽

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鳳陽花鼓」反映安徽農民逃荒要飯的情況：

說鳳陽，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牛羊，

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

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從出了「毛皇帝」，風調雨順也飢荒。大飢荒年代，鳳陽農民連「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沒有。

鳳陽，位於安徽省東北部，地處淮河中游南岸。這裡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在明朝開國功臣的九十一人當中，鳳陽籍的就有四十一個。這裏至今還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當和尚的龍興寺等古迹。站在中都皇城南門的殘垣上北望，想到這塊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難，使我感慨萬端。

在八百多頁、一百二十多萬字的《鳳陽縣誌》中，留下了鳳陽歷史上很多光輝的篇章，而對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那場空前劫難只含糊地記下以下文字：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五日全縣採集代食品九百零六點八七九八萬斤，其中有薯根、雞爪菜、茅草根、掐不齊等。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五日據統計，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全縣農村外流人口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六人，占農村原有三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人的百分之三點三，發病人口十萬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點七，有孤老一千五百八十人，孤兒二千二百八十人。一九六零年糧食產量九千五百零七萬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二萬二千七百六十萬斤減少了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三萬斤。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中共鳳陽縣委學習貫徹中央《十二條》和《農業六十條》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負責人會議上，總結了鳳陽兩年來刮「五風」的失誤和教訓：一，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賣了過頭糧。二，封鎖消息，掩蓋死人真相。三，是非不分，反右傾中錯鬥爭了一些好人。四，界限不清，共產風一刮再刮。五，佔用農村勞動力過多，削弱了農業戰線。六，亂出主張，生產瞎指揮。七，任務要求過高、過急，勞逸失當。

這本縣誌是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離大飢荒年代已經四十年，還是極力淡化那場大飢荒的情景，後人很難從中了解當年的歷史悲劇。作為縣誌，不敢記錄這個縣發生的空前悲劇，本身就是悲劇。

（一）鳳陽的大躍進

在鳳陽，大躍進實際是大災難。對這場大災難，歷史資料中都有記載。

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一九五七年鳳陽是個豐收年。實收產量為二萬零六百二十四萬斤。在一般情況下，一九五八年糧食計劃定為二億斤是比較合適的。縣委卻上報了八億斤的指標。一九五八年實收為一點五零零零億斤（《鳳陽縣誌》數為一點六四零八六億斤），但縣委估產為四億斤。一九五九年，實際產量只有一點八億斤左右（《鳳陽縣誌》數一點零六九一八億斤），但又上報為四點零五零零億斤。（註一）本來是連年減產，卻上報連年增產。

【資料來源】《鳳陽縣誌》，方誌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七八頁。

高指標、高估產的結果是高徵購。一九五八年產糧八萬二千零四十三噸，即一點六四零八六億斤，國家徵購了七千一百零二萬斤，即拿走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二八。由於留下的糧要扣除工業用糧、非農業人口供應糧、種子和飼料，剩下才是農民的口糧，所以，通常國家拿走了百分之三十就顯得緊張。現在拿走百分之四十以上就更緊張了一九五九年全縣糧食實際產量僅一點零六九一八億斤，卻徵購了五千九百七十四萬斤，國家拿走了百分之五十四點四九。（註二）板橋鄉淮東社一九五九年一月份調查，全社二百四十戶、一千一百七十二人，缺糧斷炊的有一百八十四戶、八百九十二人。大溪河鄉斷炊的很多，並有吃青苗現象發生。鳳陽縣委書記處書記趙玉書說：「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據不完全統計，外流人口一萬零五百二十九人，腫病達三萬人，非正常死亡現象普遍布嚴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原有利於一百六十三人，非正常死亡率五百五十八人，佔百分之三十；劉府公社雙山大隊官帝村原有五百七十七人，死亡一百零四人，佔百分之十八；太山大隊曹端村原有四百三十五人，死亡三十八人，佔百分之八點七。」（註三）

在農民吃不上飯的情況下，還要完成高徵購任務，只能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進行橫徵暴斂。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縣、公社、大隊層層開會逼交徵購糧食任務。縣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報：早上報糧食入庫計劃，中午報糧食入庫情況，夜裡報入庫實績數字。每天晚上對入庫多的社隊進行表揚，對入庫少的社隊嚴厲批評。一級一級地向下施加壓力，壓力一級一級地放大。一九六零年春節期間，板橋公社黨委副書記兼江山大隊黨總支書記鄧某，在縣委的壓力下，在安子集召開八十多名幹部的徵購會議，要求各生產隊交出糧食。誰說沒有糧食就打誰。張信成、狄為朝等十人被打。會後，這些幹部就分頭到農民家中搜糧食。一九六零年午季（即收小麥的季節），小溪河公社黨委布置統一行動，搜查糧食，被搜查的有八千零四十六戶，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七十三點四。長塘大隊只有一家沒有被搜查。山河大隊組織一個十七人的「挖糧潛力專業隊」，人手一棍，到各家東搗西戳，翻箱倒櫃，發現社員王坤鍋里有烙餅，便一涌而上，開鍋吃光。（註四）

「共產風」一刮再刮，刮地三尺。（註五）「共產風」開始是一九五八年秋颳起來的，引起了混亂，一九五八年秋、冬，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糾正措施想剎住「共產風」，但怎麼剎也剎不往。這股風從上面層層往下颳，一級大一級，一陣緊一陣。到一九六零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一九六一年初的五級幹部會上，縣委書記趙玉書檢查說：「上級雖然下令剎共產風，但沒有剎住，原因在縣委的指導思想特別是我的指導思想上。我們總是想快點向高一級的所有制過渡，我們曾計劃把全縣十四個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過渡。我們總是希望社有經濟發展快一些，供給制儘可能早一些，公共積累儘可能多一些。」公社為了發展社有經濟（當時認為公社所有制比生產隊所有制更接近共產主義），大量集中生產隊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大隊也以「個人服從集體」、「小集體服從大集體」的名義，把生產小隊和社員的財產集中起來。山河大隊實行「五集中」：豬集中，把小隊和社員的豬集中起來辦「萬頭養豬場」；雞集中，規定每戶或每個勞動力交二隻雞，興辦「萬雞山」，並規定每戶只准養雞三隻；鴨子集中，大隊在一個早晨趁人不備，統一行動，把鴨子集中到大隊集中飼養；廁所集中，扒掉社員的私人小廁所，一個庄建一個大廁所；山芋種子集中，把社員已經育好的山芋種子集中起來。這些集中起來的豬、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來的山芋種子也爛了。山藥、毛芋、生薑是鳳陽小溪河地區的經濟價值高、產量大的特產，過去是家庭種植。幹部認為這種生產方式不符合共產主義原則，不讓社員種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見苗要犯法」的說法。（註六）

為了儘早地進入共產主義，自一九五八年以來，搞了很多「大辦」，如：大辦工業，大辦水利，大辦土鐵路，大辦文教衛生事業，大辦土化肥等等。這些大辦所需要的資金、物資、勞動力都是通過「一平二調」（即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的辦法，剝奪生產隊、剝奪農民而得到的。

「共產風」颳的範圍很廣，從社隊集體的土地、勞動力、畜力、農具、資金、糧食、以及社員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樹木、傢具等。扒社員的房屋，捉社員的家禽，砍社員的樹木，收社員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莊稼。有的地方把社員自留地里的南瓜苗拔出來栽到集休的地里，結果全部死光。強佔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強行把東西扔到外面。強行收走各家做飯的鍋，甚至當著社員的面把鍋砸爛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鍋燒水也不行。大通橋大隊為了辦農場，乘社員下地生產之機，將大通橋東頭一個小莊子社員家的東西全部拋了出來，房屋由大隊佔領。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註七）

為了給「共產風」造聲勢，到處樹牌坊，扎「躍進門」，在屋頂上、田埂上、山頭上，路邊上，到處都寫上大標語，形成了一個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的熱烈氣氛。

公社以建設共產主義新村的名義，強行拆掉社員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於拆房並庄，有七個大隊的二十五個村莊無人居住。石馬大隊大郢生產隊將五個村莊並成一個，男、女、老、少分四處居住。喬山大隊三十一個村莊，一九六零年六月，總支書記梅某強迫群眾在半天之內並成六個莊子，拆掉房子三百多間，黨員不幹開除黨籍，團員不幹開除團籍，社員不幹不給飯吃。說是建新村，實際上舊房子拆了新房子沒有建，社員無家可歸，一百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十四戶四十人住在三間通連的房子里，晚上大門上鎖，民兵持棍把門，尿尿拉屎都在一起。（註八）

一九五八年底全縣共有房子二十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三間，兩年來共拆掉、倒塌三萬九千五百五十五間(其中倒塌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間，拆掉一萬三千四百間)，佔百分之十七點七。全縣有二十九個村莊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庄並大庄時，社員像躲避日本鬼子一樣，造成田地荒蕪，草苗叢生，群眾流離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婦同住一室，連撒尿都聽得到。有的婦女只要一提並莊子的事就哭。（註九）

荒唐的瞎指揮。在生產上追求形式，不求實效。要求紅旗插滿田間，一邊幹活，一邊唱歌，一邊喊口號。為了應付上級檢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調到公路鐵路兩旁，調到社與社、縣與縣的交界處，做出樣子，而裏面卻是大片土地拋荒。全縣只有耕地一百四十一點二萬畝，一九六零年春夏種上報播種面積一百八十四點八萬畝，超過了耕地總面積四十多萬畝。（註十）

農民一早起來不知道當天要幹什麼，連生產隊長也不知道當天要幹什麼。生產指揮權和調度權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縣裡統一指揮，公社或縣領導人像戰爭年代指揮淮海戰役一樣，組織「大兵團作戰」。小溪河公社十三個大隊，一九六零年春季以來，參加大兵團作戰的有八十六個小隊、二百八十四個小組、三千三百九十五個勞力。從「開秧門」起連續四十天，有的持續達三個月之久。有的大隊，犁田搞大兵團作戰，收麥子搞大兵團作戰，栽秧搞大兵團作戰，甚至連鏟草皮也都搞大兵團作戰。大兵團作戰打破了生產隊、生產小隊和生產小組的界限，取消了評工記分、按勞分配、勞動定額和生產責任制。新華大隊九百個勞力，參加「大呼隆」勞動的就有七百人。有一天，代圩生產隊幹部帶領一百多個社員，抬著二千多把秧，到大韓家莊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劉園，劉園也毫無準備，又抬到前廟。到了前廟，天色已黑，無法栽秧。一天行程十二里，空跑四個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勞力大量亂調，東調西，西調東，亂成一團。（註十一）

在鳳陽，瞎指揮到了荒唐的地步。違背農時，不按節令種植，有些地方出現了春節種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種麥子、立秋栽煙葉的離奇事情。這是因為，雖然農時錯過了，但上級下達的種植計劃還沒有撤消，雖然違了農時，但計劃還是完成了，向上級也好交待了。為了完成縣委定的七十萬畝水稻的任務，有些地方把沒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經長得不錯的旱糧栽水稻。門台公社宏光大隊本來不適合種水稻，上級強令「旱改水」。一九五八年旱改水一千六百畝，平均畝產五十多斤；一九五九年旱改水八百五十畝，平均畝產三十一斤；一九六零年旱改水九百畝，平均畝產只有二-三 斤。為了種水稻，本地無水下秧，派了四十八個人、二十五條耕牛運了三萬斤稻種到六十裡外的總鋪公社去泡種育秧，幹了二十九天，連種子也丟了。第四生產有五百畝黃豆，已有半尺高，大隊硬叫犁掉改種山芋，社員不願意，還是犁掉了四百八十畝。結果每畝只收三百斤山芋，而剩下的二十畝黃豆每畝產二百多斤。（註十二）還是門台公社宏光大隊，一九六零年春，麥子一版金黃，正當收割之際，卻被調出五百 多個勞動力去黃灣支援。行程兩天，到那裡安了一天家，找工具一天，口糧沒運到餓著睡了一天，回來又走了兩天，花了八天時間，只幹了半天活。結果，自己的麥子遇上了雨，損失很大。（註十三）

這樣荒唐的事還有很多：小溪河公社喬山大隊八畝大麥已經盤根，幹部硬叫犁掉，種豌豆，每畝下種二百斤，一粒未收。這個大隊的澗西生產隊，春天撒播花生八十畝，用種一千二百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隊秦塘小隊一九六零年三月種麥子七畝，採取拔苗助長的辦法，每畝施化肥一百斤，不僅燒死麥子，連草也不生。光明大隊的駐點幹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麥，晴天栽秧。長塘大隊為了擴大面積，竟把三萬多斤稻種撒在花園湖一尺多深的水裡，還強迫社員在水田栽煙二百五十畝，片葉未收。萬保大隊張庄生產隊幹部，大雨剛過，就叫社員在滿田是水的稻田裡栽煙三十二畝；石馬大隊在水裡播黃豆一百二十畝，顆粒無收。李武大隊社員鍾萬祥每畝下麥種二百五十斤，大隊卻說下種少了，叫犁掉重種。新華大隊把全部土地劃成三個作業區，規定作業區的其他作物一律廢除，僅一九六零年一次就犁掉已種上的莊稼近千畝。小溪河大隊街西小隊，田裡麥子未運完，勞力就被調去抗旱栽煙葉，結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里的麥子也損失七千多斤。（註十四）

縣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個不種」：不「條播」不種，下不足多少種子不種，不施多少肥不種，不「畦田化」不種。在農業上還要搞很多「化」，如車水風力化，運輸車子化，車子軸承化。結果一化不化，勞民傷財。

劉府公社下令一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劉府大隊生產隊長汪貴珍因地制宜打了一畝半旱秧，公社王書記知道了，開會鬥爭汪貴珍。汪辯解說：「我電因地制宜，為了多打糧食。」王書記說：「聽黨的話，就應該打水秧，一粒不收也是好乾部；不聽黨的話，打多少糧食也是壞幹部。」結果撤了汪的職。（註十五）

由於全縣統一指揮，不斷地有「中心任務」。每一個中心任務來了以後，就要動員社員不分晝夜「突擊苦戰」，在工地「安營紮寨」。要求社員「雨天當晴天，黑夜當白天」、「大雨小干，小雨中干，不雨大幹」，不少婦女因飢餓和勞累過度，患了閉經、子宮下垂等疾病。長期飢餓和過度勞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調農業勞動力，削弱了農業生產。鳳陽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到一九六零年五月八日，全縣農村勞動力投入水利建設的每天就有三萬到五萬人，最高時達七萬人，占當時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三。此外，還常年修土鐵路的勞動力三千七百多人，修公路的二千多人。縣委計劃一九五九年工業總產值達到一點二億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十四倍，工業職工從一九五七年的九百二十四人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八千七百二十四人。還抽調了二萬五千多農民搞工業。秋種沒結束就動員農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產已經開始，還不讓農民回來。留下來搞農業的全是婦女和小孩。（註十六）

大辦鋼鐵運動最高峰時，共有六萬三千多人赴鋼鐵前線。縣委的總結報告說：全縣「建成平爐三千余座，一立方米高爐八百七十五座，一點五立方米高爐一百六十三座，六點五立方米洋高爐二座，衝天爐十八座，紅爐一百二十九座，鍊鋼爐三千二百九十座之多。現在臨淮、門台兩地的鋼鐵基地已初具規模。」（註十七）

（二） 三年餓死九萬人

鳳陽，一個不到四十萬人的縣，在三年大飢荒期間，餓死九萬人，餓死人口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據新修《鳳陽縣誌》，一九六一年全縣人口比一九五七年凈減少了八萬九千一百一十三人，減少的人數相當於一九五七年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四一。全縣人口直到十年以後的一九六七年才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即全縣人口為三十八萬人。如果按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人口平均增長率百分之二點四四計算，一九六一后全縣應有人口四十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五人，照這樣計算，一九六一年比應有的人口少了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三人，這個數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應當出生卻沒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慮外流人口，死亡人數會小一些。

以上說的是全縣總人口，若單看農村人口，情況更為嚴重。根據《鳳陽縣誌》同一資料，一九六一年農村人口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八萬九千一百二十五人，相當於一九五七年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五六，即減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即十年以後，人口才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如果考慮人口自然增長因素，人口減少遠遠高出百分之二十六點五六。在這期間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時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凈外流人口一萬多人。

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佔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個人就有一個餓死。（註十八）按郭書田四分之一的估計，以一九五七年三十八萬零七百一十一為基數，則餓死九萬五千一百七十八人。這和陳振亞說的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兩年餓死六萬零二百四十五人大體相符。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寫道：「一九六零年雖然風調雨順，一派好年景，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三縣一九六一年的統計，共少了四十多萬人。」鳳陽沁崗村，「全村三十四戶，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十戶，三十九人。」 （註十九）

據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的《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兩年，共餓死六萬零二百四十五人， 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七。其中，武店公社，原有五萬三千七百五十九人，餓死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人，佔百分之二十六點六，這個公社半井大隊原有四千一百人，餓去一千六百二十七人，佔百分之三十九點七，大廟公社夏黃庄原有七十人，死亡四十八人，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全縣死絕八千四百零四戶，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三點四。死、跑而空的村莊二十七個。武店公社鳳淮大隊李嘴庄二十戶，死絕四戶。小溪河公社餓死一萬四千零七十二人，佔百分之二十六點九。宋集公社原有四千七百四十三人，餓死一千一百三十九人，佔百分之二十四點二。大廟公社夏黃庄原有七十人，餓死四十八人，佔百分之六十八點六。全縣死絕的有二千四百零四戶，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三點四。餓死和外跑而空無一人的村莊二十七個。小溪河公社曾有二十一個村莊餓死和外跑而空無一人。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家中十二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三十四口人，死去三十人。小溪河公社長塘大隊趙莊子張玉璞的父親，死後兩天還抱著未死的女兒。有的人家兩口子一夜同時死在一張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沒有抬埋。由於人口大量死亡，出現很多孤老與孤兒。

時間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現在很難了解當年死人的具體情況，只能從檔案中了解過去。一九六一年一月，鳳陽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目的是糾正「五風」，會上發動參加者「大鳴大放」，揭露問題。會議由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主持，開得嚴肅緊張，會上發言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裡死了人的，一邊說，一邊痛哭流淚。現摘錄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鳳陽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簡報》如下：

總鋪公社鹿塘大隊張窪小隊社員代表王庭華質問副縣長宋兆銀說：「五八年你帶我們去官溝水庫去挖乾渠，飯都不給吃，還叫五天五夜不睡覺，哪個能吃得消？去年，我們村餓死了一、二百人，縣長你知道嗎？」

總鋪公社國光大隊社員代表說：「縣委官僚主義太嚴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們庄三百多人就死了八十七個，說起來真痛心哪！」

殷澗公社鳳陽山大隊占家小隊支部書記武善蘭說：「六零年春天，縣委給群眾吃的山芋干，由於已經變質，苦味難聞，群眾說是吃湯藥。結果加劇了浮腫病，四月份僅十天時間就死了二十七人。」

武店公社黨委書記萬德元說：「五九年在武店開烤煙現場會，縣委明知道沒有這麼多煙葉，硬說有。縣委書記處書記董安春讓一個馱子的煙分三個驢了馱，顯得煙賣得多。他還布置，對餓得臉色不好的社員要看緊，不讓他們上街，免得讓外面知道。餓死的人要埋三尺，上面還要種上莊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隊代表李金明說：「一九五九年我們收三萬五千斤糧食，叫徵購五萬八千斤，結果我們交三萬三千斤，社員只吃二千斤。真的沒有糧食了，群眾吃麻葉子，什麼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彙報：我們沒有吃的了。他說我帶頭鬧糧，要開除我的黨籍。結果我們二百八十人，死後還剩一百七十人。我家五口人，死掉四個，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個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隊代表說：「一九五九年秋，一點吃的也沒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們那檢查工作，還向幹部說：目前是大好形勢。我們隊原有二千五百多人，現在只剩一千三百多人，死那麼多，我們向董安春彙報，他還說我們玩花樣。我們帶他去看死人，他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隊社員代表王夕周說；「這兩年盡說鬼話，以上壓下。五八年誰講真話就揪誰。這兩年死了這麼多人，就是以小報大的結果。報的都是千斤田、萬斤田，這颳的是鬼頭風，颳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們那裡北山下有一戶叫曹玉樂的，一家三十四口人，就死了三十人，只剩下四人。曹澤祥死了沒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黃灣公社荷花大隊生產組長楊大松說：「五九年我們隊實際只有二千斤糧食，大隊幹部周友香硬叫我們報一萬斤，我說沒有這麼多，就說我思想右傾，批我兩天。結果，我們莊子原來五百八十二人，死了八十多人。」張灣小隊支部書記崔厚軍補充說：「大隊書記周友香不準白天埋死人，說影響不好。有一次，黃德良替人家抬了一個死人，就批鬥他兩天。」

板橋公社江山大隊總支書記王煥業說：「六零年春天，工作組錢軒家裡死了十一口人。開始死人時家裡來人送信，他搖搖手，不讓講，帶幾個錢回去處理就算了。最後只剩三個人，實在沒辦法了，就請示領導把三個孩子戶口糧油關係遷到機關來。請示再請示，到批準時，三個孩了也餓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橋工作組張玉朴說：「張牙庄原來四十二個勞動力，現在很少了。我母親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帶血，用草棍捅。我回單位向檢察長反映，說我反三大萬歲，誣衊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寫了六份檢查。要不是徐部長，就把我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一九六零年春天，我家五口人都死了，我就帶出一個小孩來。死了哪敢講，就說病死了算了，只好睜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揚過的合作化帶頭人陳學夢在會上發言說：「今年（一九六零）春天，生活困難，頓頓飯都不離草。王家湖有三十七戶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現在每戶只有一個少老子無娘的孤兒。小孩子們看到我說：老主任，我們家大人都見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個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慘哪！」

考城大隊代表王家鳳說：「我家二十口人，去年（一九六零）死掉十口。我的四歲的小孩有一天對他娘說：『把我送走吧，再過幾天我就要餓死了！』」

府城公社紅旗大隊生產組長陳守先說：「六零年春天，光蔡庄一個地方就死八十多人。當地幹部還組織一個送病專業隊，專門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會上發言十三人，就有四個傷心痛哭。考城大隊社員代表王家來說：「我們大隊原有五千人，現在只三千二百人。日本鬼子來我們也沒有死這麼多人。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呢，今年我們往哪裡都跑不掉，到處有勸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沒有糧票，到哪裡也沒飯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還有兩口人。我是最後一個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沒有死，十二個喂牛的人都死了。」講著，講著，就哭起來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隊姚營生產隊社員代表姚繼山說：「黨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鳳陽縣委不好。五八年秋種每畝地下種四五十斤，甚至幾百斤，結果搞的不能收。五九年沒有糧食硬叫報，沒有辦法就報空。說這裡有幾千斤，那裡還有幾千斤。報過不算還要兌現，朝屌上兌！我們光明原有一千六百三十多人，死了八百多人。姚正會家餓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淚往肚裏流。這都是縣委一手造成的，破壞黨和毛主席的名譽。」

殷澗公社社員代表發言指出他那裡飢荒的嚴重情況，殷山生產隊，原來有二百一十七人，一冬春就死了九十五人，小殷家一個莊子三十九人就死了二十二人，夏黃小組原來七十多人，死了四十八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隊上宋小隊耿沈小組社員代表耿＊說：「今春上（指一九六零年）上宋小組勞動力死得太多了，沒有人埋，從我們耿沈抽人去埋。我們埋了半天只埋五人。這麼慘的事由誰負責呀？我看主要是縣委。」府城公社社員代表洪冠群說：「金傳之因偷幾隻山羊，隊長葛＊＊不給飯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餓死。」楊學群（小隊書記）說：「馬玉新生病還叫犁田，跟不上犁說是裝病，結果被綁打，扣飯致死。她死在家裡沒人知道，小孩還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沒吃著也餓死了。」

板橋公社江山大隊社員代表宮學仁說；「我們宮李家八十戶不到，就死掉五十九人，牛、驢死光了，房屋倒塌五十多間，全隊一千四百多畝田，去年就荒掉一千畝。幹部還像活閻王一樣，排著隊打社員，哪有百姓過的日子！」 山河大隊一九五八年有五千五百三十六人，現在只有二千九百七十人，其中死亡一千五百五十八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一；勞力下降一千三百七十五個，占整半勞力的百分之四十八點八。武店公社鳳龍大隊生產組長唐秀棋說：「六零年我們那裡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一半，門西、武庄兩地，一家一家全死光了。現在我們那裡犁田的都是小孩。」

與會代表還揭露了大量慘無人道的事實。大溪河大隊鄭山生產隊社員常介翠的母親有病（餓病），找生產組長花某要點面給母親吃，花說：「還給她飯吃？都快要死了。還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沒回來給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說：「你不同意就死在家裡，埋在家裡。」常沒辦法，只好把沒斷氣的母親埋掉。（註二十）

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準」:一不準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更惡劣的是黃灣公社張灣小隊規定死了人不僅不準戴白布，還叫人披紅！（註二十一）

由於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兒。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六一年底全縣孤兒二千三百八十九人，其中男一千四百九十三人，女九百零六人。以年齡分：一-三歲四十八人，四-六歲二百九十六人，七-九歲七百九十八人，十-十五歲一百二十四人。孤兒已收容二百四十七人，未收容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孤老一千五百二十七人，其中男六百五十八人，女八百六十九人。按年齡分：六十-六十五歲九百一十人，六十六-七十歲三百五十九人，七十歲以上二百五十八人。孤老已收容二百五十八人，未收容一千二百六十九人。一九六二年全縣有孤兒三千三百零四人。其中：公社收養七百零二人，大隊收養七百零四人，群眾代養九百零八人，單獨生活九百九十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沒有死，睡在死人懷裡一兩天。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全縣發現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記載的就有六十三起。大廟公社五一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註二十二）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唐秀棋說：「有一天晚上我開會回來，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頭，放在鍋里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一瓢在門口吃，他說，我已經吃掉幾個了。現在莊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註二十三）

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晚，拖拉機站王站長在科局長整風會議上的發言說：「一九五九年我在板橋公社浙塘大隊整社，彙報人死問題時不敢說是因缺糧，就說是因衛生工作沒搞好。一個婦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縣長）彙報后，季派工作隊夜裡把這個婦前女捆起來送到公安局，說她破壞社會主義。……從板橋回來看到一個墳堆上有六、七具屍體。」（註二十四）

考城大隊王家鳳說：「西泉發現人吃人了，張正九彙報給董安春，他不讓彙報，還叫查，說，吃人的人是壞人。」（註二十五）

對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不僅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還怕暴露真相，一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六十三人，關死三十三人。（註二十六）

不過，中國農村有一種傳統，認為人肉是不能吃的。有人說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長，也有人說吃了人肉會生病。所以，吃人還是個別現象，多數人寧可餓死也不吃人肉。即使是個別現象，由於中國人口多，從總的數字上看，吃人的情況也是很多的。

農民明明是餓死了，還不能說是因飢餓而死的。縣委領導人趙玉書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隊檢查浮腫病情況，問醫師王善良：「為什麼浮腫病總是治不好，少什麼葯？」王醫生回答說：「少一味糧食！」趙、董二人立即決定，將王醫生交大會批鬥后逮捕。（註二十七）

農民大量死亡，而各級幹部卻向上級向外面封鎖消息，隱瞞情況。一九六零年端陽節，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張少柏在臨准化名「石求明」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我打跑了個人得失念頭，確立以黨和人民得失為重，才下決心反映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的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是極其驚人的。一個死亡百分之五，一個死亡率百分之一強，一個佔百分之十五，一個佔百分之二十多。……在死人最嚴重的時候，有的村子一天死亡五-六人。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已死了的有一百名左右。」結果，張少柏一度受到迫害。二零零一年本書作者到鳳陽調查大飢荒時曾打聽此人，接待我的一位幹部說：「張少柏在文革中是造反派，早就被整下去了。」

一九六零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長馬騫聽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隊）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從蚌埠市支援豆渣1 萬斤，運到臨淮關，通知家鄉來運。結果遭到總支副書記楊雲春、副縣長繆堅的拒絕，阻止群眾起運。而且繆堅還去信給地委檢舉了馬騫，說馬「思想右傾，有問題!」（註二十八）

一九六一年鳳陽縣委書記馬維民在總結兩年經驗教訓的三級幹部會上的報告中說：「對死人的情況，我們大家基本是了解的，開始個別死人的時候，認為是個別情況，對上不講，自己想辦法解決了就算了。以後死的人多了，問題搞大了，就驚慌失措起來，對上更不敢講了。死人明明是餓死的，而說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說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還不允許死者家屬哭喪帶孝，不準埋墳，對反映死人情況的來信加以扣壓，甚至對來信者進行打擊；有的幹部因為如實向組織反映了死人的情況還挨了鬥爭。」「 因為怕犯錯誤，怕受處分，怕摘掉烏紗帽，而不敢暴露真實情況；越不敢暴露，問題就發展越大；問題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註解：

[註一] 趙玉書代表縣委在五級幹部擴大會議上的檢查（第一次檢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註二] 馬維民同志在縣委三級會議上的講話：《鳳陽縣兩年來的經驗教訓》，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三] 趙玉書代表縣委在五級幹部擴大會議上的檢查（第一次檢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註四] 中共鳳陽縣委：《關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的試點情況調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註五] 趙玉書代表縣委在五級幹部擴大會議上的檢查（第一次檢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註六] 中共鳳陽縣委：《關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的試點情況調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註七] 趙玉書代表縣委在五級幹部擴大會議上的檢查（第一次檢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註八] 中共鳳陽縣委：《關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的試點情況調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註九] 陳震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註十] 趙玉書代表縣委在五級幹部擴大會議上的檢查（第一次檢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

[註十一] 中共鳳陽縣委：《關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的試點情況調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註十二] 鳳陽縣委：《整風整社工作簡報》（十六期），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

[註十三] 鳳陽縣委：《整風整社工作簡報》，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

[註十四] 中共鳳陽縣委：《關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的試點情況調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註十五] 《中共鳳陽縣委五級擴大會議簡報》（第六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

[註十六] 趙玉書代表縣委在五級幹部擴大會議上的檢查（第一次檢查材料），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馬維民同志在縣委三級會議上的講話：《鳳陽縣兩年來的經驗教訓》，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十七] 中共鳳陽縣委工交部：《關於一九五八年度工交部的總結報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註十八] 郭書田《失衡的中國：城市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第一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十九頁。

[註十九] 張萬舒：《故鄉人民的笑聲》，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九、五十七頁。

[註二十] 摘自《中共鳳陽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簡報》第四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第五期（一月九日）、第六期（一月十日）。

[註二十一] 陳震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註二十二] 同上。

[註二十三] 《中共鳳陽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簡報（第六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

[註二十四] 《科局長整風會議記錄》，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

[註二十五] 《中共鳳陽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簡報》，一九六一年一月

[註二十六] 陳震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註二十七] 同上。

[註二十八] 同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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