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附錄九：《格拉古軼事》一書的價值所在

作者張先痴先生，是我的右派好友。書中所述，與我的經歷也是大同小異？對其大作，我倆已在電話上多次交換了意見。現在，再將它形諸筆墨，與讀者分享之。

一 總的印象

本書有三種價值：史料價值，研究價值，審美價值。

一曰：「史料價值」。它是其他兩種價值的發源地。史料貴在原始和掘新。雖說炒剩飯也是飯，但畢竟與新飯價值有所不同。所謂「原始和掘新」，表現在三個層面：在廣度上，要做到人無我有，前無古人；在深度上，要做到人粗我細，人淺我深，人表我里；在綜合性上，要做到在前人單一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化。系列化。這本書的史料價值，正好是在這三個層面上。均有所表現。就我的視野所及，尚未發現其他任何右派回憶錄。有如本書提供的史料所描繪出的——共產黨的「謊言與恐怖，兩手都要硬」（頁二九八；只標明頁數的，均引自本書）的血腥、狡猾的統治，重疊著知識分子受騙、受苦、掙扎與覺醒的歷程——這樣一個濃墨重彩的軌跡。

二曰：「研究價值」。這就是本書所提供的史料和認識，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表現在理論方面，是對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做出了貢獻；表現在實踐方面，是對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付出了血的代價。

三曰：「審美價值」。它表現在，從黨語言的虛張聲勢中揭示其虛偽脆弱的本質；從上司的裝腔作勢中揭示其敗絮其中、卑鄙無恥、殘酷殘忍的本性；與此對應，作者遇到了大量的好人（包括幹部）表現出了美好的人性、悲憫的情懷、俠義的心胸和承擔風險的犧牲精神，讓讀者在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強烈反差中識別美醜，在作者敘述的黑色幽默中享受美感？

與三種價值相應，體現出作者的三種素質。

一曰：直面真實地客觀審視歷史，艱苦韌性地主觀創造歷史，通體表現出「勞改英雄主義」（作者造詞）的本色。此書不僅是作者作為主體用筆寫出的一部勞改史，而且是作者以勞改犯的血肉之軀、心靈之魂作為受罪的客體，參与創造的一部苦難的歷程。因此，作者本身也就成為一部活的史料的載體。一切實際的罪受過之後，現還能寫出這部著作，這也是令人佩服的英雄主義的體現。因為很多同樣經歷的朋友，不堪回首憶往年，這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卻不畏懼在精神上吃二遍苦，來完成這一自認為的歷史使命。

二曰：兼具史學家的史識和思想家的深度。正如作者說朋友們的話：「我這些歷盡艱辛的朋友，他們每個人幾乎都是一本歷史教科書，更重要的事，這種教科書在市場上絕對買不到，因為該書的內容正是『謊言與恐怖，兩手都要硬』的統治者，視為足以揭開其卑劣伎倆的實證。」（頁二九七-二九八）也如朋友說他的話：「你是一座寶藏。」（頁三二六）更如他自己所申明：「凡史料，必須真實與全面。」（頁一九四）

三曰：讓人在嬉笑怒罵中發泄鄙視與仇恨！讓人笑著傷心落淚！讓人在調侃醜惡、讚揚美好中，通過美醜對比以審美，表現出作者創造美與鑒賞美的詩學氣質與才能。

我會把這幾層意思，寓於下面的展開中。

二 先從受騙說起，這是知識分子與共產黨關係史的起點

國內現在有「兩頭真」這個說法？意思是說，一批老革命家，開始參加革命是出於理想主義的真心；晚年用自己一生的革命經歷，因為終於看透了。所以就來揭穿體制內的、用謊言包裝著的種種罪惡。例如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的老革命，現在，竟從他們的口中、在公開的會議場合，親口說出：「毛澤東是一個政治流氓！」卒爾又歸於真。

其實，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即如作者一代，是在共產黨篡政前後參加革命的，同樣也經歷了一個相似的過程。其最大相似之處在於，都是以「受騙」為起點。

[一] 對外騙外

作者在《一群愛國者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寫道：「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國家命運曲折的年代，已變成十七、八歲的純真青年，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中，共產黨用建造民主自由天堂的謊言，把我們騙成為它的門徒，我們竟然任其讓暴徒去鬥地主，殺反革命，而我們竟真的以為在從事『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事業。」（《黃花崗》總二十二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一三四七）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右派）在幫助中共整風中，鳴放道：「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這裏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於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幾百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就更是不計其數。

著名民運理論家胡平先生的父親是起義軍官，也是被背信棄義的共產黨給槍斃了。本書中又提到，作者夫妻及其好友黃代玉的父親（頁十八）都被槍斃了；「巧遇江青（一個女右派的化名）」一節中，江青的「外公土改時被槍斃了。」（頁七十一）被編號取代姓名的右派小學教師「二十九號的父親是個惡霸地主，解放后一九五零年被槍斃了。」（頁九十四）我掛一漏萬地列舉在這裏的事實，不僅是要揭露共產黨殺人如麻，而且是更進一步指出，即便像選入《毛澤東選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這樣鄭重其事地向全中國、向全世界宣告的文告，都能是一篇一文不值的騙人屁話；其他的，夫復何言？ 由是可以想見，什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就統統應該正名為「謊言選集」、「謊言摘錄」了。但僅此，還是沒有歸結到本命題「受騙」上。本書作者（自非單指作者，猶指相當大一批知識人士）受騙之深，已到了駭人聽聞、被逼到喪失人性的程度。錢理群教授對此的評論是：「這樣的『劃清界限』其實是逼迫背棄血緣之愛，從而越過做人的底線，是最無人道的。」（序言）

「父親於一九五一年冬在重慶菜園壩槍斃而死，那時我剛剛調到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住在嘉陵新村部隊招待所里學習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將出發到合江縣參加土地改革，領導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買點日用品，作好下鄉的準備。我並不知道父親被抓並關在重慶（全家都在成都）, 我在重慶觀音岩的街上走著時，突然有一輛卡車上面擠滿了五花大綁的犯人從我身側駛過，我不經意地向疾駛的卡車上盯了一眼，似乎我發現車上有一個人很像我的父親而且他正望著我，就在此時下著坡的卡車一個左轉彎就消失了。我的頭向右一偏，身邊的牆上正貼著一張槍斃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親的名字，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因為經過參軍后的一系列學習，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我是革命戰士，他是階級敵人，在前不久開展的『民主運動』中，我已誠懇地向領導表明了我的這一立場。回到住地便主動向我的青年團小組長武角（現在成都，他從四川音樂學院教務長職位上離休下來，我們偶爾同桌搓麻將）彙報了這一情況，並表明我決不會因此而動搖我的革命意志。」（頁一一九）

這就說明，因受騙而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胡風語），已達到了何其巨且深的程度！上文提到了「認賊作父」，這裏卻做到了「認父作賊」？試想，即便是遇到槍斃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也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股惻隱之心，何況這是「沒有你？哪有我」的生身之父呢？怎麼能「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呢？就算「因為經過參軍后的一系列學習（洗腦），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按一般的規律，當時總會有「一點」傷心的，然後經過內心的鬥爭，想通了，「洗」掉「腦」中的那「一點」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情感，最後才能說服自己，跟上「國人皆曰」的：「可殺！」很難設想，受騙到何其巨、何其深的程度，才能做到自始至終？「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

讓我們再引申下去？如果（實際就是）帶著這樣受騙到六親不認的思想情感，去搞土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還會看不慣？做不出？相當多的右派在以前的剿匪反霸、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運動中，就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在反右運動中一樣，大都是充當了積極分子的。從根源上講，是受了共產黨的騙；從自我反省說，應檢討自己是否有投機心理（倒不一定人皆有之）？

我看胡君並沒有投機心理，純粹是受騙？「胡君在地委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每期《整風簡報》他都會帶回家裡，我自然會讀到關於我的新聞，我對胡君說：『這幾乎都不是事實？』看我憂心忡忡的樣子，胡君安慰我說：『要相信黨是實事求是的？』又說：『領導上說過，右派只是思想問題。』——任何一個妻子也不願意看丈夫那張愁眉苦臉。」（頁十八）

「縣級機關的整風運動開始了，妻子反覆對我說：『要相信黨。』」（頁二十一）直到「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劃成了右派之後，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呈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說她以朝夕相處的妻子對我的了解，可以向組織保證，張先痴決不是反黨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胡君這個類似殉情的行動，按當今已經進化了的漢語詞彙來表達，無疑就叫做『頂風作案』，第二天她就成為鬥爭對象，就成為右派份子。」（頁二十五-二十六）她忠勇於愛情的精神可嘉，但畢竟表明她受騙已到執迷不悟的程度。一、她迷信黨是實事求是的；二、她自信黨是了解和相信自己的，黨會欣賞她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幫助黨弄清事實，因而也就搭救了丈夫；三、她不僅沒有鳴放，而且從未有過不利於黨的言行。自然的，她想一百想也不會想到自己會被劃成右派？當時的她，當然也不會有後來丈夫「一改二十四年前的淳樸天真」。認識到「反右運動是全國範圍的誣陷運動，是使五十多萬右派和他們親屬子女蒙受苦難的運動。」（頁二十一）

錢教授在「序」中接著說：「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獲得信任，因為在『革命的邏輯』里，出生在被鎮壓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階級仇恨』，也就天生的可疑，甚至有罪？」因此，類似作者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不管你如何向黨表忠心，從出發點說，都是自作多情；從效果說，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誰也擺脫不了一步步地被打入另冊的命運；殊途同歸的下場，就是在反右運動中算總賬。然後去承受人間的生不如死的活罪，或活罪受足、死而後已。

[二] 內內外外

共產黨並不是只騙這部分人，而是謊言要經常講、反覆講，只讓少數人受騙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例如，絕對稱得起根正苗紅，二十二歲的縣委宣傳部幹事朱老弟，受到他的革命引路人組織部張部長的指使，為「陽謀」作線。「張部長突然找朱老弟談話，態度依然和藹可親，說朱老弟進步很大，他十分滿意，最後希望朱老弟準備一下，明天在全縣的擴大幹部會（即縣區鄉三級幹部參加的大會，五十年代的專用詞彙叫「三級擴干會」），希望朱老弟帶頭作一個大鳴大放的典型發言，以帶動全體幹部的鳴放，最後的兩句至關重要：「內容不妨尖銳一些，反正組織上知道。」（頁二七二）鬥爭非常殘忍，結局非常悲慘，和作者一樣，判處三年管制？勞動教養？這和我在《還原一九五七》一書中所列舉的、與我一起勞動教養的一位區委副書記、區長劉漢昌的例子如出一轍。「鳴放不起來怎麼辦？」他受到區委書記的指使，「帶頭鳴放」，關鍵的一句話是：「我們都是老戰友，這話不必說了，誰還信不過誰？」他和朱老弟一樣，一頭栽進陷阱里。

在《勞改隊里的奇奇怪怪》一章中，有一節的題目是「號啕大哭的傢伙」。說的是一位工人階級出身、反革命犯王京良，年齡四十左右，刑期十二年？「受到判刑的打擊以後，王京良謹言慎行吸取教訓，但他從內心並不認為自己真地犯了什麼罪過。有次幹部批評某個犯人，說那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天後他私下對我說：『我經過兩天的考慮，覺得這個現象很正常，因為人鬼之間語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間的翻譯，不說鬼話怎樣交流？」

「那天，大約在下午四點鐘左右，田野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陣陣哀樂聲？我們知道，伴著哀樂播音員用沉重的語調宣讀的訃告，通常是國家某位領導人逝世的消息？ 遠處發出的廣播聲簡直只是哇哇哇的叫聲，聽不清每個音節吐的什麼詞，根據當年中央領導人的年齡情況和最近去世的情況，肯定不少知道點政治的人猜測，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只是沒有一個敢把這個後果嚴重的猜測說出來，原因一目了然，因為毛主席太偉大了，偉大到不該死的地步。

「又過了二十分鐘左右，王京良挑著空籮篼來到田坎上，這時他小聲對我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但你只能蒙在被子里笑——毛主席逝世了？』」

收工的時候，我們一個個哭喪著臉從中隊部門前走過，我看見我們的指導員一雙眼睛已經哭腫，正在給立在門前的一個大型花圈上貼著白色紙花，其他的幹部、家屬也都眼淚汪汪張羅著製作花圈的事，總之氣氛十分肅穆。

這時，從隊部院子的中央傳來陣陣呼天喊地的號啕大哭，其聲音之洪亮可以用悲痛欲絕四個字來形容，但其聲調特點似與隊上任何幹部的音色不同？出於好奇我就多看了一眼，原來這號啕大哭者竟是我夢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聲、其動作因為誇張而給人以做戲的感覺。但是誰又敢揭發他是在偽裝積極？當時我想：「他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片刻以後我又一想：「他為什麼不可以這樣：」（頁三零七-三零八）問題是，怎能證明指導員不是做戲！從這個歷史瞬間的細節，是否可以把文人對共產黨車載斗量的吹、拍、溜、歌功頌德，與王京良的號啕大哭聯繫起來？「貓哭老鼠」，人們常常說起；但「老鼠哭貓」，卻是極權社會創造的奇觀。你想：貓死了，老鼠哭個什麼勁兒？難道老鼠還真想要貓「萬壽無疆」嗎？

他說的這事情，發生在文革行將結束，這時我早已解除勞動教養。

我在農場教養時也經歷過這類做戲事件，但卻發生在幹部身上？那是三面紅旗照耀的年代，我們的「政府中隊長」（當時的稱呼），家裡來人告訴他？他父親餓死了。他同著我們兩、三個勞教人員，好長時間含淚不語，最後終於說出：「營養不良咋能這麼厲害？」到底還是堅持了黨性，沒從他口中拋出反動言論，「餓死」二字。

又過了一時，可能沒人提醒他：「爾忘飢餓殺爾父乎？」他就犯了中國人的通病「健忘症」。在一次訓斥右派份子要認罪服法，認識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時，大講黨的英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時訓話道：「在如此嚴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面前，全國能夠不餓死一個人，只有我們共產黨能夠做到；只有社會主義制度下，夠三個人吃的飯、五個人均著吃，才能保證不餓死一個人。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低標準？瓜菜代』的英明所在。在舊社會，即便是好年樂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也是正常的現象？你們憑著良心說一說，是不是？」

有時候是不明真相，有時候是真像早已大白，說者和聽者都知道是假話，可是，假話仍舊厚著臉皮照說不誤；因為說者也有苦衷——「你不信？不怨我，我不說，黨性難容。」這不也是對當今的寫照嗎？

全書以翔實的資料說明，受騙（包括真受騙與假受騙）和騙人（包括黨騙人、人騙人、人騙黨、黨騙黨）；受害（包括身、心、生命、財產）和害人；這便是大陸這台絞肉機的運轉機制。反右是這方面的集中表現，是一場典型的騙局：耍陰謀是欺騙，把陰謀說成「陽謀」更是騙中之騙？一手遮天？認天下人皆可欺。對此，有三種態度：一是揭破； 二是上當；尤其是三，作適應性受騙？這就是所有洗腦的最終結局，不過不明說罷了。如有人明說了，大家反而咄咄稱奇。作者說他的彝族分隊長「沒有文化，說話也決不會轉彎抹角。有一次他對犯人訓話，教育犯人要聽黨的話，他用手指著牆壁說：『這塊牆壁是白的，共產黨說是黑的，你們就應該說是黑的。』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直率這樣勇敢這樣動聽這樣可愛的語言。如果不是因為受這個犯人身份的約束，就為這句樸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擁抱他。」（頁二六一）這裏的真善美與假惡丑是如此的涇渭分明而又相反相成？分隊長有限的真善美，正好表現在對共產黨無限的假惡丑的率真暴露上。我所以說是「有限的」，是首先肯定了「真善美」，但遠遠不能以此為滿足。因為他沒有文化而又純真，就像一個無知的孩提把娘偷養漢的醜事說了出來一樣。一則他並不能分清真假？善惡？美醜；二則。他這樣說的目的是要你接受和服從假惡丑。不是揭露假惡丑並和它作鬥爭。比起劉賓雁說的「第二種忠誠」。都不可同日而語。可知層次之低下了。總之一句話。是「出於為你著想」要你安於受騙。

如果不受騙，這台絞肉機就運轉不靈。知識分子若是都如胡適先生那樣清醒，就沒有下面的歷史發展了。可惜遠非如此，連他的孩子胡思杜，也不「思杜（威）」，偏偏要「思馬（克思）」，硬擠進受騙的行列中，被捲入歷史的漩渦；經過認賊作父與認父作賊后，帶著一頂右派帽子，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自取滅亡，走完了自己的「四個S」。（潘光旦教授去世之前的最後的日子里，老友葉篤義來看望他。早年他們都曾經留學外國，取得學位，然後回到中國工作的。潘光旦告訴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從前一直實行三個S 的政策，這三個S 是指三個以S 開頭的英文詞，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與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實行吧，繼續投降，繼續屈服，繼續活命。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我的三個S 政策要變成四個S了，這第四個S 就是SUCCUMB。 SUCCUMB 這個詞的意思是「滅亡」。（《黃花崗》總三期：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