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四 壞人與壞制度的關係

說他極端黑暗，是指他政治目的落伍、反動，政治過程黑箱作業，思想陰暗，道德淪喪，生活糜爛，造成中國社會比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還嚴酷、還禁錮、還黑暗。

（一）私慾膨脹，人民遭殃

反右派鬥爭的實質，就是毛澤東要扛住歷史的閘門，堵塞民主的潮流,倒撥歷史的車輪，抗拒世界現代文明的進程。

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國掀開了現代史的第一頁。繼續挺舉和捍衛這面三民主義旗幟的，是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的蔣總司令，是領導浴血抗戰、取得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戰爭第一次全面勝利的蔣委員長。從此，中美英蘇並稱「世界四大強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從此才真正站起來！

是治國無能、亂國有罪的毛澤東，反對民主共和，復辟君主專制，推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瑞金搬進了北京。從此，大陸同胞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人民「站出來」了！（開鬥爭會時，最普遍的程序就是首先喝令鬥爭對象：「叫他站出來！」）

對這個政權的定性，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至今仍未獲「改正」的右派分子林希翎女士，當年把它叫做「封建的社會主義」；林彪副統帥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寫道：「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壓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是一個借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相形之下，總設計師鄧小平就說得輕描淡寫多了。奧女士說：「是毛主席選擇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國王選擇繼承人那樣。」他在回答時說：「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他談到「搞特權」時說，「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鄧小平文選》二卷第三零五、二九二頁）可鄧小平「自己」（也是自己！）卻把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連兒帶孫一並「選擇」了出來。所以，也就甭單說某人或某事「是沿用了封建主義的做法」或「封建主義殘餘尚未肅清的表現」了。乾脆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鄧小平理論發展的就是這個東西。」說是「科學體系」絕非誣指，朱德的秘書提供旁證，說一九五零年五•一勞動節，是毛親手加上了最後一句口號：「毛主席萬歲！」當年孫中山曾怒斥、力拒別人喊他「萬歲」，認為既推翻了帝制，就要消滅這一套封建玩藝。至於到文革時，「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更是喊聲震天動地，讓他過足了皇帝癮。

從大學生到副統帥、到總設計師，三個人程度不同地都承認了毛共政權是封建主義性質的。而我則說，它只承襲了封建主義的糟粕；馬克思說的封建社會的「脈脈溫情」；孔子說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溫良恭儉讓」；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老百姓說的「納了糧，自在王」等等，都叫毛驗明正身，執行了槍決。還有，在經濟上，封建社會還有大量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即便按馬列控訴封建社會的說法，農民也還有半獨立人格。

可「解放」后呢，說地主、富農、資本家是剝削者，共產黨要打倒剝削者、解放被剝削者。而作為被剝削者的農民的遭遇又怎麼樣呢？共產黨搞了借刀殺人、借題發揮、借頭過關的土地改革，農民剛分到土地，不久就來了合作化，土地便又倒手被變相剝奪了去。接著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吃飯在公共食堂，組織是軍事化營（生產大隊）、連（生產隊）、排（小組）；生產戰鬥化，勞動是大兵團作戰；生活兵營化，農民成了社員，一切行動聽指揮，完全身不由己，甚至連農民的生活資料如家禽、家畜、樹木樑檁、銅勺鐵鍋……也被無償地收公，屬於他的財產只有 隨身帶的「一雙筷子、一個碗，還有一個鋪蓋卷。」別說你的財產權，即便你自己的身子，也成了「磨道的驢——聽吆喝」，任人調撥。你是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也得服從命令上山去大鍊鋼鐵；有的小腳老太太用手巾包幾個石子搬來運去。農民連封建社會的半人格也沒有了，反而又兼具奴隸社會的奴隸身份了。

當然，不止是農民，而是全民！北京大學才女、當代中國崇高人格的代表、右派分子林昭女士，以「中世紀的遺址」、「奴隸社會」，直接定義這個「極權主義」政權；歷史學家辛灝年說：「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在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誰是新中國》第五六七頁）這是何等地準確、透徹、全面、毫不含糊啊！說中共政權是封建主義固然有道理，但它卻更具有奴隸制度的特徵：士、農、工、商不就是士奴、工奴、農奴、商奴嗎？黑五類不就是黔面的罪奴嗎？

孫中山先生說他的三民主義是發財主義，為大家謀發財。這個主義不但不侵犯私有財產，而且增加你的私有量。但是，決不能損公肥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任何人、任何黨派皆不可得而私也。革君主的命就是要把天下還給天下人，是謂「天下為公」，是謂「博愛」。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第一九八頁）

他聲嘶力竭地教唆不要講良心，不要仁慈；想達到什麼目的呢？我們經過痛苦的觀察、血淚的體驗、科學的分析研究，得知毛的共產社會，是專制社會、奴隸社會、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擇劣組合：極端貪婪地「共」別人的「產」，就造成了「人人為公，天下為私」的局面。天下為最高奴隸主毛一人得而私也，再擴而大之，成為全世界的奴隸主，這就是毛的終極關懷；說別的，都是假的。據別人揭露，右派分子章伯鈞早已對中國這種局面有所覺察，他曾說過：「中國這樣大，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當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報》）

揭示毛政治上的反動落後、開倒車，可以從他的極端獨裁、濫殺無辜、路線鬥爭採取肉體消滅、階級鬥爭為綱，破壞科教、文化、藝術、生產等等數之不可勝數的各個方面；但考慮到中國的主體是農民，按毛澤東思想講，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解決農民問題，而農民又是毛打天下的主力軍。因而，弄清毛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其他問題自當皆可觸類旁通。

如上述，土地改革，農民分到土地，這是得到的唯一實惠。但也不是白吃的午餐，而是以戰場上農民的兒子積屍如山為代價（當毛主席拿著紅藍鉛筆，在跟解放軍將領笑談「人海戰術」、規劃攻城戰役的時候，說：「我們準備犧牲二十萬戰士，拿下這座城市。」這時候就會有二十萬個活體，通過毛的筆尖變為屍體）。隨後合作化，土地就又給「共產」了。叫農民繳公糧、賣餘糧，實行統購統銷，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盤剝農民，用戶口政策使農民淪為二等國民，受到不平等待遇，例如就業、子女升學、衛生醫療、統銷物品及其它緊缺物品憑證、票、券等的供應；特別是在餓死的四千多萬人中絕大多數是可憐的農民。

毛澤東哄騙得他們團團轉的，是讓他們殘害地主、富農及其子弟，平時歧視他們，占他們的光，讓他們干臟活、累活、得低工分，貧下中農優先干俏活（活輕工分高，例如培養一種肥料菌種「九二零」。因他們缺乏科學知識，又不肯鑽研，結果都失敗了。反正只要高工分拿到手就算。民謠作證：「九二零，九二零，養了一班兒寄生蟲。」）；在開會，或運動中，要地富站到或跪到前面挨鎮壓、挨鬥爭，是家常便飯；還要做懲罰性的義務勞動：剝奪一切權利，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這就使貧下中農產生優越感，感謝毛主席讓他們翻了身，把地主、富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輪到了我們在你們頭上拉死拉尿了！」到了憶苦思甜的時候，還可以給他們甩一臉鼻涕、唾沫。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永遠跟著毛主席，世世代代不忘本！貧下中農並且被嚇唬：地富夢裡都在想復辟，一旦地富復辟，我們就要千百萬人頭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後就言出法隨，就唆使農民鬥爭幾個階級敵人，要他們交代復辟夢、變天帳。這就是為什麼毛把農民害到這一地步，還能受到「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頌的原因。

河南省副省長、河南大學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分子王毅齋先生，因看到農民受共產黨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憤然說道：「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河南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要說「活該」，不僅是農民活該，知識分子也活該，民主黨派也活該，你王老也活該，我划右派、住監獄也活該；誰叫我們以擁護邪惡的共產黨為進步、為光榮來？埋怨「活該」無濟於事，不如總結教訓而利於行。但願你、我、他、她，誰也不要再辦「活該」自食其果的蠢事了。

由於毛極端自私的本質，決定了他「寧負天下人」；把「為人民服務」當作「羊頭」掛，而實際上置人民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走共同貧困的道路。這便是毛所謂「革命」的真諦。和充分體現這個真諦的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的革命的歷程。請看毛澤東的革命哲學——下面我要原字原句，照抄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封面標明「高等教育哲學教材」，由郭建寧主編的《當代中國哲學綱要》第一一四頁上的「一、窮社會主義」（無需我指明，作為教材一定是持官方性質的馬列主義觀點）：

列寧說過：「由於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後，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愈困難。」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明確地否定了列寧的上述觀點。他寫道：「列寧說過『國家愈落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就愈困難』。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不正確。實際上，經濟愈落後，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就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越要革命。」

毛澤東這段話，反映了他越落後越容易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信念。而這一信念，又集中體現在他對「一窮二白」的讚賞上。

毛澤東最早論述「一窮二白」的意思，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當時還叫「一空二白」，是他在二月十四日聽取三十四個部委彙報時的插話中提出的。他認為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可以超過蘇聯：「中國的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也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後來公開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論十大關係》的末尾，他說：「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紅旗》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說：「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這裏，毛澤東看到一張白紙沒有負擔，但卻忽略了一張白紙也是沒有基礎啊。（紫丹按：毛未曾「忽略」，只是白紙更利於他筆意縱橫、肆意揮毫。他說：「唐僧這個集團，豬八戒較簡單可以原諒，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可見不簡單即不「白」，就要戴緊箍咒，即戴右派帽子。）

在由衷地讚賞「一窮二白」的同時，毛澤東對「富」表示了深深的擔憂。他認為，現在中國人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中國變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準，她就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財富已成了他們的缺點，這些缺點使其不再想革命……他們生活的高水準，還沒有我們的文盲來得好。」

據此，他對農村中富裕中農不敢冒富大加讚賞，認為是好事。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河南的富裕中農有好東西不讓幹部看，裝窮。無人時才向貨郎擔買布。我看很好，這表示貧下中農威力大，使得富裕中農不敢冒尖，這說明社會主義大有希望。」

一九五九年底和一九六零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經過階級鬥爭，搞臭了地主、富農，農民以窮為榮，以富為丑，這是個好現象，這說明貧農已在政治上壓倒了富農，而樹立了自己在農村的優勢。」他還對外國評論「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的觀點表示讚賞，認為這話講得好，因為窮就有壓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斷進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不僅表示了對資本主義「富」的擔憂，同時也表示了對修正主義「富」的擔憂。他說「不要老是掙錢，掙來了錢就亂花錢……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政策，必要時可以收買，對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麼要收買？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圍的人……蘇聯高薪階層，先出現在文藝界。」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以窮為榮的思想發展得更為嚴重。一九七三年六月，他說，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我看，越窮越好，就想革命啊！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還說，中國現在還很窮，窮了好，比你們富好，人一窮，他就要鬥爭。

從以上毛澤東的論述可以看出；窮是光榮，窮要革命，窮比富好，富了，就不妙了，是貫徹毛澤東社會主義觀的一個重要思想。

抄書至此，喟然興嘆：就算是歷史上的暴君加昏君，也只是暴虐無道、驕奢淫逸，只顧自己享樂，不管百姓死活，或因昏庸無能搞得民不聊生。有誰像毛一樣，居心（居然是居心！）要讓老百姓掙扎在飢餓線上以保持其所謂的「革命性」呢？他惟恐人民不窮、不白，他不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相當初，人民跟他鬧革命，流血犧牲，不就是為了過上好時光嗎？現在成了屎殼螂攆屁撲了空：「目的是沒有（？）的，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就是一切！炮灰就是革命的價值觀！」

因為我出獄后又在農村監督勞動十六、七年，所以對農村、農民比較了解。農民把這種飢餓政策理解為「餓鷹策略」。他們說：「打魚人只有讓漁鷹總是餓著肚子，它才有下河逮魚的積極性，一但吃飽，它就懶了，不動了。」他們還有諸如此類的一系列只有文盲才會有的說法：「社會主義制肚（度）——社會主義是專門制人民的肚的」；「社會主義腫（總）路線——社會主義是一條叫全民浮腫的路線」；「社會主義高草（潮）——農民聽幹部宣講毛主席編寫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說：「合作化前，從沒見過田間的草長這麼高；原來這就是主席說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高草』！」；「人民公社是瞧糧（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入了公社，瞧著糧食大車小車都繳上去了，恐怕到不了共產主義就全都進了天堂」：另有，農民與布谷鳥對話：

「布穀布穀! 你吃的啥飯？」

「菜湯糊糊, 菜湯糊糊。」

「你咋不吃五穀？」

「糧食制度! 糧食制度！」

為了革命，必須「餓鷹」。這就無怪乎誰主張發展生產力，毛就給誰扣上「唯生產力論」的大帽子, 給予鬥倒斗臭了。文革時, 哪個領導人提倡「抓革命促生產」（本是毛提的左傾口號）, 他就指責你意在以生產壓革命。

毛澤東思想是主張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這個革命勝利了，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一階段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中國的命革了一個段落，就該由中國的工農用小米加步槍去解放那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洋階級弟兄。假定全世界一片紅彤彤，革命化了，即都過上喝大鍋清水湯和三人的布票夠買一條褲子的日子，這時若問：被激發出的「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的勁頭是否該指向外星球了？以爭當「世界革命導師」為革命唯一目標的毛澤東，已死不瞑目于陰曹地府；雖然他的徒子徒孫們掀起一陣陣毛澤東熱為其招魂，但他已變為分子、原子、電子、質子、毛子……重新組合而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經過一個輪迴，毛澤東總算對農田作出了有益的貢獻，實現了產生於延安整風時的毛澤東說的「狗屎可以肥田」。而後，於一九五七年又產生了一個同價命題：「毒草可以作肥料」。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