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5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附錄五：還原反右真相

——讀《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二）

反右真相之所以需要還原，是因為官方居心要掩蓋歷史罪惡、隱藏與消滅原始資料、篡改事件本來的樣子，以誤導世人。又因為，「起因」關係著事件的本質，所以，難度和關鍵以及與會者的注意力就比較集中地表現在這個方面。遇羅文說：「我一直認為，反右運動不是偶然發生的，即不是毛澤東的一念之差，也不是他突發奇想，而是蓄謀已久的。因為前幾年的鎮反運動就消滅了大批有可能對毛氏政權不滿意的人，反右只是這種政策的繼續——方式有所區別，目的都很明確——剝奪這些人的說話權利。」他「看出這麼一個規律：凡是那些為民請命的、有獨立見解的、民眾喜愛的人物，都難逃厄運——躲過了這次，躲不過下次。所以在毛氏政權下反右是必然的。頂多改變一下時間、名稱，受害的依然還是這些人。為什麼？因為你想做一個好人。邪惡政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好人。」（頁二十四-二十五）張軼東說：「我認為，不可低估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前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秘密報告對於毛澤東的影響。

「其實，遠從一九三零年的富田事變起到一九五五年的肅反為止，毛澤東一直是依靠高壓和血腥奪得和維持他在共產黨內、紅區和國內的統治的。但是在那一時期，他的這種統治和統治方法，是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斯大林體製為依靠的，即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斯大林這麼一個上帝。而在當時所有共產黨掌權的國家乃至一些西方共產黨中，都有一個小斯大林。

「然而平地一聲雷，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前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徹底推翻了斯大林這一尊神。這不只是否定了斯大林個人，而是從道義上、理論上和制度上都否定了在共產黨內和共產國家內有一個至高無上，集一切大權於一身的領袖。於是在所有共產國家（主要是東歐國家）小斯大林們紛紛受到衝擊，波蘭的布魯特急病交加，沒回到華沙就死了。匈牙利的拉科西在該國人民十月起義中被推翻。我本人因當時身在前蘇聯，對赫魯曉夫報告所引起的震撼深有體會，這是當時在國內和西方的中國人所感覺不到的。」

「其實，前蘇共二十大對毛澤東的致命打擊，還是從理論上否定了在任何一個共產黨和一個共產國家內，必須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專制領袖。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頁五十六）這最後一句話，簡直太中肯綮了！而從他親歷的事實中卻得出這樣一個不應該得出的結論：「在中國的確有過一個民主潮的興起。而且這個民主潮的鼓動者就是毛澤東本人。」（頁五十七）毛不是說要「釣魚」嗎？「民主」之餌對知識分子最具誘惑力，這就是謎底。對此，張先生說：「我的這種分析，的確只是個人推理，而沒有原始材料作證，但是，『陽謀』和『引蛇出洞』，不也只是毛澤東事後說的，而沒有事前的原始材料作證嗎？毛澤東肚皮里的東西是不可能變成文字資料的啊！」（頁五十八）「陽謀」是胡說。至今雖眾說紛紜，但是，無論黨內外，卻沒有聽說有人支持「陽謀」說的。趙紫陽說：「陽謀是託詞」。「引蛇出洞」屬於陰謀，很多人，包括李維漢、胡耀邦等都承認毛在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以後實行「引蛇出洞」；爭論僅在於，從一開始「毛澤東肚皮里」是否就心存「陰謀」？姚監復說：「既是陽謀，又是陰謀。」他說的「陰謀」仍是指五月十五日之後。他說的「陽謀」是指：「一九二六年，有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這篇文章有的地方打了XXX，上面有眉批。XXX 是《毛澤東選集》里刪掉的，上面的眉批是《毛澤東選集》改的。這裏我念一段：『一部分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乃極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運動之死敵。中產階級右翼的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大部分留洋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為我們的敵人……』因此，從一九二六年開始毛澤東實際上把共產黨變成一個現代的、半現代的青紅幫，以農民為主的一個革命造反派。到勝利以後，它就變成一個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它必然對知識分子憎恨。李銳告訴我，三十年代的左派，內部殺了十萬，四十年代的整風，有資產階級思想就被整肅。一九五三年社會主義總路線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知識分子被劃到資產階級一邊去了。這就是陽謀。」（頁六十二）應該說，這正好就是陰謀，或說，這就是反右的遠因。毛明明是從來就敵視知識分子，這個時候卻表現出空前絕後地、笑容可掬地、嬉皮笑臉地、千呼萬喚地請這些「黨外的朋友」、「有志於改革的志士仁人」，拿出「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幫助黨整風。為解除你的顧慮，猴不上桿直敲鑼，又是信誓旦旦：「言者無罪」，又是保證「參加和退出自由」。事過五十年，回頭看，除了欺騙還是欺騙；出河才見兩腿泥，陰謀、陽謀涇水、渭水間！

章立凡對此作了專文論述，《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的兩大政治目標——「反右」動機之研究》。他說：「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風潮，可分為兩個階段：先是黨內『整風』，后又全國『反右』。只有把『整風』研究透了，才能搞懂『反右』。歷史的內幕和人物的心態都是複雜的，從前因後果上看，整風的目的未必純為『引蛇出洞』，只因『反右』的創痛太沉重，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風』也是有目標的。」（頁七十九）這個「純」字，自是無可反駁的。因為「純」者百分之百也。誰能保證整風的目的連百分之一的不是「引蛇出洞」都沒有呢？如果不說「純」而說「主要」，就好說了、並且連「兼」也排除了。這也才絕對合乎毛自己的哲學：「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的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墜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二九七）這時候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呢？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遇到了大地震，波蘭，特別是匈牙利，知識分子、大學生，聯合工人，舉行起義，納吉提出要建立聯合政府、蘇聯撤軍、走芬蘭中立化道路。這要是抹上中國特色，就是要反對「黨天下」，反對「一邊倒」。毛尚未號召黨外、幫助黨整風前，對黨內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三三四）隨後的號召幫助黨整風，就是因為「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定要「螞蟻出洞」、「烏龜王八都出來」，要誘著他們「吭聲」的嗎？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同上，頁三五二）再加上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生對蘇聯「解凍」、反對個人崇拜，現在的人都無法想象反應是何其強烈！這些我就不展開了，有興趣的去看看毛反右前的所有對內講話（都在毛選五卷上），再看看前後兩副絕然相反的嘴臉，就不用我多置一字，事情本身就具有自明性了。

章先生說：「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風』也是有目標的」。他對整風目標的敘述倒是很謹慎的。而「很多人」卻相反。許良英說：「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鳴放、反右歷史時，都重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八十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什麼毛澤東「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了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段回憶和思考》，《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號》）其實，何止阮銘！王若水說是「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第二七五頁。）；趙紫陽說「陽謀」是「託詞」（柳萌《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特大劊子手！》）；胡耀邦說「引蛇出洞只是短時間。」（《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二一二頁）朱正的「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說（《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頁五四零）、凌鋒的「大吃一驚」說（《中共風雨八十年》，頁一二四）、余英時也信了李志綏的「毛錯估」說（〈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反叛的御醫》，頁九十二）等，和本書上大部分人，都是這樣認識的；至於「猖狂進攻」說，就更不屑一提了。在識破這一陰謀上，有先見之明的，劉賓雁說，只有鄧拓一人（劉賓雁為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作序：《毛澤東一手定乾坤》），我認為吳宓教授也該算一個。有后見之明的，有李慎之，許良英，劉賓雁，王若望……就多了。

問題中有一個奇怪的共性：凡不贊成「陰謀論」的，只要據實論證下去，就必然反而導致「陰謀論」。前已屢見不鮮，謹再以王若水為例以明之。他說：「從整風以後，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批評的尖銳程度超過了毛的預料，當時幹部的怨氣也超過毛的預料，於是，他來了個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 》第二七五頁）且看他隨後在第二九三頁又是怎麼說的？「在這次會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一九五六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為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好一個「殺機」！先一年有「殺機」，來年動手「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哪裡用得著「急轉彎」呢？

由「殺機」論導致「急轉彎」論，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在事實上，二「論」則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只有毛先有「殺機」，後來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才會有「急轉彎」，同時，這也才叫做「急轉彎」。

我所以說王先生髮現的這個「殺機」好！好就好在，這使我們看到，毛一九五六年懷有「殺機」后，一九五七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宣傳會議上以及天安門城樓上，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所表現的態度誠懇，開放開明，溫柔敦厚，談笑風生，活潑風趣，甜而且美，臉上堆著笑迷迷……這一切，是為中國人形容陰險毒辣，陰謀詭計的詞語——「口蜜腹劍，笑裡藏刀」，作了一個血腥的表演。同時使人們反思到，如果不是出於陰謀，他的這番表現，與對梁漱瞑的潑婦罵街、對胡風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極端反常的，也與他「哪個蟲兒敢開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惡霸作風，絕不相容的。

章先生論政的著力點有二：一是變聯合政府為一黨執政，一是變黨的領導為個人獨裁。就是章詒和說的：「中共獨霸全國，毛是獨霸中共」。（頁四十二）也和本書二一六頁之拙文《再論「反右」與「文革」》的「兩個範疇」說，具有相通之處：「毛澤東自認為一生中幹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蔣介石，黨內贊成的多，反對的少；一件是發動文革，黨內反對的多，贊成的少。何以如此？從『立』講，前者是建立共產黨的『黨天下』，後者是建立毛氏的『家天下』；從『破』講，前者是『打倒反動派』，後者是『斗黨內走資派』。當然，『家天下』絕對必須以『黨天下』為基礎。」故而，反右在先，文革在後，不能畢其功於一役。

我對本書的內容歸納了一下，總結出，要想徹底恢復反右的本質真相，就必須認清如下的九對矛盾：一、反對斯大林主義與擁護斯大林主義——蘇共二十大，特別是赫魯曉夫作的秘密報告，在中國引起的反響；二、中共八大路線的建立與廢除——中國的政治風向標；三、反冒進與反「反冒進」即反右傾——黨內鬥爭的主要形式；四、雙「百」方針與大鳴大放——滅資興無與反擊右派的預謀；五、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引發毛澤東決心要開展新式肅反，徹底剷除中國的「螞蟻」；六、毛在黨內的秘密講話與在黨外的公開講話——陰謀乎？陽謀乎？無謀乎？ 七、中共整風與邀請黨外幫助整風——引蛇出洞；八、反右前與反右後的各項重大政治運動——「龍」從哪裡來，「脈」向哪裡去？；九、共產極權制度與毛澤東個人野心——狼狽為奸，如虎添翼。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