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6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五 全省普遍大飢荒

中共甘肅省委在糧食問題上搞浮夸，一九五八年糧食產量最初說是二百二十億斤，後來落實到一百八十五億斤，最後說是完成了一百一十億斤，實際不到八十億斤。一九五九年又提出糧食總產二百七十億斤的大計劃，結果離計劃更遠，比一九五八年還少。實際產量不高，但徵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一九五八年，甘肅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糧省到餘糧省」的好名聲，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認為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徵購任務一完成，口糧、種籽、飼料都沒有了。

【資料來源】 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 •甘肅分冊》。

【說明】產量為生產年度，徵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徵購」再加上「銷售」。在省里「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甘肅省的飢荒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就開始了，當時農村就有餓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現象。接著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張仲良一直認為甘肅是「餘糧省」，不承認農村缺糧，聽不進餓死人的情況。只要哪裡反映這類情況，就認為這是政治問題，就大搞反瞞產私分的鬥爭，批判、鬥爭反映真實情況的人。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情況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張仲良等卻在基層幹部的政治態度上找問題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標、高徵購，堅持左傾蠻幹的作法。直到一九六零年七月，才被形勢所迫，作了一次檢查，向中央寫了《關於檢查一個指頭問題的報告》，當時發生嚴重問題的縣有十三個，只報了九個；報告還說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經回來了。他們一麵粉飾太平，一面讓農民每天吃三四兩糧食，千方百計地完成徵購任務。（註十一）

一些幹部在反瞞產私公中胡作非為。一九六零年初，清水縣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還搞反瞞產私分。張樹驛公社派公社黨委副書記徐效瑞去松河大隊支「發動群眾、狠抓鬥爭」。徐到松河以後，一方面到社員家翻箱倒櫃地搜糧食，還向公社彙報說查出了十一萬零九百二十斤糧食，按每人每月二十二斤計，可以安排到六月底。除口糧安排好了以外，還可以徵購五萬多斤。為了讓公社相信，讓總支書記毛文清和生產隊長造了一個名冊，還代表社員在冊子上按了手印，說口糧已經安排好了。結果這個隊一月下旬就餓死了四十四人。毛文清自殺身亡。（註十二）在反瞞產私分中，清水縣白駝公社黨委書記王世榮指使總支書記王秉正打死生產隊長馬春生。黨委副書記張世秀酷打社員三十多人，給有些被鬥爭的社員觜上戴驢籠頭，身上駕上馬鞍子。總支書記文五美親自組織撞斗、捆綁社員四十多人，並私設監獄，把三個生產隊幹部關押四十多天。總支書記李文生捆打社員二十多人，致死二人。生產隊長南維正打死逼死社員六人。這個縣有些社隊比白駝公社更嚴重。（註十三）幹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剝奪了社員的吃飯權。這些人殘害群眾的刑罰有一百多種，其中有：在臉上刻字、撥頭髮、撥鬍子、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淋開水，最普通的刑罰是扣飯、扣糧。問題被揭發以後，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在清水縣進行了「民主革命補課，並將補課的經驗在全省推廣，稱之為「清水經驗」。

一九五九年在農村餓死人的時候，張仲良、何承華在河西地區檢查工作，和張掖地委書記安振一起，提出把農村供應比例由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壓縮到百分之二十。為了證明農村有糧，何承華讓人寫了《農村一瞥》，極力粉飾太平。（註十四）一九五八年省衛生廳到農村檢查，寫報告說浮腫病是「營養不良、勞動過度」造成的。省委常委會討論時，對這個看法作了批判，說「這是攻擊大生產運動」。有些地方群眾向上級反映餓死人的情況，就封鎖、打擊。高台縣縣委第一書記楊某派幹部到郵局扣押、修改群眾反映生活問題的信件一萬多份。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聽之任之。

從一九五八春年到一九六零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區嚴重缺糧。全省一千三百多萬人口中，有七十萬人口每天口糧在七兩以下（十六進位，七兩相當於十進位的四點三七五兩）。沒有食油，沒有蔬菜，沒有肉，這點糧食是繁重體力勞動的唯一能源。許多地方群眾食不充饑，衣不遮體，屋不避風，成千上萬人外出逃命，浮腫大量發生，疾病到處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蕪。」（註十五）在這場大飢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問題」（下面專作介紹）、「清水經驗」以外，其它地區也沒有倖免。

表二•二和表二•三，對當年的死亡情況有一個不完全的統計。這兩個表是甘肅省委有關部門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製作的，現存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當年這個人口數據和一九九零年代出版的《中國人口•甘肅分冊》（註十六）中的數據略有差別。

【說明】一九五七年全省人口：一千二百七十二萬六千四百九十三；死亡人數：十四萬二千零四十四；死亡率：百分之一點一二。

表二•二，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全省死亡人口八十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八人，一九五七年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為十四點二萬人，按這樣粗略推算，在近八十五萬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約有四十三萬人。這樣，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僅有四十多萬人。這個數字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以臨夏為例，表二•二中臨夏回族自治州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兩年死亡人數為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六人。而據臨夏市工作組的總結，僅這個市這兩年就死亡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一人。（註十七）臨夏市僅是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八個縣級單位之一，而臨夏市在這八個縣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據表二•三，和政縣死亡人數比臨夏市要多。又如，一九六五年揭露的通渭縣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以上，而表二•三中只有百分之十八點四。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的《甘肅經濟日報》一版上發表的副省長員(上為厶，下為貝)小蘇寫的《正確認識甘肅糧食問題》一文中披露，在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甘肅因缺糧餓死上百萬人」。一九八零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會寧、定西、寧靜、西海固地區採訪，他們得知，在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餓死人數，最少已近百萬。（註十八）由此可見，甘肅省全省餓死人數在一百萬以上。

這個資料雖然縮小了數字，但也說明了一個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餓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餓死了人，死亡率在百分之五以上的有六個縣、市，佔十四個縣市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九。而且表明，廬山會議以後，繼續反右傾，死亡人數增多，即一九六零年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九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國人口．甘肅分冊》一書中提供了以下數據。詳見表二•四。這些數據也是官方提供的，雖然也縮小了飢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數據較接近實際一些。

【資料來源】蘇潤余主編《中國人口•甘肅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據表二•四中的數據，用本書作者的計算方法，計算結果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甘肅省餓死人六十六點六七萬，少出生人口八十萬。顯然，由於這裏使用的是官方數據，這裏算出的近七十萬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數。曹樹基先生計算的結果是，從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甘肅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一百零二點三萬人。（註十九）

甘肅省檔案館保存的當年彙報材料的簡報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飢餓的情況。

天水：天水地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給「省委生活安排領導小組」的報告中說，馬跑泉公社峽口生產隊患浮腫、乾瘦、子宮下垂等因營養不良造成的病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四點二。公糧徵購任務只完成一半，口糧每人每月按十二斤算，也只能到明年二月份。這個報告說，像這樣的生產隊全地區有一千八百多個，占生產大隊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註二十）

岷縣：省委農村工作部於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九日給省委的《關於岷縣問題的報告》（註二十一）中說，岷縣的問題十分嚴重，其中以理川、閭井、南川、南陽等公社最嚴重。全縣患浮腫病的有五萬多人。死亡二萬一千九百多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一六。

武威：最困難的一九六零年情況不得而知，直到一九六二年元月，這裏的飢荒還相當嚴重。中共武威地委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向省委的報告說：「據永昌縣委十四日電話彙報，該縣雙貝、朱王堡、紅山窯、宗家莊、八壩、焦家莊、西坡、河西堡、水源、陳倉、流泉、西灣、龔家堡、南壩等十四個公社，有浮腫病等病人三千二百五十五人，斷炊一千八百七十六戶、八千七百八十二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九……地委認為，永昌一九六一年的糧食收成比一九六零年好，糧食徵購任務已基本完成。但是，由於在徵購工作中部分社、隊把口糧、種籽也徵購了，部分社隊有些問題是可能的，但總是不會太大。」（註二十二）從這個報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釋和掩飾這裏發生的情況，並不是報告問題。

甘南：直到一九六二年四月，這裏還處於飢餓狀態。一九六二年四月八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報告說：「由於口糧安排緊張，人口外流現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長，宰殺耕畜的現象各地都有。由於種籽不足，今年糧食作物面積有完不成的危險。臨潭縣共缺糧三百六十九萬斤，州上僅給一百一十萬斤，該縣長川公社種籽缺十四萬二千七百四十斤，口糧缺十九萬八千九百五十六斤，共缺三十四萬一千六百九十六斤，縣上給了十一萬四千斤，口糧一顆不安排，只安排種籽二萬六千七百四十斤，……由於種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產隊已停止下種。……由於生活所迫，一些農民變賣家產、以物易物。浮腫病、瘦病、小兒營養不良症大量發生。……最近夏河縣拉卜楞公社三十多人在縣裡請願，其它縣也發生請願情況。」（註二十三）

臨夏：也是在全國形勢正在好轉的一九六二年，中共臨夏州委向甘肅省委報告這處州保安族的困難：「在全縣糧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這個民族的的生活更為困難。……由於糧食問題得不到解決，出現了許多嚴重問題。為了保命，拆賣房屋，出賣傢具、衣物，甚到賣子女，家的傢具賣光，一貧如洗。疾病問題十分嚴重，患病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八。非正常死亡也陸續發生。外流乞討日有增加。」（註二十四）

在枯燥的死亡數字後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長期任甘肅省婦聯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時代的老幹部，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她任中共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處書記。在此期間，由於說真話，一度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九六零年十二月的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平反。在她八十一歲的時候（一九九九年），她自費印了一本回憶錄《悠悠歲月》，這是一本很有資料價值的書，事情都是她親身經歷的，完全可靠。其中，對臨夏在大飢荒的情況提供了鮮為人知的資料。現摘錄幾段如下：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我下放到和政縣蘇集公社。這裏群眾沒有糧吃，餓得乾瘦、浮腫，有的凍餓而死。榆樹皮都被剝光吃掉了！有一天縣上來電話，說張鵬圖副省長要到康樂視察，命令我們連夜組織人把公路兩邊被剝光皮的榆樹，統統砍掉，運到隱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餓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樹、抬樹？我們辦不到，留下榆樹正好讓張鵬圖副省長看看。可張省長沒有來。當時和政縣委書第一書記是薛振田同志，為了保住烏紗帽，竟如此不顧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臨夏向葛曼彙報吃樹皮、餓死人的情況。葛曼根本不相信，說那是地主、富農在搗亂，故意製造假情況，是給我們臉上摸黑。我說，討飯、吃樹皮、餓死的都是貧下中農呀。他說，富裕中農不敢出頭，故意讓貧下中農那樣乾的。你說的餓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還讓我去反瞞產私分，把糧食找出來，說在某公社搜出了幾百萬斤糧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辦公室里，不下去看看群眾吃什麼，不看看群眾怎樣在死亡線上掙扎，卻在臨夏大興土木，營造四大公園：紅園、綠園、藍園等。（註二十五）

何承華到河西視察，汽車陷在泥里。群眾看是省領導的汽車，許多人奮不顧身地跳進冰冷的泥水，把汽車推出來。他卻認為群眾能推動汽車，一定有糧吃。就讓農民報總編黃文清寫了一篇為《農村一瞥》，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為他們認為農村有糧食，就不供應了。

據中央派到臨夏市工作組一九六一 年三月十八日的報告，臨夏市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兩年共死亡人口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一人，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點七。死亡率在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有馬集、韓集、紅台、癿（讀qie）藏四個公社。有些生產隊和小隊人口死亡達三分之一以上。紅台小溝門生產隊共有人口一千二百六十七人，死亡四百一十四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癿（讀qie）藏公社錦光九小隊一百零六人，死六十七人，死亡率百分之六十三。全市死絕三百八十八戶，留下孤兒一百多名。有的生產隊一天就死二十多人，人死後無人抬埋。尹集公社鐵寨生產隊兩個蘿蔔窖里就挖出六十多具屍體。紅台公社陽窪李家莊貧農馬有卜全家十口人，全死在炕上，屍體腐爛了沒人埋。有的婦女死了，小孩還爬在母親屍體上吃奶。

不少地方發生人吃人的事件。臨夏市全市十個公社，四十一個生產隊，五百八十八人吃掉三百三十七具屍體，其中，僅紅台公社就有一百七十人，吃掉屍體一百二十五具、活人五名。小溝門生產隊八個作業隊，有六個隊發生吃人的情況。二十三戶吃掉五十七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七天的人，甚至埋了一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讀qie）藏錦光生產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屍體，自己死了，全家十一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八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讀qie）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卜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癿（讀qie）藏公社團結生產隊貧農社員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十四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台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志吃了。（註二十六）

除了餓死以外，還有打死的。在農村，幹部不僅掌握著「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對不聽話的群眾施以種種酷刑。甘肅省對農民的刑罰有一百多種，如：臉上刻字、拔頭髮、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澆開水等。幹部還掌握著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隨時剝奪農民的吃飯權。對不聽話的可以扣飯、扣糧，讓他活活餓死。

中國城鄉差別較大，在這次大飢荒中，城市情況要比農村要好得多。但是，處於城鄉差別有利地位的城市，也發出了飢餓的呼喊。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九日，甘肅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統出現了大規模浮腫病。白家咀永昌鎳礦的近七千名職工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發生浮腫病（腹部膨脹，像女人懷孩子），其中嚴重的佔百分之二十，已死三人。地質局和建工局兩個單位的九十四名女職工當中有五十五名不來月經，其中半年的八人。主要病狀是眼脹，發睏，四肢無力。（註二十七）

中共白銀市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八日發給上級機關的《關於積極防治浮腫病發展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中寫道：

根據最近檢查，市屬各廠礦、企業、機關學校單位及部分公社職工群眾中，得浮腫病的情況十分嚴重。從十一月份起，在白銀廠、棉紡廠、交管局等幾個單位首先發生，下旬逐漸增多，十二月上旬，情況更加普遍和嚴重。病情發展的情況是，工人中多，幹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體弱的多，體強的少。其病狀是：先眼皮、面部發腫，后逐漸發展到四肢浮腫。輕者早晨起來眼皮腫，中午好轉，時腫時消；較嚴重的，頭暈，腰酸，四肢無力，體溫下降，夜間失眠，小便次數過多。更嚴重的腹脹，體腫，有的生殖器、膀胱腫大。主要原因是缺乏營養和勞動過度。

中共玉門市委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一日發給上級機關的《關於在廠礦、企業、機關、黨校中發生浮腫病情況的報告》中寫道：

根據十二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廠礦、企業、機關、學校普遍發生浮腫病，發展仍有上升趨勢，情況較為嚴重。據調查，僅玉門石油管理局、玉門鐵路辦事處、西北礦山機械廠、市商業局、市黨校等十四個單位，共有浮腫病人三千一百三十二人，發病比率最高的單位，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癥狀：頭暈頭疼，臉腫腿腫，腹脹尿多，四肢無力，心慌畏寒。浮腫病人工人多，幹部少；重勞力多，輕勞力少；集體食堂多，在家吃飯少。

中共酒泉鋼鐵公司黨委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發給上級機關的報告中，除了列舉浮腫病人狀況以外，還談到女職工閉經、男職工陽萎大量發生的情況。酒泉鋼鐵公司是鞍鋼援建的，職工多是東北人。當時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幾個月沒有供應食油，生活極為困難。「由於疾病大量發生，職工思想波動。怕死在戈壁灘上，要求回東北的職工增多，有的變賣東西，有的不辭而別。」

通常情況下，省會城市飢餓情況應當輕一些，但是，中共蘭州市委在一份報省委的報告也發出了飢餓的呼喊：「從十一月以來，我們陸續發現在部分幹部和職工中發生浮腫病的情況，截至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在工業系統五十一個單位的六萬八百零九十六名職工當中，患病者三千三百四十六名，占職工總數的百分之五點六。在市級財貿系統的士三千三百一十三名職工當中，患病者四百零一人，佔百分之三點三二。在宣教系統的二十一個單位的一千八百八十二名職工當中患病者二百二十六人，佔百分之十二。在市級黨政治機關的五千九百名職工中患病者五百四十四人，佔百分之九。值得注意的是，在蘭州市幼兒園的一百四十五名幼兒當中，有浮腫的達三十一名，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三。」財貿系統有食品分配權，患浮腫病者比例最小。營養不足是發病的主要原因。「十一月份蘭州皮革廠二十三人的蛋白化驗結果是，總蛋白低於六克（正常值）的有十七人。中等體力勞動每天需熱量至少三千五百千卡，據六零五廠檢驗，職工攝取的熱量每天只在二千五百千卡左右。」（註二十八）

在勞改、勞教農場中被強制勞動人情況就更慘了。據玉門地區勞改部門給玉門市委和省委的報告中說，最近以來，我市勞改、勞教農場疾病、死亡情況非常嚴重，而且呈上升趨勢。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份以來，飲馬農場和蘑菇灘農場共死亡二百六十五人，其中，飲馬農場勞改犯一百八十八人，蘑菇灘農場勞教人員七十七人。飲馬農場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天就死亡三十四人。飲馬農場一九六零年以來共死亡勞改勞教人員三百九十五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飢餓，二是勞動過於繁重，三是進入冬天沒有取暖條件。勞改勞教人員糧食定量少，還有一部分糧食被農場幹部食堂尅扣下來。夾邊溝農場是死人最多的勞改農場。甘肅日報記者王景和、和鳳鳴夫婦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被發配到夾邊溝和安西農場勞動教養。王景和餓死在夾邊溝農場，連屍體也沒有找到，和鳳鳴在安西農場九死一生。和鳳鳴在晚年寫了《經歷――我的一九五七年》一書，記錄了當年的慘狀。夾邊溝農場原有勞教人員二千八百多人，沒有餓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遺體被飢餓難耐的難友吃掉。這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直言獲罪的知識分子。（註二十九）死難者的遺體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綿延兩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著一個慘絕人寰的悲劇。現摘錄這本書中一個死難者的悲劇：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一說是碩士）董堅毅一九五二年投奔新中國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一九五五年支援大西北建設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在一九五七年因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的新添墩勞動教養。后又轉到夾邊溝農場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顧曉穎也是留美生。在董堅毅勞動教養的兩三年裡，顧曉穎每隔兩三個月都從上海千里迢迢地到農場看望親人。當時蘭新線還沒有與上海接軌，要轉車數次才能到夾邊溝。一九六零年，夾邊溝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大批餓死。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作為醫生的董堅毅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他對組長劉文漢說：「按照經驗，她兩三個月來一次，我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我見到她。」由於大量死人露屍荒野，董堅毅教劉文漢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屍體。三天後董堅毅死去，時年三十五歲。劉文漢將他包紮停當，埋在一個由雨水沖刷的一個地穴里。董堅毅死後七八天的一個晚上，他的妻子顧曉穎從上海來了。她掀開窯洞的草帘子進來，急切地問：「老董在嗎？」劉文漢只好告訴她：「老董已經去世七八天了。」這句話一出，顧曉穎「哇」的一聲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聲。難友們見過的死亡過多，都已麻木不仁，見到她慟哭不已的情狀，一個個都無言地垂淚相對。兩三個小時以後她終於鎮定下來，要求難友帶她去看老董的屍體。令難友們大吃一驚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屍體不見了。經過多方尋找，最後在後溝里發現，老董的屍體被拋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鴨絨被已被人扒去，屍體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於頭上沒有肉，紫褐色的頭顱還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顧曉穎撲在骷髏上哭個沒完，親個沒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勸顧曉穎回去休息，顧曉穎大哭說：「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幾個人硬是拉著把顧曉穎扶回窯洞。後來，難友們找來一些樹枝和煤油，將屍體火化。劉文漢拿出自己從朝鮮前線帶回來的一條軍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帶回上海。（註三十）

註解：

[註十一] 《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干問題的檢查報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省委第三屆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甘肅省委文件，甘發[六三]第六號。

[註十二] 《清水縣委關於生活安排、人口外流情況的電話彙報》，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七日，甘肅省委辦公廳二月十九日印發各常委、良才、秘書長、辦公廳、整社辦公室，共印二十八份。

[註十三] 《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干問題的檢查報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省委第三屆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甘肅省委文件，甘發[六三]第六號。

[註十四] 同上

[註十五] 同上

[註十六] 蘇潤余主編《中國人口•甘肅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註十七] 李磊：《悠悠歲月》，一九九九年十月自費印刷本，第一四九頁。

[註十八] 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告別飢餓》，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十一頁。

[註十九] 曹樹基：《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二七七頁。

[註二十] 中共天水地委：《關於請撥免費醫療款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甘收 [六十]一七二五，印發各書記、秘書長、辦公廳、生活安排小組領導同志、衛生醫療辦公室，共印二十六份。

[註二十一] 省農委工作部：《關於岷縣問題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九日，印發各常委、省委辦公廳、水利廳、氣象局、農機局、農墾局黨組，本部存檔，共印二十五份。

[註二十二] 《武威地委關於永昌縣發生疾病、斷炊、人口外流情況的電話彙報》，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五日，《甘肅省委收文》甘收[六十二] 二零零四九號。

[註二十三] 中共甘南州委：《關於生活安排情況和增撥農村糧食指標的報告》，一九六二年四月八日，《甘肅省委收文》甘收 [六十二] 二零六三八號。共印四十四份。

[註二十四] 臨夏州委：《臨夏縣大河家保安族公社生活情況簡報》，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甘肅省委收文》甘收 [六十二] 二零八六四號。共印二十三份。

[註二十五] 葛曼也不完全是一位死官僚。據葛盾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一日給本書作者楊繼繩來信，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在葛曼主政期間，中共臨夏州委發出的《關於實行包工包產到組和大包干到戶為中心的臨時緊急措施的意見》，全州八千多個生產隊中有七千零八十個搞了包產到戶，有效遏制了農村形式繼續惡化。因此，葛曼連連降職，文革中為此受到批鬥憤然自殺。

[註二十六] 李磊：《悠悠歲月》，第一二二-一五零頁。

[註二十七] 省工交部：《工交系統發生浮腫病的情況》，中共甘肅省委辦公廳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九日印發給省委常委等，共印三十六份。

[註二十八] 中共蘭州市委：《關於幹部職工中發生的浮腫病的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日，蘭州市委文件，[六零]八四六號。

[註二十九] 和鳳鳴：《經歷——我的一九五七年》，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四二零頁。

[註三十] 和鳳鳴：《經歷——我的一九五七年》，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九四-三九七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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