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3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附錄三：怎樣理解陳澤昆老先生？

——讀《從老報人陳澤昆說到民間辦報》

於五十年後的今天，一個當年的「小」右派在懷念一個當年的「老」右派。這是由於老右派的學問道德、人格魅力，感人至深，使得小右派「五十年半個世紀，我總想著他。」有道是，「唯英雄能識英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唯右派能識右派」，但畢竟心靈上相通些；雖然「小」和「老」又難免會有些隔膜。

那麼，到底陳澤昆老先生是個什麼樣人、能讓後生晚輩在他生前死後總想著他呢？

陳先生學養深厚，是個淵博的老人，「是老報人，當過《工商導報》（《成都日報》前身）的總編輯，懂的東西多，肚裏有的是貨，三部卡車也拉不完。」

「學養」，一般是指知轉化為識、言轉化為行，進一步說，就是把詞句變為生活；甚至把詞句都忘了的時候，而仍遺留下來的東西，謂之「學養」。學養深厚的他，對辦報的專業性的精闢論述，如說家常話，真正是深入淺出的能手。惟其深入（學識淵博，融會貫通），才能淺出。與時下許多生吞活剝、淺入深出、故弄玄虛之輩的高論相比，更更令人肅然起敬、見賢思齊，同時警示自己要拿出老實的態度來做學問，力戒嘴尖皮厚腹中空。與時下那些學問不大、架子大的人相比，他平易近人，特別是對後生晚輩的期望，其心也拳拳，其情也殷殷，其言也諄諄；「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當小右派問他什麼是新聞時，他回答：

我們職業有句行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是新聞」。新聞就是新奇的、剛剛發生的、為大眾關心的事情，決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現在說，報紙是黨的喉舌，那時說報紙是社會的眼晴。

現實的情況是：「新奇的、剛剛發生的、為大眾關心的事情」，是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命令報道的，並嚴格規定：不許報道突發事件；違者罰款。

「他又說：新聞，是新聞記者在有新聞的地方去搶來的，不是開會開出來的，更不是領導講出來的。我那時當記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個小販，得靠腿快、筆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搶到一條好新聞能高興三天，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記者只對所寫的事實負責，不對政策方針負責。」

現在正好相反。你不用搶新聞，不用對事實負責，只用當喉舌、對黨負責就行了。一個外國記者把當天全國幾家主要報紙展示給人看，頭版頭條新聞，從標題到內容一字不差，字型也完全相同。輿論一律，一至於此！

「他真有學問，不愧是個老報人。他說：報紙的功能就是監督政府，把官員們為非作歹的事情公諸於世，比如貪污呀，腐化呀，辦事不公不義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給它兜出來，使他們再不敢做壞事。那時，我就是個專揭國民黨老底的記者，當官的見著我怕三分……」「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報紙辦得多不多，活不活，為不為老百姓說話，是民主政治的表現，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分水嶺。」

他說這話並無意反黨，這原本就是他的認識，就像血肉組成人們的血肉之軀那樣，這樣的情、知結構組成他的大腦。不在於你主觀上反不反黨，而在於你只要是堅持了人性、說出了常識、闡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觀上就是反黨。這也是為最高指示「知識愈多越反動」作了個註腳。羅隆基說「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如果說重在「陰謀」，這話可能是真的；他的確沒有陰謀，中共事後也承認了這一點。但如果重在「反黨」，這話便失真。他曾對章詒和說過，「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 二十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裡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麼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往事並不如煙》，時報出版，頁三八五）這就說明，他骨子裡都是些與黨不相容的東西。最高指示如果改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黨」，那就堪稱「坦白」了。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鄭義在劉賓雁逝世周年暨紀念文集發表會上的講話中說：「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我有時候就在想：活該！——真是活該！殺得還不夠！否則，為什麼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又沒人拿槍逼著你！完完全全的自願！」（《劉賓雁這個人物本身就是一個奇迹》）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呢？孔子說：「繪事後素」。素就是原來的底子。我們今天說的素養、素質、底質等詞，即源於此。「鍍金」的比喻再恰當不過了。羅隆基「反黨」與高唱《東方紅》者的「愛黨」都是底質，都在起先；羅的愛黨與高唱者的口稱民主、人權等都是後來鍍上的金子。所以實質上，這班「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的人，是在嘔吐狼奶。這沒有什麼奇怪的，飽滿自溢。

就事論事，別的一句不說，單說唱《東方紅》。最好是，不要擠著眼睛瞎唱，要睜開眼睛看看明擺著的事實：一，毛澤東呼兒咳呀，他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是大災星？他為人民謀的什麼幸福？ 二，共產黨的統治帶來的是「哪裡人民得解放」還是哪裡人民受奴役？三，「毛澤東愛人民」嗎？「為了建設（什麼樣的）新中國」呼兒咳呀？他死時留下的「新」中國，政治上權斗殺紅了眼睛，被迫害之眾、數以億計。就在你們這些高唱《東方紅》的人中，能找出一個人（哪怕僅僅是一個人）本人、或家屬、或親戚朋友是沒受到迫害的嗎？經濟上瀕臨崩潰，人民處於饑寒交迫之中。這不都是連共產黨自己都承認的嗎？可在大陸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之同時，中華民國卻是「四小龍」之首。這有一點兒假嗎？請問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們眼睛瞎枯了，還是智商低極了？你們居然忍心、還在唱血淚染紅的《東方紅》！這裏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們遵循了你們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良心少一點好。」（《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一九八）當然，你們被消滅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處。良心是人性之本；共產黨害得你們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慘、其哀莫大於此矣！還有一個政治學鍍金博士，對反右問題大放厥詞、大噴狼奶，雖令人作嘔，但並不令人稱怪；因為，此乃屬於萬象之一象、百態之一態，同理之可證、觸類可旁通耳！

我們還是回到陳先生。鐵流用心良苦，把陳先生當年那些、仍不見容於當今的言論重提，旨在起到強烈的針砭時弊、呼喚療救的作用。同時也讓人看清楚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實質；在政治上以對媒體的開放程度為例，是開倒車的、是與時俱「退」的：現在比一九八九年以前卡得更緊，那時政治改革還是可以討論的；這一下倒退了二十來年。一九八九年以前比起一九五七年以前又倒退了三十年；那時還有《光明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幾家大的非黨報紙。當然更無法與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了；「他列舉了一九四九年前成都一大堆報紙名稱，什麼《民眾時報》、《民聲報》、《西方日報》、《中央日報》、《華西日報》、《華西晚報》、《興中日報》、《建設日報》、《益報》、《新中國日報》、《新新新聞》、《新民報》。想不到這個不足六十萬人口的小城市，竟有這麼多的報紙！使我更為驚訝的是，這些報紙除《新新新聞》是國民黨的官方報紙外，其它半數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辦的。」民國時代的新聞自由可見一隅。至於在全國，比方說罷：「《大公報》在中國是張赫赫有名的報紙。它的創辦人叫張季鸞，提出一個口號：『不黨、不盲、不私、不賣』。堅持民間性，以文人論政為特色，在中國新聞事業史很有名。他們批評指責國民黨一黨獨裁，支持共產黨民主政治，在當時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一九四一年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榮譽獎章……」共和時代，可以產生名報、名報人，一到極權時代，盡數以毀。旁及文化界如名作家、名作品也然。這是人所周知的，不用多談，只用舉出毛對「假如魯迅活著是否可能划右派？」曾表示過照划不誤的意思就足夠了。

我忽然提出一個新問題問：國民黨蔣介石垮台潰敗大陸，逃到台灣，是不是與未搞報禁有關？

他沉思一下說：有關係，但不是直接的關係。國民黨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堅持搞獨裁統治，以及它官員們的貪污腐敗，經濟亂成一鍋粥。打垮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是解放軍而不是報紙。報紙從來沒有這個作用，頂多造點輿論，輿論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們國家放開了輿論，准許私人和社會團體辦報，讓人講真話，說真活，就不會有「反右鬥爭」和「大躍進」，就不會有餓死人的事情。



以陳先生辦報人的身份，他不會不知道，日本一宣布投降，養精蓄銳的八路軍便開始活躍起來，這時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軍都是千瘡百孔，共產黨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搗亂，給醫治戰爭創傷雪上加霜。例子之一，國民黨搞整頓，被整頓的人就去投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光用想想共產黨喜獲、收留了多少漢奸就說明問題了。這一切都不說，就說搞獨裁統治、官員們的貪污腐敗吧！共產黨在二者中的哪一項不超過國民黨的一百倍；它為什麼沒失敗？陳先生的答案證明他很清醒。他知道：「國民黨真正垮台的原因……打垮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是解放軍而不是報紙。報紙從來沒有這個作用，頂多造點輿論，輿論最大的作用是警示。」這就是他把國民黨當年失敗、共產黨如今不失敗的本質原因，引而不發、意在言外了。他驗證了共產黨所揭示的真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管多獨裁和腐敗也不會自動倒台，例如小小的北朝鮮。這話的現實意義，值得深長思之。

仔細想來，許多慷慨激昂、義正詞嚴的話，對極權當局來說，即便不是不痛不癢，充其量也只是一時的切膚之痛，而陳老這些心平氣和而又擊中要害的話，卻使當局與時俱進、與日俱增、死而後已地心腹為患。鐵流說：「我因『干預生活』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國罪該萬死，自難逃脫此劫。而老報人陳澤昆在『整風鳴放』中連屁也未放一個，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頭認罪』，別人揭發什麼就承認什麼，不推不賴，態度極好。」這在陳先生和共產黨雙方、都是胸中有數的，都知道對方是什麼貨色。反右時不是有「骨子裡右派」的說法嗎？

我們對許多人、事、物的認識，往往局限在常識範圍，陳先生卻能拿出專業水準來。例如對五糧液的評說，又如對辦報經驗的介紹，甚至具體入微到特寫與小說的異同。他的言談總是那樣爐火純青、左右逢源。這，豈止於淵博？學問之功，誠于中而形於外。聞其聲而感其慈眉善目、仁者愛人；溫馨之情溢於言表，沁人脾胃。他待人接物，仰不愧於天，俯不怍于地，君子坦蕩蕩（如對划右派和改正）；對己，達則兼善天下（從前辦報），窮則獨善其身（一九四九年後），心底無私、與世無爭。共產黨把所有這樣集真善美於一身的人們當作自己的敵人，那麼，這樣的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黨天下，事實表明，他就是集假惡醜於一身的國家、民族、社會的大毒瘤。陳先生們的悲劇，就是這個毒瘤——共產黨、毛澤東把真善美毀滅給人看。

一九八五年六十五歲的老報人陳澤昆，妻子死於癌症。兩年後，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歲的姑娘結婚了。我祝賀他，開玩笑地說：老陳，你真有艷福。

兩年後傳來消息，說他跳樓自殺了。事起，是年輕貌美妻子，一邊和他百年交好，一邊私下與另一年青男人往來。年邁的他，認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臉無處放，一氣之下竟然輕生。唉，知識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卻經受不起世俗勢力的衝擊。唉，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啊！他不知道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已非理想世界，物慾橫流，享受至上，道德淪喪，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感慨于「反右鬥爭沒明堂啊！」如果說，階級鬥爭為綱、扣白帽子奪去了先生的政治生命；那麼，世風糜爛、物慾橫流、一頂綠帽子便奪去了先生的自然生命。說是先生一時「糊塗」; 實在是不理解先生。先生哪裡是糊塗呢？如果是頂著綠帽子、涎著臉皮糊塗度春秋，還會有這樣的結局嗎？

人是「意義」動物。中國知識分子認定的「意義」，在於修、齊、治、平。一九四九年後，他對「治、平」就基本上不抱希望了。「他不看，也不寫，超然世外，好像報社風雲與他沒關係。」以及：「現在講成份，講階級，過去辦報的人就不能再辦報了，必須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個嗎！言談間，他有種無奈的失落感。」改革開放給他帶來了希望，他卻發出「老夫芼矣，弗能為也」的悲鳴：「我一生就愛好辦報，可辦不了報。年齡大了，雄心也沒有了。」

他的「艷福」給他帶來的，是蜷縮在避風港里，不追求事業，難得糊塗地度過風平浪靜的晚年。可是，在風燭殘年中，避風港里又掀起了腥風惡浪，這就衝破了他活下去的底線；誰能告訴他：再苟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他對這個假惡丑的世道再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共產黨對自殺的政治解說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在運動中自殺就是畏罪自殺，或是向黨示威；對右派自殺還有一種特殊說法，「戴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而我對「自殺」的哲學界定則是，「對『意義』的孤注一擲，最後掙扎。」具體到陳先生則是，「質本潔來還潔去」。他既是一個淵博的老人，又是一個單純的老人，還是一個不幸的老人。他最大的不幸是生逢黨天下，斷絕了辦一張作為「社會的眼睛」的報紙（他人生的主「意義」）之希望。

人都有局限性，只是各有各的局限性。鐵流先生則是表現在對陳老先生稍欠理解、說他「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啊！」。還有，如他說的「反右鬥爭前的中國，言論未有禁區，說話嘴上無需加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無人說你在『攻擊誣衊』或『反黨反社會主義』。人人當時心抒情暢，故無虛假之詞，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這簡直是同著失意人、在說著得意話。別忘了剛說的「言談間，他有種無奈的失落感。我不願刺傷他，把議題轉到另一邊。」這就 說明並不是「人人當時心抒情暢……都活在理想中」。更需從大環境指出，這話是說在反胡風和肅反之後！反右時，因受反胡風、肅反之害，進行血淚控訴，非但無有伸冤，反而遭牢獄之災，甚而遭迫害致死者，比比大有人在。

延安整風時，艾思奇舉過一個例子，說的是小孩問媽媽：「姐姐為什麼要哭?」媽媽說：「姐姐傷心。」小孩怎會理解包辦婚姻下，作小媳婦的姐姐、在惡婆婆手下的日子是如何地傷心呢？小右派對老右派「傷心」的理解，也可作如是觀。

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通過朋友之間的思想交流，智愚可以互補。至於我持此議，果為智者之失，抑愚者之得耶？敬候作者、讀者明教。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