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8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附錄六：讓歷史記住這一年：一九五七

——讀《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三）

一 探討歷史的定位

只有在還原真相的基礎上，才能作出正確的歷史定位。

吳弘達的「開幕詞」、陳奎德的「前言」，言簡意賅地為會議定了位，會議將從三個方面的性質來作定位：對右派「人」、對反右「運動」和對「研究」反右運動意義的歷史定位。

張鶴慈的如下概括，對「人」和「運動」方面作了準確和深刻的闡述：「思想上的右派，從對四九年後現實的極度不滿，到對一些具體事、具體人的不滿、牢騷。人數相當多，這些人佔據了右派的絕大多數。這些人，內心深處真正明確反對共產黨的不多，但對無處不在的黨領導的反感，是基本相同的。」

「五七年的反右，是給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最後的致命一擊。在經過土改、鎮反、反胡風，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一連串的政治運動的打擊下，元氣大傷的士和士氣，又被引蛇出洞的陰謀徹底摧毀。

「反右，基本上徹底斷絕了中國和西方文化和思想聯繫，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如儲安平等人，除了出賣靈魂的人，無一例外地都被打翻在地，當時的大學生，中學教育也是在四九年前，受過西方文明的熏陶。這也就是在中國的歷次民主運動中，右派是所有反革命中，素質是最高的道理。」

「這是一次比秦始皇狠毒萬倍的焚書坑儒，數量是萬倍，狠毒也同樣是萬倍。秦始皇只是一次性的埋葬了儒生的身體，毛澤東是長時期的活埋了知識分子的肉體和靈魂。」（頁七十三-七十四）王友琴、魏紫丹、姚監復從反右與文革、大躍進的聯繫上為其定性、定位。

遇羅文的發言，一望題目，《右派是一群最可愛的人》，而知是專門說「人」的。他說得樸實可愛，誠實可信。我覺得他是「右派最可愛的子弟」。他說：「事後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總結出來，右派的品格無非五種：一、單純，二、誠實，三、正直，四、有深謀遠略，五、肯捨己為人。（頁二十五）

不言而喻，別說右派不是按一定章程組織起的，而是由共產黨判決、硬加的「犯罪團體」，即便是經過「政審」、自覺自愿地自由結社，五個手指伸出來也不會一般齊。比如右派中的「左派巴結三」，就是派別異己分子。但以營壘為單位，整體而論，這五種品質，對照史實看，恐怕就會發現這正好是右派的五大特徵；同時又是左派要開除出派的五種條件。

他列舉出了儲安平、馬寅初、黃萬里、米昭曾，以及在場的曾慶民。由於接觸關係，我們從前都不知道聖女林昭，她是我們右派精神的代表，是中華民族狗熊輩出時代的異類，續寫了中華民族英雄譜。這個時代，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也先成為真正的右派而後才能成為真正的英雄。

中共坐天下，人成為運動的主體和客體。人是運動中的人，運動是人的運動。主體始終是共產黨，代表人物是毛澤東。客體，到此時為止是地富反壞右。

現在右派在當客體，程慶民說：在北大，「小小一個數力系的教職工群體，打出幾十名右派不算，光是自盡身亡、判刑處決的至少有十條人命。而最後『落實政策』、『複查改正』，竟全部是冤案！這些冤死的孤魂，全是學術精英，包括世界著名的解析數論大師、概率論大師、拓撲學大師、固體力學大師、科學院士（學部委員）、青年勞模、學派傳人……」

「『見微知著，歷史已經證實：毛澤東是極端卑鄙陰險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中國人民的叛徒、世界革命的叛徒、出賣祖國的叛徒、內奸、工賊，他用暗害領導人的奸謀，篡奪了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大規模迫害人民，長時期禍害國家，多渠道毀滅文化。他是敗壞中國的罪魁禍首、愚蠢邪惡的陰險小人、道德淪喪的無恥流氓、五毒俱全的亂倫敗類，不僅不恥於人類，而且不恥于狗屎堆。其罪行罄竹難書、十惡不赦、百死難贖、萬年遺臭……』

「以上的話是我在北大的右派生涯中，經過反覆批鬥、反覆檢討，最後忍無可忍，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控告毛澤東的匿名控告信。」（頁四十四）后被揭發、輪斗后等待槍決，恰遇林彪事件延緩，陰差陽錯，四人幫倒台，胡耀邦當組織部長時主持平反。

誰能說我們的程慶民老先生不是英雄？他是雙重英雄。遇羅文說：「反右時他是北大的教授，為了保護兩位學生不當右派，自己卻成了右派。為此受了二十多年的罪，以至差點命喪黃泉。」（頁二十七）二則，他對中共中央作出對毛的徹底揭露，純屬燈蛾撲火。燈蛾不知撲火會死而為之，他卻是明知「惡攻」會死而為之。難道還會有比自覺為真理而獻身的壯烈行為，更能無愧於英雄稱號的嗎？

歷史學家余英時致歡迎詞，「我這裏談兩點看法，權作歡迎。

「第一，我要說的是，右派分子是一個光榮的名詞，作為當年中的右派，是一種歷史榮譽。」（頁三）

「第二點是，右派過了五十年，右派的歷史、上百萬人及家庭的遭遇，我們知道得非常少……前兩天我看了猶太人的博物館，我就很感慨，他們把每個小細節都找出來。所以我們不應該忘記這段歷史，不能說過去了就算了。」（頁四）

細數起來，只有「反右」在共產黨發動的所有運動中，才是最兼具闡揚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廣泛性。這次運動是民主自由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一戰，內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問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藝術、文化、教育、衛生、國家、民族、社會、人口……從宏觀到微觀巨細不漏；地域波及東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的最後一戰，也是共產極權的政治本質一次頗具深度的充分展示。放區）、少（少數民族區）、邊（邊界區）、山（山區）、窮（窮鄉僻壤）；部門橫跨黨政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而且右派們所提問題，其尖銳性、其科學性、其超前性，至今看來，在大陸上，仍是無有出乎其右者——政見是當時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鳴放出來的；如何辦教育呢？則是教育家和教育學家發表的高見；法學家談法治，經濟學家談經濟，文學家和藝術家談文藝，社會學家談社會；新聞出版界、醫藥衛生界、學術界都是名報人、名醫藥專家、名流學者們懇切陳詞。從毛澤東主觀來說，自稱「陽謀」；就事態發展的客觀進程來說，則是將計就計，一代精英（包括大學生，也都屬才華橫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機傾巢而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見解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胡平說：「我發現，和文革中出現的各種所謂異端思潮相比，五七年的右派言論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豐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純正得多（這並不是說文革一代人的素質比右派低下。這隻是因為文革一代的成長環境更惡劣）。我從五七年右派言論中所獲得的啟示，要遠遠超過從文革中異端思潮所獲得的。」（頁一零七）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說：「可以說，不了解『反右運動』，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質和中國的當代史……今天的民主運動，從『四五』到『思想啟蒙』，從『八六學運』到『八九民運』，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其實都沒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重新認識「五七一代」人》著名記者高瑜說：「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企圖將二十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培養出來的精英人物一網打盡，主要要消滅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的功能。而八九一代，作為五七一代的兒子，又經歷了六四一場大屠殺，專制暴君打算『殺他二十萬，換得二十年的穩定』。現在二十年就要到來，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憲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斷成長，而且信心百倍。」（《從反右到六四——八九是五七的兒子》）吳國光教授研究反右問題的結論是：「可以說，從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當代中國研究》二零零七年第三期）所以，研究「反右」問題，就成為每個研究中國當代史和展望中國未來的人的必修功課。

二、老驥伏櫪 ，小駒尥蹶

毛澤東因其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培養接班人上機關算盡，終究是有心栽花花不發。右派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雖他們不都是師者、歌者，但自有後來人繼其志、繼其聲，無心插柳柳成蔭。這該算是縱向的失道寡助與得道多助吧！

與會者，右派僅有十三人；其餘的，能來參會的人，都必在研究反右運動方面，學術有成，而最可喜的是後起之秀佔據絕大多數。

老傢伙人還在、心不死，筆耕不輟，「黑色文庫」內外，大部頭、小部頭、單篇，卷帙浩繁。繼起者，長江後浪推前浪，堪稱浩浩蕩蕩。除已提到遇羅文、章詒和、章立凡、張鶴慈、胡平、王秀琴、陳奎德等等之外，邵江的發言無論從思想性、政治性、專業性上講，都是高水準的。他是從「非官方雜誌《廣場》」說開去的。俞梅蓀是言者兼行者，他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實事。多了，黃肖路、齊家貞、邢小群等，加上更大量的會外的人，就更數不清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不僅在寫歷史書，而且在延伸歷史。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放兩個鏡頭作今昔對比：

一個鏡頭是李慎之先生在《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提供的，說的是第一號大右派章伯鈞「繳械投降」、「磕頭如搗蒜」——

其實，反右派鬥爭一開始就可以說是大獲全勝。用毛主席自己的話說「基本群眾在我們手裡，軍隊在我們手裡」，幾個知識分子豈止不是對手，而且一上來就只有求饒的份兒，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饒，非要他們「繳械投降」不可。可憐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械」，又如何「繳」，只好搜索枯腸，挖自己的反動思想，這就是聶紺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椎心坦白難」的由來。許多自殺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實在熬不過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絕於人民」的。我在自己成為右派以前還聽到傳達說，章伯鈞「叩頭如搗蒜」。其實，章伯鈞的頭腦要比許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儲安平被批鬥以後，還說過「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是要成為歷史人物」。無奈他是處在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之中，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除非自殺，也只好「繳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鐵打的江山。

另一個鏡頭是章伯鈞先生的女兒章詒和如今的態度：「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員還不點名地點我，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由此，我聯想到第一本書（《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完全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事情再明白不過了：從一九五七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間，我就是被左派認定為的一個右派。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誰也不能以此為由而剝奪我的公民基本權利。我決定拿出性命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章詒和：《胡發雲〈如焉〉香港版序 》）

今昔對比，今非昔比，這才是真正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夜正長，路也正長。歷史會跑在歷史書的前頭，寫出新篇章。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