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附 錄
附錄一：六月八日今又是
——駁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所作社論：《這是為什麼》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那麼，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該怎樣總結呢？中國御用的理論家不可能完成此一任務；外國的「中國通」書上得來總覺淺。一個國內的馬列主義教授說，他帶研究生中出現的問題是「學了反」。「學了反」才正常。證明學懂了。學得越徹底、反得越徹底。胡錦濤號召學習毛澤東思想就表明他不懂毛澤東思想。從理論與實際結合上用毛澤東的語言加以表述，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無理有理。」用群眾的諷刺語言說，就是「毛澤東最講道理。只講倒理，不講正理。什麼理都是倒著講的。」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為《人民日報》所作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是他公開發出的反右第一道動員令。啊！原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引蛇出洞」呀！輿論嘩然，眾皆嗤之以鼻曰：「陰謀」！這一下他無理了，但蠻纏道：「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四三七）真是豈有此理！好像生造一個詞頭，無理就能變成有理。玩弄詞句，這在毛澤東那裡是屢見不鮮的。周恩來「反冒進」是正確的。毛批判「反冒進」，讓周恩來三番五次做檢查，在事實上是絕對錯誤的，導致大飢荒，在理論上是絕對站不住腳的。可他又無理蠻纏道：「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當然，他就可以「光彩」地冒進了。
現在人們提到「陽謀」的時候，從語意上講就是「陰謀」；從語感上講，是噁心生造此詞者是為人所不齒的政治流氓。事實正是如此。當時毛曾是如何表誠心要整風，對知識分子牙是牙、口是口，聲稱「言者無罪」；一而再、再而三，千呼萬喚不出來。一旦你說出真話，擊中時弊，他馬上翻臉划右派。你叫他落實「言者無罪」。他說你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四三八）且不講他說的「行者」也全屬無理蠻纏，權且往下看，同一頁上：「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無行動當然不是「行者」而是「言者」了，怎麼也劃成「另有一種右派」了呢？因為有錯誤的言論。「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乾淨，這是不能留情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四三九）要是批評對了呢？「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四二六）。雖說意見正確，但用意惡毒，那也不行。毛澤東思想具有火眼金睛，一看而知：「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四二七）要是鳴放期間根本不講話，就沒有材料，怎麼辦？請看郭羅基的文章《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其中有答案。
周揚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這和毛澤東在社論中所宣稱的那一套，是怎麼說也相違背的：「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少數右派分子利用幫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拉歷史倒退，企圖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划右派的前提條件是「利用黨的整風運動」，右派言行是發出「階級鬥爭的信號」、「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老賬」與此是不沾邊的，既沒有前提，也沒有發出信號，更沒有拉倒車。但卻「都要一一戴上帽子」；我們不禁要借用社論的題目來質問：「這是為什麼？」
讓我們來看一則《伊索寓言》——《狼和小羊》吧！
狼就故意找茬，氣沖沖地說：「你怎麼敢到我的溪邊來，把水弄髒，害得我不能喝？你安的什麼心？」
小羊吃了一驚，溫和地說：「我不明白我怎麼會把水弄髒。您站在上游，水是從您那兒流到我這兒的，不是從我這兒流到您那兒的。」
「就算這樣吧。」狼說，「你總是個壞傢伙，我聽說，去年你在背地裡說我的壞話。」
「啊，親愛的狼先生，」可憐的小羊喊道，「那是不會有的事，去年我還沒出世哪。」
狼覺得用不著再爭辯了，就齜著牙咆哮著，逼近小羊，說：「你這個小壞蛋！說我壞話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樣。」說著就撲到小羊身上，抓住它，把它吃掉了。說明狼的理就是「吃」！
狼畢竟沒有人複雜。它就不知道把時間安排到小羊出生之後，另外，追到小羊爸爸身上也遠不如查祖宗三代徹底。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歷史審查，是要查祖宗三代的。毛明明不講理，反正要划右派。但毛在反右上發表的講話和文章，卻是連篇累牘，說得天花亂墜。而所有這些反右派的說辭，卻標明著同一本質：「無理有理」。什麼叫做「無理有理」？就是無理纏三分；就是理不直而氣壯。毛澤東反右的最經典的理論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此文，直到現在仍被奉為建國的戰略方針。它講的是什麼理呢？我在拙文《〈矛盾論〉與論「矛盾」》中指出：
一則，「敵我矛盾」就是為了轉移目標而製造的欺人之談。反右就是殺雞儆猴。當時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毛澤東就採取了反右這一招。頭號右派章柏鈞當即看穿，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見《往事並不如煙》）費孝通也說過章先生對他說：「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重複不止一次……」（戴維•阿古什《費孝通傳》）二則，「敵我矛盾」是懸在人們頭上的一把恐怖之劍，類如斬首示眾；三則，借「敵我矛盾」解決「內部矛盾」，一石投二鳥：一是團結內部，一是消滅內部異己（如，讓日本多佔地，假日滅蔣和借蔣滅張國燾、項英）；四則，就說他為轉移目標而創造的「敵我矛盾」，這個概念也是、也只能是「內部」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這個「內部」，從概念與實際相結合地說，官與民是相對的概念；而事實也正是，騎在人民脖子上壓迫和剝削人民、而為人民所切齒痛恨的不是地主、富農，不是資本家，不是知識分子，甚至也不是帝國主義，而正是共產黨的各級黨委和行政領導幹部，以及爪牙、嘍啰、痞子等所謂「積極分子」者流橫行鄉里。有絕對充分的血淋淋的事實來支持這樣一個挺拔的立論：「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尤其是農民）最兇惡的敵人」。毛澤東所以「抬舉」工農、打壓知識分子，就是為他實施愚民政策掃清道路，就是要消除為民請命的人。潑婦罵街式地批判梁漱溟和背信棄義地發動反右，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子弟為毛打天下當了炮灰，毛哄騙他們說是他們坐了天下；這些坐天下的人又數以千萬計地被餓死，卻一息尚存不忘「呼爾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毛說他們餓死是由於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搞報復。於是大搞階級鬥爭，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重把地、富拿來問斬；彭德懷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劉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的救急政策，被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泱泱大國，堂堂元首，慘遭迫害而死。食髓知味，這就是「敵我矛盾」的真精神。
「兩類矛盾」說，從動機上說，不打自招是「陽謀」；從作用上說，是要堅持極權專制的「人治」、徹底堵死中國走法治道路的可能性。因為，劃分兩類矛盾的權力（如划胡風為反革命，不僅高層中有很大的反對意見，即便連胡風的死對頭周揚也感到太過分了——這是劉賓雁告訴我的，還說，周總理很了解胡風）是毛大權獨攬、一意孤行的。再說，所謂「正確處理」，划右派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划錯了，二十年後，鄧小平還說是「正確」的，問題只是擴大化了。右派無人犯法，對他們的處理也是烏龜王八蛋－－什麼「整風反右領導小組」說了算，全屬非法。究其實，法律上的「矛盾」，也只有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等等的區分。你怎樣區分是「敵我矛盾強姦犯」，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強姦犯」呢？更何況，在毛心目中哪裡有什麼法律？立幾條法律也僅僅是個擺設！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建議加強法制，毛澤東對他說：「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們手腳的。」（李世濤：《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的激蕩》頁二三一）而「兩類矛盾」卻可以任由他變戲法，只要判定某人為敵我矛盾，他就在劫難逃；在人人喊打，國人皆曰可殺的起鬨聲中，什麼法律、憲法！統統變成了廁所里最粗糙的手紙。共產黨人死後、蓋棺論定的悼辭上都寫有：「XX 的一生」，如「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等。毛澤東的悼辭上本該寫，但沒有寫：「和尚打傘的一生」。毛雖作惡多端、罪大惡極，但這並非只是他個人的問題，列寧界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和尚打傘」的意思。這就是「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集》二卷，第二九三頁）的原因。斯大林的罪行就是在「消滅人民的敵人」的名義下進行的。
毛澤東思想如此蠻不講理，毛澤東罪行又如此罄竹難書，而今不僅得不到清算，還得到官方的提倡；「這，又是為什麼？」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