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4日訊】今年9月29日，日本著名社會派作家山崎豐子去世，享年88歲。這位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刻的女作家，被媒體稱為「帶著筆和紙入棺的作家」。
今年初，山崎在《文藝春秋》雜誌上撰文，談她兩部重要著作《大地之子》和《命運的人》的創作秘辛，同時回憶了她本人與中國的一段瓜葛，尤其是與胡耀邦的交往，她視胡為自己的「大恩人」。
1984年，山崎豐子剛寫完表現掙扎於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夾縫中的日系美籍人悲劇的《兩個祖國》，感到身心交瘁，準備去夏威夷渡假，休養一段時間，剛好她新近在火奴魯魯購置了一套公寓。正在調整日程的當兒，接到《文藝春秋》主編岡崎滿義的約稿函：「山崎女士是把難解的社會問題以小說的形式向世間叩問的罕見作家。題材隨您便，請自由發揮。」第一大刊《文藝春秋》的稿約，對日本作家來說，是很難拒絕的。況且，她的出道之作《花暖簾》正是在《文藝春秋》上連載後，受到矚目，一舉斬獲直木獎，從此步入文壇的。於是，山崎開始嚴肅考慮岡崎主編的約稿。不承想，與岡崎來信的前後腳，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聘書也接踵而至，一年的招聘項目，名目是客座研究員。這來自北京的一紙聘書，可真讓山崎費琢磨。當時，中國剛剛走出文革陰影，開始了所謂「改革開放」的摸索。「中國！如果沒有中方聘請的話，那可是一個無論你多麼想去訪問，除了短期旅行觀光之外，斷不可能自由進出的國家。」山崎只好硬著頭皮，找岡崎商量。沒想到岡崎主編也是對中國抱有深深關注的人，竟一口答應下來：「請不要錯過機會。鄙刊的約稿事宜不妨待您回國後再從長計議。」如此，中國社科院的聘請，成了山崎另一部重要作品、小說《大地之子》的創作契機。
不久，山崎第一次來到北京，下榻北京飯店。她深深感受到這個國家十年文革的創傷。自己棲身的北京飯店，原本是國賓級酒店，但曾幾何時客房中的地毯、高檔家具都無影無蹤了，只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顯得異常樸素。而食堂提供的伙食，大概是食用油品質不過關的緣故，對外國人來說，也難以下嚥。
隨著作家的到來，社科院文學所日文組，以山崎著作《華麗的家族》為資料，組織了一場專題討論：日本資本家的墮落實態。一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幹部來訪，向山崎傳達了一個請求：希望她能寫宋慶齡的一生。山崎當然知道宋慶齡及其對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但沒想到會被中方以如此唐突的形式貿然點將，便推辭說「我實在寫不了中國人」。人文社幹部不解地問：「你不是在《兩個祖國》中寫過美國人麼？怎麼會寫不了中國人呢？」「美國？可那是日系美國人啊……」山崎辯解道，同時腦子裡閃過一念：對呀，中國不也有日本的戰爭孤兒麼？那倒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於是，當即端出自己的想法，雙方一拍即合。
彼時，中日兩國之間正掀起一場尋找戰爭遺孤的民間運動，眾多的戰爭遺孤到日本去尋親，在電視上聲淚俱下地講述自己悲慘的人生故事，喚起了國民的巨大同情，日本社會對這個歷史形成的特殊人群的關注達到前所未有的熱度。山崎決定寫一部小說，力求表現戰爭孤兒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雖充滿戲劇性，卻超越個人體驗，並試圖與當時在中國國內沸沸揚揚的中日合作項目寶山鋼廠的事件勾連起來。她初步構思了一個日本人生父是一家東洋大企業常駐上海的首席代表，戰爭遺孤的兒子則成長為一名中共高級幹部，後父子在一個日本援華軋鋼生產線項目的談判桌上重逢，圍繞合作項目的推進，展開血緣、親情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與戲劇性衝突的故事，並得到了《文藝春秋》岡崎主編的熱烈響應，鼓勵她盡快寫出來。山崎利用在中國的訪學機會，馬上投入到相關調查採訪活動中。
但障礙與困難比想像要大得多。最艱難的時候，伸出援手的是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1984年11月29日，山崎應邀出席中南海的招待宴會。席間，山崎對胡耀邦說：「我在為中日友好寫一部小說，媒體也報導了。但我不能從一開始就以此為前提來寫，那樣是寫不出來的。我只能力求寫出來的東西從結果上有利於中日友好。」胡耀邦當即答道：「你不用把中國寫得很美，盡可以寫中國的缺點和陰暗面，只要是真實的。」
「只要是真實的」，山崎感到胡耀邦話語的份量，開始了一場旨在瞭解、記錄中國社會「真實」的苦鬥。從此前未開放地區的農村，到內蒙古的監獄，到中南海裡中方政要的開會場所，包括一些「連美國要人來訪時都從未許可的地方」，一路綠燈，採訪活動表面上很順利。可一旦試圖深度採訪時，「半開的門就關上了」，特別是涉及到機械工業部、外交部等中央部委時，這種傾向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想瞭解「真實」，無異於緣木求魚。山崎幾乎斷念了。
1985年，胡耀邦再次於中南海接見了山崎豐子。山崎直言相告，說自己準備「含淚撤退」。胡耀邦聽罷，說：「這是我國官僚主義最不堪的地方，我會讓他們努力改正。但現在輕言撤退是膽小鬼。對膽小鬼要從後面用機關槍掃射。」說著，便挺起腰桿，雙手作端槍射擊狀，令山崎覺得「到底不愧是延安派」，哭笑不得。接著，胡又勉勵作家道：「明年，你要再回來。不妨拼上十年時間，二十一世紀能寫完就是。我等著你的凱旋。」山崎大受鼓舞。雖說想到十四五年後，自己的體力能否支撐艱苦的寫作不無擔心，可擔心之餘，卻不禁被中國人宏大敘事般的思維方式所震懾。
然而，山崎確實沒想到，從開始進入採訪最終成書，居然要花整整七年的時間。其間，幾度難以為繼，險些放棄。最令山崎崩潰的，是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她回憶道：「原本是一個行業每年只見一個人，但由於我的願望，他每年接見我一次，截至1986年12月，共接見我三次。每每擔心我的採訪活動，為我提供方便，下達指示。要是沒有這種網開一面的『傾斜政策』的話，作為自由主義國家的作家，是斷無法創作以當代中國為舞台的小說的。胡耀邦是我的大恩人。」
1989年5月15日，胡耀邦急逝。山崎幾乎什麼都來不及思考，也沒有任何準備，便在第一時間飛赴北京，準備參加胡耀邦的葬禮。「當時有種令人不安的空氣，外國來賓的弔唁統統被取消，我只有貓在酒店裡看於人民大會堂裡舉行的葬禮的轉播。可是，哪有只看看電視轉播就唯唯諾諾地回國的道理？」於是，她想盡一切辦法，終於打探到胡耀邦家的地址。「一條像是老百姓居住的胡同的盡頭，便是胡耀邦的宅邸。宅子很舊，甚至令人懷疑難道這就是不久前還居中共總書記之尊位者的宅邸嗎？」山崎手捧鮮花要進門，卻被身穿暗綠色制服、胸前別著金色徽章的警衛人員擋住了去路。山崎見狀，情緒更加激動，大聲質問道：「共產黨難道就不講人道主義，就無恩無義嗎？中日友好是胡耀邦先生的遺志，你們到底是繼承，還是反對？」
可激動歸激動，警衛人員卻絲毫不為所動，死活不放山崎進去。極度悲憤的女作家突然朝金色徽章一頭撞去，兩手用力捶打對方的前胸。警衛斷沒見過這陣勢，臉色大變，邊躲閃邊說去問一下家人的意思，說著便閃進門內。不一會，出來說「夫人在等您」，山崎遂得以進門。「進入耀邦靈堂，面對故人的遺像和遺骨，我不禁號泣起來。原本看上去很冷靜的耀邦夫人，也淚水漣漣」，並把一支毛筆送給了女作家：「這是耀邦生前每天都用的筆。」
回到酒店，山崎鎮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緒，打開筆匣：「細細的筆桿上有墨漬的痕跡。筆毫有些散亂。也許是精神作用，我甚至覺得筆上還帶著些許濕氣。」耀邦的急逝，使山崎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撐，一度喪失了繼續寫作的勇氣。但握著耀邦生前用過的毛筆，作家彷彿突然意識到了什麼：「我發誓說什麼也要把小說寫完，奉獻於耀邦的靈前。」奇妙的是，三卷本著作當初是按照完稿順序先後付梓的，《大地之子》全本出齊的那一天——1991年4月15日，正是耀邦逝世兩週年的祥月忌辰！
作為一個日本作家，山崎起初並不知道耀邦的墓地在什麼地方，後拐彎抹角地打聽到在江西共青城，便即刻啟程，途徑北京飛到南昌。當作家把剛剛出版的、還帶著新墨香味的《大地之子》全三卷本供奉在耀邦靈前的時候，不禁百感交集，悲從中來。她在《文藝春秋》的悼文中如此寫道：「在南國強烈的日照下，《大地之子》大概已變成茶色；經過風吹雨打，裝訂線大約已脫落；不久，書頁也將散落其間，化作紙片，埋入中國的大地……然而，這不正是《大地之子》的『歸去來兮』嗎？」她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站在不遠處正朝這邊觀望的十幾個人，就是一路從北京跟過來「保護」自己的「尾巴」，但那又怎麼樣呢？她旁若無人地在耀邦目前失聲痛哭。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