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5日訊】(新唐人記者陳潔綜合報導)近日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了《鄧小平的皇權專制主義》一書，扭轉了公眾以往對鄧小平「改革開放領路人」的認識。該書作者認為鄧小平與毛澤東的本質是一致的，兩人都是「皇權主義者」，鄧小平是中國直到目前還無法實現憲政的一個重要阻礙力量。

由中共黨史專家尹振環撰寫的《鄧小平的皇權專制主義》從今年4月官方出版的《鄧小平年譜》談起。該書指出鄧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澤東；第二代實際上核心是他。」尹振環認為，鄧小平的「核心說」體現了鄧小平堅持中共專制思想的基礎。

該書還指出，鄧小平成功地用「經濟改革」帶來的發展遮蔽了其政治上的保守、及他一手炮製的「六四事件」給中國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帶來的倒退。

鄧小平無法繞過六四

《鄧小平的皇權專制主義》其中一個章節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並在附錄中剖析李鵬為何要撰寫《六四日記》。透過這些不同的資料，旨在還原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責任」。

尹振環向《德國之聲》表示：「鄧小平在當時獨斷專行，在歷史上的這個定位他是沒有辦法洗掉的。李鵬寫日記的意思就是要把責任推到鄧小平身上，最後決定開槍，鄧小平起決定性的作用，他是最高的決定者。這次開槍把我們的立憲之路堵得很死，會延緩很多年。」

擔憂習近平走鄧小平路線

尹振環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引述了中國知名歷史學者何方的觀點：「毛澤東是一個皇權主義者，是一代暴君；鄧小平是第二代。他又與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後半生推行改革開放功不可沒，但他還是一代暴君，還侷限於中共的皇權專制中。他稟承了毛澤東的那一套東西。」

尹振環表示，當中國百姓還在為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而慶幸時，經改政不改的危機早已潛伏，目前中國官僚資本壟斷，貧富分化、資源耗竭等就是危機的體現。

尹振環表示，《鄧小平的皇權專制主義》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出版，有著現實警示意義。他指出，習李新政已屆一年，政治左行、經濟右行的跡象明顯，和鄧小平路線不謀而合，中國未來堪憂。

他說：「我覺得習近平對我們這些年的經驗教訓基本上沒什麼認識，『黨天下』不變，中國還要錯很長時間。」

陳破空：傅高義誤讀中國

旅美政治評論家陳破空曾對美國哈佛大學名譽教授傅高義歷經10年時間撰寫的《鄧小平時代》一書向《希望之聲》發表評論。陳破空指出，作為一名外國的「中國通」，傅高義對中國內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確，而且充滿誤讀。

誤讀之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出發點似乎都是黨和國家。傅高義雖然承認鄧沒有處理好「六四事件」，但卻替鄧辯護：誰也不知道，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著眼中國的統一與中共統治基礎，當時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下的判斷也許是對的。」

陳破空指出，1989年，鄧小平調兵鎮壓的同時，也預備了全家逃難巴基斯坦的方案，這證明，鄧出於個人和家族利益，孤注一擲，不是為那個國，也不見得是為那個黨。至於傅高義提到「中國的統一」，更與民主運動風馬牛不相及。

誤讀之二：傅高義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殊不知，在中美迥異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下，兩國人性表現具有顯著差異，尤其最近的半個多世紀。美國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懷，更兼民主與法治的恆久，博愛精神廣佈於社會；而中國擁有漫長的封建厚黑政治傳統，盛行獨裁與腐敗，到了迷信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共產黨時代，更形登峰造極，惡之花遍地盛開。

鄧小平，無毒不丈夫

陳破空指出，中共建政之初，鄧小平主政西南，執行毛澤東的血腥土改路線，濫殺地主富農，不遺餘力；五十年代末，毛策動「反右」，鄧是前線執行人，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遭到整肅。

鄧小平在「文革」中落馬，卻受到毛澤東另類優待，連一根毫毛都沒有被動到。只有一種可能：在個人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鄧小平出賣了劉少奇。儘管，三年後，瀕死的毛，再度將鄧打倒。毛死後，鄧小平通過幕後活動，讓華國鋒准他再次復出任職。但幾年後，鄧恩將仇報，將華排擠出領導層，自己大權獨攬。

鄧小平並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陳破空表示，鄧小平並不是各項改革的倡導者。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由華國鋒和谷牧首倡；農村聯產承包，由萬里和趙紫陽提出並試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導；其他諸如發展個體經濟、價格雙軌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試行農村基層選舉等，大多由趙紫陽提出並施行。

大權獨攬的鄧小平，以他個人的強勢，為中共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為鄧的強勢和獨斷，迫使中國的改革，僅僅侷限於經濟領域，而無法擴大到政治和社會領域。

陳破空指出，鄧小平拋棄的是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但依然沿用了毛澤東的組織路線，即繼續藉助於共產黨這個龐大的黨機器，統治和禁錮10幾億生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