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5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九 反右傾加劇了飢荒

四川飢餓時間最長與這裏不停頓地反右傾有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歷時四十六天的廬山會議結束。全國開展了「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運動。李井泉對反右傾是很積極的，就在廬山會議之前，他也是堅決反右的。廬山會議之後，有了毛澤東的令箭，他的勁頭更大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幹部傳達了廬山會議。他在傳達報告中提出了「一個粉碎」，「四個保衛」，即「堅決粉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社會主義事業」。他重申了「三面紅旗」的偉大意義，他說：

公社化運動是偉大的運動，是幾億農民、首先是貧苦農民搞起來的，大辦鋼鐵是幾千萬勞動大軍。這樣巨大的群眾運動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國革命有革命戰爭運動，有民主革命運動，如土改、三反五反、鎮反運動，但這些運動的範圍窄一些，時間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辦鋼鐵、公社化規模那麼大，範圍那麼寬，時間那麼集中。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本來巴黎公社是失敗的）是革命的創舉，是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它意味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的最後方向。按照這一看法，中國的公社化、大辦鋼鐵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著大躍進，可以超過以往的速度，不僅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超過社會主義國家的速度。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當是欽佩不已，讚揚不已，應當是只能說好，不能說壞。……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馬克思都贊成了，難道我們這成功的經驗就不應該贊成嗎？

接著，他講「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說：

人民公社運動是如何來的呢？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不能不採取的一種生產關係的變化。至於小社變大社，我們原來就有大社的，如張泗洲的社一千多戶，現在一鄉一社兩千多戶，這是大躍進以來必然要做的。大躍進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辦起了食堂，這樣一天可以多勞動一、兩小時，可以騰出一部分勞動力。公共食堂辦了，豬在社員家裡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豬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謂一大二公就從此而來。……這些是為了生產發展而採取的措施，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不是憑主觀願望所採取的。至於供給制吃飯不要錢的問題，這是合乎廣大貧僱農、首先是百分之三十勞動力少兒女多的貧僱農的要求而採取的措施。這一部分貧苦農民是半無產階級，全國有一點五億，全省有二千萬人。有這樣的階級基礎才辦起來的。既然符合多數農民的要求，首先是百分之三十貧苦農民的要求，我們黨就應當領導這個運動。……我黨北戴河會議、武昌會議後下心領導這個運動是正確的。不領導這個運動還要出亂子。不信，解散了試試看。今年解散了，明年還會辦起來。（註一百零二）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十分信任的人。他的這些話可能反映了當時高層的認識。現在看來，這些看法有著很重的主觀色彩。歷史已經證明，這種認識是完全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李井泉這個報告透露了「三面紅旗」以外的事情。李說：彭是高饒聯盟的漏網分子。張聞天也給高饒聯盟當過軍師。彭也承認自己是高饒聯盟的忠實成員。與其說是高饒聯盟，不如說是高、饒、彭聯盟。高崗在東北，彭德懷在朝鮮掌握志願軍，他們兩人相互利用。彭德懷先後同人談過黨內有人反對黨。說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黨，他們的後台是劉少奇同志。並說從主席到重慶談判就開始了。這顯然是誣衊，為的是想達到推翻劉少奇同志的目的。高、彭、黃對劉少奇同志是不滿意的。彭德懷到處散布說劉少奇是篡黨的後台，完全同高崗講的有個圈圈是一樣的。

幾年以後的「文革」證明，李井泉講不是空穴來風。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個「叛徒集團」捆在一起被打倒了。從這裏可以隱約地看到，反高饒聯盟、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這三次鬥爭之間，從人事上看，有著某種內在聯繫。毛澤東在這三次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來在這三次鬥爭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金牛壩地委書記會，四川省省長李大章在會上的講話，一再強調「堅決貫徹總路線，堅決繼續搞大躍進，真正向著人民公社萬歲這個方向來搞。」為此，要堅決整頓幹部中的右傾思想。他說，現在已經不是左的問題，右的方面大有猖狂進攻之勢。他解釋毛主席分析一九五九年形勢的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說，右派分子把「問題不少」理解為刮「共產風」，認為我們沒有糾正；實際上，「問題不少」是指右傾抬頭，右傾活動，有猖狂進攻之勢。現在的問題不是刮「共產風」，不是「一平二調三提款」，是右傾問題。李大章說，右派分子說反左比反右難，實際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話：反右是階級鬥爭，這個東西是階級影響問題，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報告最後強調，現在我們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場問題，是階級問題。（註一百零三）

一九五九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整整一個月的省委擴大會（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屆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第一階段在成都開，第二階段在重慶開。會議一開頭搞了一個「政治測驗」：到會的一千三百多名市、地、州幹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傳達毛主席講話的情況下，先閱讀彭德懷的意見書，張聞天的發言和《李雲仲意見書》，然後人人必須表態。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領導幹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們作了旗幟鮮明的表態，一些警覺性較強的幹部含糊其辭。對三個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數正直而又未得到內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態后，才放毛澤東講話錄音，傳達中央決議。在會議中共揭發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嚴重右傾動搖的、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共六十一人（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動搖的共四十九人）。會上選擇了八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重點批判。他們是：鄧自力（滬州地委書記）、陳懷堂（滬州地委副書記）、張戟（省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陳星（重慶鋼鐵公司代總經理）、杜石生（重慶望江機械廠廠長）、高毅（宜賓造紙廠黨委副書記）、夏戎（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張家義（成都軍區十一團政委）。（註一百零四）

作為軍區團政委的張家義是怎樣成為省級的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呢？這是他一次回鄉探親招來的橫禍。第十一次會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參考文件：「張家義的材料」上說：「原十一團少校政委張家義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蘇銅山），給軍區幹部部寫回兩封信，其中對當地農村工作發泄了極為不滿的情緒。」這是兩封什麼樣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張寫給幹部部王三科同志的信

王科長請轉牛部長：

我十二號從成都動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麼問題。到家后困難重重，沒飯吃，有錢買不到，吃了幾頓草子菜葉對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難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緒很不好，對生產沒信心，對領導抵觸很大（說毛主席共產黨好，下邊幹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較好，吃得飽飯外，余皆挨餓。現在正處於農忙，每日大人十兩，小孩六兩到半斤。絕大部分的人都餓得面黃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動路。我們這個村七百人口，在五六兩個月分（那時日食四兩）因病無糧而死、餓死、上弔、投水自殺了三十餘人。醫生看病在處方上都是建議領導上給病號增加幾兩糧食，這樣救活了十幾個人。

我家人口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餓死外，全家二十余口均平安無事。我到家后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鬧，要求把他們帶到外邊來。二老有錢，但是買不到東西，我一個月給的三、四十元錢花不掉，因此，曾幾度想弔死。我如果不帶走他們有餓死弔死的可能。這種情況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靜，埋怨地方幹部領導無法（這都是思想活動沒說出）。

上述等等情況，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糧不吃，給老人吃，使他餓得不像樣子），帶往成都過一段時間。因為寄的錢到家不起作用，買不到東西。

上述請求可否，請速來信告訴我。如果可以，請給遷戶口的證明。不能去也告訴我，不會鬧問題，這種困難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說的上述情況，是真的，沒有擴大之處。

我家鄉的生產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夠做活的很少，二十多條牛死的只剩一條小牛，土地荒蕪面積很大，很危險。

此致

敬禮

張家義七月十九日

八月六日張寫給幹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長同志請轉牛部長同志：

部里來信，我於八月三日收到，四日離家返成都，原準備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買票困難，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帶父母問題遵照部里來信指示辦，請勿念。

從來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對當前農村問題認識不足，甚至存在極其嚴重的問題。這樣及時的關心和提出的批評，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鄉所存在的問題也應該認為是嚴重的，否則，這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由我的思想不好來負責，那麼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說實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請求帶我父母去成都，作為反映幾個村莊甚至於一個鄉的情況，的確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況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陝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緒、生活、生產情況以及幹勁和幹群關係等作比較，我家鄉比上述地區差遠了。什麼原因我一下子也說不出來。

我認為那個地區馬上就會好轉了，因為引起了上級的注意，現在又進行整社了，處分了不少幹部，撤職停職的（鄉以下幹部）也不少。據說也有法辦的。以此來大力發動群眾（那裡的群眾非常落後）。

我到家后把我了解的情況，以對黨負責的精神，向鄉黨委和縣委某一幹部作了彙報，他們都認為對整社有很大幫助，然後也參加了整社活動。動員群眾積肥、生產，並親身到地里作些有關生產活動，和耕作區的幹部交談整社、生產情況。由於參加一些活動對我教育很大，總的感覺是這樣的：學習有關人民公社文件時，對於其優越性這方面領會較深，但由於客觀問題（幹部作風、生活不好、不能多勞多得、黨的方針政策群眾領會不深）的影響，公社中存在嚴重的困難（家鄉那裡，不是全國）和建設公社的複雜性了解不夠，這次探親解決了；關於緊縮開支、厲行節約比聽幾次報告還解決問題；黨的政策不能被群眾所掌握，以及幹部脫離群眾的危險性；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性在那裡都需要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個體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鬥爭的激烈，是過去未所預料到的，群眾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根深蒂固等等問題的認識提高了不少。我認為這是我極其主要的方面，否則也不全面。事情多，見面再說，不對請批評。

此致

敬禮

張家義 八 月六 日于鄭州市

從這兩信中還可以看出，張家義是一個善良而真誠的人，他的組織觀念還是很強的。然而，就是這兩封信，使這位團政委成為四川省八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之一。今天看來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當時的政治鬥爭邏輯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屆第十一次會議，除了揭露出來了六十一個各種「分子」、批判了八個重點人物之外，還通過了兩個決議：《中共四川省委關於貫徹執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的決議》、《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瀘州地區以鄧自力同志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

中共中央對《四川省委關於第一屆第十一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告》十分重視。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批轉全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五九]八零七號），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在我們隊伍里只是少數，但是他們不僅會在他們所主管的工作範圍內妨礙總路線的執行，而且他們的思想在適合其發展的氣候下，會像病菌一樣向外擴張、傳染。為了貫徹執行總路線，為了教育幹部和群眾，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傾錯誤的同志，都必須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一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一切角落裡加以掃除。

這個按語中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連用了三個「一切」，可見其態度的嚴厲和堅決，文件下達之後，全國的反右傾鬥爭升級。中共四川省委第十一次會議之後，全省各級黨委都召開了相應的會議，全省的反右傾鬥爭熱烈展開。

在農民正在大量餓死的農村，是怎樣反右傾的呢？早在九月二日，《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這個文件指出了農村右傾思想的表現：一，在農業生產上，他們把增產計劃指標定得越來越低；二，在糧食問題上，他們少報產量，瞞產私分，有糧鬧糧。既不完成國家徵購任務，又要盡量擴大銷售指標；三，在公共食堂上，他們不主張積極辦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四，利用災害造成的暫時困難製造混亂，以達到他們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單幹的目的。文件說，「上述這些右傾思想和行為，是當前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險傾向，也是實現各項任務的主要障礙。」「這些右傾思想和行為，是有它的階級基礎的。實質上是黨內一小部分不堅定分子在生產、糧食、食堂、抗災等鬥爭中的動搖，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比較深的分子，對於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不滿的反映，並且有的就是來自敵對勢力的破壞。」「為了保證增產，節約糧食，戰勝災荒，必須系統地徹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傾思想。……從九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農村展開一次反對右傾思想的大辯論。」「 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極少數右傾分子……」（註一百零五）

從這裏列出的右傾的幾項表現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還是主張高指標、高徵購，還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鍋飯的公共食堂。而這些都提到了「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這些正是大飢荒的根源。他們不僅不改弦更張想辦法緩解飢餓，實際上還在繼續製造飢餓。

指導思想既定，就在農村開展大辯論、大批判。「通過這次辯論，使右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堅定分子堅定起來，使右傾思想失掉市場」。我已經在本書其它處作過介紹，大辯論、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頭遊戲，而是拳腳相加、捆綁吊打，而是眼淚加鮮血。

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由縣委農工部幹部組成的工作組一手操辦，全面徹底，人人過關。把一些不愛開會的，開會遲到的，不愛勞動的，說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規格要求的，報產量低了的，說落後話的人都作為右傾分子來反，專門開管理區大會把這些幹部和社員處以刑罰……其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特別隊就是勞改隊，有的地方稱勞訓隊，是公社、管理區建立的准監獄機構。管理區以上的幹部一句話就可以將社員送去勞改。轉業軍人楊心田反右傾時給工作組的幹部提了意見，就被毒打了兩次。楊當時爬著回去，后害怕鬥爭逃跑。楊在外逃期間因沒有吃的，患了嚴重的腫病。成都市公安局將楊作為流竄犯捉到送回來。工作組便派兩人將楊從床上拉到大會，叫楊站到五個重疊起來的板凳上鬥爭，鬥爭后沒幾日就死在廁所邊上。（註一百零六）

據萬縣地委龍寶工作組九月二十日報告，龍寶公社在反右傾中對幹部和群眾進行了排隊，在全社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二百三十四人當中，堅決擁護總路線的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三，在個別問題上有右傾情緒的佔百分之四十四點九，右傾思想嚴重的佔百分之十點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佔百分之二點五。通過排隊確立了「依靠誰、團結誰，批判教育誰」的階級路線。辯論前對骨幹隊伍進行了組織和訓練。因此，在辯論會上，右傾思想嚴重的人「理屈詞窮，不得不承認公社和食堂的優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幹部和社員一百人。然後，進行組織整頓，「保證了貧僱農和促進派佔領導優勢」。

在反右傾鬥爭中，各地報上來挖出多少瞞產私分糧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向中央辦公廳的報告：據萬縣統計，在公社擴大幹部會議上，自動交待瞞產私分糧食達七百四十多萬斤。自貢市區雙塘等八個公社自報出隱瞞糧食六百二十多萬斤，佔總產量百分之八。巴縣各人民公社在擴大幹部會上批判的七十六人當中，徹底低頭認罪的有七十一人，佔百分之九十三點二。這個報告說，「大批判帶來了大躍進」，巴縣各人民公社擴大幹部會議上，共收到保證書決心書二千三百四十四份，競賽挑戰應戰書一千二百六十份。會後生產上「一躍再躍」。邛崍縣採取大兵團作戰，改造冬水田四十萬畝。事後證明，這些數字有的是政治起鬨，有的是虛假的。這些隱瞞的糧食是子虛烏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糧食徵購的任務。

除了農村以外，工廠、學校也開展了批右傾鬥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重慶潘家坪召開的市、地委書記會上，李井泉進一步擴大鬥爭面。他自問自答地說：「機關那些非黨群眾要不要搞？總而言之是要搞的。職工群眾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農民的觀點都帶到工廠里來了，工人隊伍中也不純潔，也需要以兩條道路鬥爭為綱進行改造。學校看來也要反右，但中央講，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有些人實際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為了把暗藏的右傾份子挖出來，主持運動者還千方百計動員大家「鳴放」，以「引蛇出洞」，把一九五七年對付「右派」的一套搬到黨內來。溫江專區各縣反右傾運動的五級幹部會議編髮的大批簡報，記錄了這種坑人的手段是如何進行的。郫縣報告，他們將運動分為四個階段進行，一、大鳴大放，暢所欲言；二、組織先進隊伍，進行大會發言，肯定成績，樹立正面典型；三、大會重點批判，小會自覺檢查，問題嚴重的右傾分子，根據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處分；四、學習省、地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安排當前工作，定入庫、生產計劃，大抓晚秋作物。（註一百零七）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傾不只是在一九五九年。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整個飢荒年代，是不斷地批右傾的，不過沒有一九五九年那麼集中罷了。

在反右傾鬥爭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舉一些官方數字：

截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全省省、地、縣三級機關幹部共有十九萬七千零一十五人，在反右傾鬥爭的運動中，參加運動人數為十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人，共有九千四百二十五人成為重點批判對象，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二千九百七十三人，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有六千四百五十二人。重點批判對象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七八，占參加運動幹部數的百分之七點三八。這組數據不包括成都市非黨幹部數和瀘州、涼山各縣的數字。見表三•三。

【說明】一，本表數字是各地截至十一月二十日的統計，還不是最後的定案數字；二，地專機關幹部總數中缺成都市的非黨員幹部數；三，縣級機關中缺瀘州、涼山各縣數字；四，表中三類即「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四類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報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數字與上表數中，省級機關的數字與上表一致，地、縣兩級數字略有差別：地專機關：共有幹部五萬一千二百四十八人，其中，嚴重右傾的一千三百三十二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五九；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五百二十四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一點零二；兩類合計一千八百五十六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三點六二。縣級機關（缺兩個專區縣人數）：共有幹部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人，其中嚴重右傾的四千零七十六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三點四八；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二千零八十一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七八，兩類合計六千一百五十七人，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五點二六。（註一百零八）

除了省、地、縣三級機關以外，全省區級機關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九百零五人（不完全），占區級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三點四六；公社黨委書記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一千零三十人（不完全），占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七點一八；（註一百零九）廠礦企業黨員幹部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一千二百零四人，占黨員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八四，（註一百一十）非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九百九十九人；大專院校、中等學校黨員幹部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的人數為三百八十四人，占黨員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三點九九，占參加運動黨員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四點八四，（註一百一十一）非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一百六十二人。（註一百一十二）

公社以下幹部受批判的人數沒有全省的統計數字，但個案統計數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縣以上大得多。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央工作組情況簡報寫道：合川縣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三年間，由於反右傾擴大到基層，整風整社、反瞞產私分等運動，共處理了幹部五千一百八十四人，佔全縣幹部總數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三人的百分之二十點五，其中公社以下幹部一萬七千七百一十六人，處理了四千六百九十九人，佔百分之二十六點五。各級幹部處理面是：公社級：黨委書記佔百分之六十；黨委副書記佔百分之三十五點七；正副社長佔百分之三十六點七 ；一般幹部佔百分之二十八點六。大隊級：正副書記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二；正副大隊長佔百分之三十八點七；一般幹部佔百分之三十一點六。生產隊級：正副隊長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八，一般幹部佔百分之十一點八。（註一百一十三）江北縣興隆區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區大隊一級的幹部三百二十八人當中，受過大會批判鬥爭和各種處分的佔百分之四十；在四百五十四生產隊長中，受過大會批判鬥爭和各種處分的佔百分之五十一。（註一百一十四）

以上數字是枯燥的，但每一個數字後面卻是血淋淋的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是無情的摧殘折磨和成千上萬的家破人亡。

一九六一年九月，四川省委又根據中共中央有關精神，對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被錯整的人給予「甄別」。對致死、致殘、自殺的幹部和社員，區別情況經濟上給予輕微的補償，政治上給予安撫。但對在運動中自殺的幹部不予撫恤，被開除了黨籍、團籍的，不再恢復黨籍團籍，並應指出自殺行為是錯誤的。（註一百一十五）

四川省的反右傾並沒有結束。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後，重慶市團委的幹部在討論「七千人大會」精神時，聯繫四川省實際，談到四川省餓死那麼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認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團市委工作的副書記于克書提議向中央寫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況，其他幾位團市委副書記都同意。于克書以「一個共產黨員」的署名寫了一封匿名信，為了避免查出筆跡，找打字員用打字機打出來。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團中央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于克書到北京出席會議。會上，他們向胡耀邦彙報了四川的情況。胡耀邦和他們二人的談話被整成簡報送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於是，楊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書記約廖、於二人談話。他們向楊尚昆作報三個半小時的彙報。楊尚昆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彙報。鄧小平得知情況後主持會議，派人到四川調查。李井泉得知這些情況后，利用八屆十中全會抓階級鬥爭的機會施行報復。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五月八日，重慶市召開第二十次全委擴大會。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蕭、李、廖」反黨集團。蕭是蕭澤寬，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分管共青團工作；李是李止舟，時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認定他們是四川省刮「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的代表。（註一百一十六）

註解：

[註一百零二] 《井泉同志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決議的報告（記錄）》，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註一百零三] 李大章：《在地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地點：金牛壩，時間：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

[註一百零四] 廖柏康：《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旋渦——回憶「蕭李廖事件」》，列印未刊稿，二稿，第十九頁。

[註一百零五] 《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一九五九年九月二日，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指示）總號[五九]四一八號。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一九五九年九月三日印發。

[註一百零六] 東夫：《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網路電子版。

[註一百零七] 同上。

[註一百零八] 《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關於省、地、縣三級機關反右傾鬥爭情況向中央辦公廳的電話彙報》，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註一百零九] 摘自《全省區級機關黨員幹部和公社黨委書記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統計表》，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一百一十] 摘自《廠礦企業黨員幹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統計表》，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一百一十一] 摘自《大專院校、中等學校黨員幹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統計表》，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一百一十二] 以上兩項「非黨員幹部重點批判人數」 摘自《廠礦企業非黨員幹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統計表》、《大專院校、中等學校非黨員幹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統計表》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秘書處，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一百一十三] 中央工作組統戰部小組編《情況簡報》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

[註一百一十四] 中央工作組統戰部小組編《情況簡報》第十二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註一百一十五] 《關於甄別工作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意見（草稿）（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一日，許夢俠將此稿提交地委書記會議徵求意見。[六一•九] 地委書記會方文件之十六。

[註一百一十六] 廖柏康：《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旋渦——回憶「蕭李廖事件」》，列印未刊稿，二稿。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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