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日訊】 一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三中全會」成了一段佳話、一部傳奇、一個政治神話、一塊金字招牌，它甚至已經變成了改革的代名詞。每到「三中」時節，所謂「黨心」、「民心」，總會有所甦醒，蠢蠢欲動，自覺不自覺地產生某些或近或遠的改革預期。凡是要改革的、盼改革的人，總會趁機作點文章，放點風聲；而罵改革的、怕改革、反改革的人，也會伺機偵測風向，有所防範，知所應對。

這種情況的壞處，是把一切改革全都趕進了黨中央的既定套路，裝進了三中全會的筐子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個惡劣的慣例，彷彿只有三中全會才配「設計」改革，而離開了三中全會，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都不允許妄議變法、擅行改革，甚至一中、二中全會提前開議改革也都是犯了忌諱、壞了規矩似的。

這種情況的好處，則是賦予了三中全會某種不可侵犯的政治確定性，別次全會未必說人話、辦正事，但三中全會有些不同，好歹總得談幾句「圍繞解決好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回應人民群眾呼聲和期待」的改革話題，即使「集體總統」們的內心裡並不喜歡改革，甚至對「前三十年」的毛澤東原教旨主義舊體制充滿了溫馨懷舊之感，也不得不暫且戴上假面具，冒充改革者，在眾目睽睽之下承諾繼續改革。

二

十八屆三中全會帶給人們的感受，著實很複雜。《公報》令人失望，因為充滿了字斟句酌的官話、套話和廢話，很難讓人看到火花、讀出新意；但《決定》全文一經公佈，又讓人多少有些意外，甚至讓一些熱戀改革的人們迸發了喜出望外、豁然開朗的強烈感覺。

這篇《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全會文件套用了歷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命名格式，但它的成文過程卻「高屋建瓴」、非比以往：7個月之前就開始起草，且由習近平親任起草組組長（劉云山、張高麗任副組長）並多次修定、「逐字審閱」《決定》全文。也就是說，《決定》文本雖出自於政治惰性很強的御用寫作班子，但在某種意義上，也相當於「御筆親書」，代表了習近平本人的思想觀點和行為方式。至少我們可以認為，習近平不完全是趕鴨子上架被動改革，是「問題倒逼改革」，而不是政敵逼著改革。

《決定》洋洋灑灑二萬餘言，列舉了整整60項改革任務，並限定在2020年之前完成。從國企到市場，從紀委到軍隊，從信訪到司法，從城管到國安，從勞教到戶口，從房產到稅收，從就業到退休，從反腐敗到設官邸，從發股票到印鈔票，從生娃娃到養老人，幾乎應有盡有。儘管習近平要求「不要十全大補」，但《決定》除了政改議題泛泛而談、有所迴避，而且絕口不提與黨中央自身權力相關的改革事項之外，已經堪稱「十全大補」了。近些年來人們談論得比較多、期待比較迫切的改革項目，大體上都榜上有名了，可謂「全面」已至，「深化」可期。

得益於三中全會的高知名度和高關注度，習近平的個人形象也隨著全會《決定》的公佈發生了意味深長的微妙變化。上台一年間，人們已經逐漸對他產生了「小毛澤東」的印象，而現在，他似乎整容成功，大有改頭換面直奔「小鄧小平」而去的架勢。當然，毛、鄧這兩副個人形象、兩種政治角色並非完全不相容，要而言之，二者都是共產專制制度的產物，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屬於同一個「對立統一體」。只不過，要想天衣無縫地把毛、鄧兩副形象、兩種角色融為一體，並不是那麼容易，習近平是否有此功力，恐怕也未可樂觀。

三

與35年前那個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比，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很多、很大、方向性甚至根本性的不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成為所謂「改革開放的里程碑」，是因為在它之前召開了一次難能可貴的中央工作會議，正是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者紛紛發難，最後開成了一場控訴文革罪惡、批判毛式體制、責難「兩個凡是」的會議。這是一次意外的會議、出軌的會議，用鮑彤先生的話來說，是一次七嘴八舌的會議、領導不力的會議、失去控制的會議。而從內容上來看，那次著名的三中全會其實根本就沒有討論什麼「改革開放」的議題，更未出台具體的改革政策，恰恰相反，倒是明文禁止分田單幹，公然肯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毛式農村體制長期不變。

那麼，為什麼當人們回頭觀望，卻發現十一屆三中全會成了農村改革以及此後各項重大改革的源頭和引擎呢？個中原因，僅僅在於那次會議局部釋放了黨內外批判毛思想、否定毛路線、掙脫毛體制的力量，由此，才給此後的各項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和動力。然而，本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卻是在全面肯定後三十年、不許否定前三十年的政治背景之下召開，即使是像勞教、計生、戶口、城管這類千夫所指的被改革對象，也是只許悄悄改、不許放聲批，甚至還要狠狠表揚一番之後再行改革 ——對獨生子女政策就是這樣。如此改革要想真正「深化」，恐怕也是人間難事。

再者，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總基調很明確，就是「放權讓利」、微觀搞活，就是痛下決心，自上而下地解決「權力過於集中的體制弊端」，所以，中央要給地方放權，集體要給農戶放權，沒錢可給就給權利、給政策、給許可證、給「定心丸」。而本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它的基調是收權、攬權、集權，它強調「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但一字不提黨政分開，更一字不提黨中央、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要不要改革，要不要也「去」掉一些其不應該擁有和不適合行使的權力。以此而論，十八屆三中全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同是「改革盛會」，但改革與權力分配的關係，改革的方式和手段，卻是大相逕庭的。

四

按照全會《決定》，不僅紀委、政法委、法院、檢察院等系統將向上收權，逐步變成擺脫地方主義束縛而完全依附於中央權威的垂直系統，在中央層面，亦將掀起一場暗流洶湧的橫向集權運動。凡事關改革者，或將納入「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勢力範圍；凡事關國安者，或將臣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至上威權。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兩個超級機構的高調設立，是明顯的集權獨裁信號，正如延安整風時期匆匆設立的「總學委」，亦如文革時期披掛上陣的「中央文革小組」。此類超級機構極易自我擴權，因為它們站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上，掛著一面人人仰慕的偉光正大旗，這面大旗過去可能是「整風」、是「革命」，如今變成是「改革」、是「國家安全」，以如此雄壯、人莫予毒的政治名目而擴權、集權，別人即使心懷不滿，也是很難抵禦、無從反抗的。

五

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一次改革的會議，這大概是不錯的。官方媒體甚至已經將它與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提並論，且提前預支了它在未來才有可能呈現的「偉大歷史意義」。這就有些過頭了。讚譽之詞或許都有其道理，畢竟，我們經過了胡溫十年的政治沉悶和改革停滯，盼改革如盼雲霓，已經盼得有些不耐煩了。但我以為正因如此，在此次全會與改革的關係問題上，流行的說法至多只說對了一半。

從內容上講，十八屆三中全會當然是一次改革的會議，但從形式上講，則不但缺乏改革的意味，甚至還有些返毛復辟的氣息；從目標上講，市場化、一體化、管治現代化誠然頗具改革色彩，但從手段上講，集權化、獨裁化的政治趨勢則是反改革之道而行之。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對本次全會的觀感，我想應該是：以改革之名集權，用毛澤東的手腕摸鄧小平的石頭。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