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30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四】反右與文革的來龍去脈，屬於同一根源
我們通過來龍去脈，思前想後，來作一新的總觀察：一點是自反右派后，所有能稱得上「運動」的運動，都是具有反右性質的，而且都是從反左開始的；這使每一個運動的發起，都具有「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陰謀性。另一點是，毛在反右派鬥爭中打倒了右派，取得了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大躍進旗開得勝，一天等於二十年，在世界上出足了風頭；反右傾，彭黃張周應聲倒地；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以四千六百萬餓死鬼作代價換來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幾句假檢討，然曾幾何時，又掀起反三風（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毛最終還是反敗為勝；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成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從表面上看，毛節節勝利，最後已達到自己政治的最高峰；實在地看，卻是跌到自己的最低谷；每次勝利都是失敗；小勝小敗、大勝大敗，最後勝利意味著嗚呼哀哉，徹底完蛋。
實在地看，是否如此？例如被毛定為一生中最後一件大事的十年文革，卻被自己黨的《決議》定為「十年浩劫」；如果一個政客的最後十年所作所為定為「浩劫」，那他還不是嗚呼哀哉，徹底完蛋，甚至死有餘辜嗎？其實哪止十年？反右派，劃一百多萬知識份子為右派，不是浩劫嗎？反右傾，把三百八十萬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鄧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說：這次運動被整的「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總有幾千萬」。不是浩劫嗎？大躍進，別的巨大損失不說，餓死四千六百多萬人，不是浩劫嗎？往前推，湖南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前前後後的土改運動，圖財害命，不是浩劫嗎？
可以說，自從一九二一年，特別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遭受浩劫的歷史。下面我們來就著反右與文革的比較，來進行追根溯源。關於現實根源，二者同出一轍：國際上是蘇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國內是中共八大及五大運動，三大改造所激起的矛盾。前已詳述，故爾，止於此，而單說歷史根源。現將之分述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和毛澤東個人的，這樣的三部分。
[一] 國際共運的：毛澤東自稱是斯大林的學生，又自稱是是中國的斯大林。事實正是這樣。他在專制理念與實踐上，倒真是源於斯大林而勝於斯大林。就以文革而論，程曉農指出:
早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蘇聯就推行過「文化革命」運動。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後，在其政策話語里，從蘇聯模仿來的「文化革命」一詞曾頻繁出現在重要的黨政文件里。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領域內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動也與蘇聯三十多年前推行過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從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毛澤東將一場類似於蘇聯的「文化革命」轉變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產生了比蘇聯的「文化革命」更為惡劣、廣泛、深刻的後果。
鄧小平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可見毛打內心裡不是不知道英美的民主制度優越于俄國人的共產制度。但，他要的是斯大林的刀子。
所謂「斯大林這把刀子」，就是指斯大林式的共產極權制度，也就是國家絞肉機。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專政」，所以這個共產極權制度就是毛達到自己個人專政的不二法門。他掌握了這個絞肉機，就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上面提到的那些大量的被害人，就是都被投進了這種機器里。所謂「絞肉機」，就是刀子的機械化，殺人的效率是很高的。毛澤東把它視為命根子。有些人把毛反蘇認作是他的民族氣節，甚至把他視作民族英雄，實在是天大的誤會。他反對的不是蘇聯，而是蘇聯和世界共運中的反斯大林主義。毛始終堅持「一邊倒」的原旨；現在的「一邊倒」就是倒向斯大林的屍體，維護他最黑暗、最殘暴的陰魂在中國不散、在毛澤東身上借屍還魂。斯大林的刀子並不是單個一把刀子，而是一台隆隆作響的絞肉機。毛反的是赫魯曉夫丟刀子，只恐怕蘇聯比斯大林時代惡劣得次了點，這隻能說明他拉時代後腿、反動透頂，與民族主義毫不沾邊。現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由於沒戳破這個「反修」的鬼名堂，竟然把問題給說顛倒了，說文革是毛要反劉少奇所維護的斯大林官僚主義體制。其實毛的「反修」，就是要維護斯大林這把刀子，就是要「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的「修正」。
[二] 中共黨內的：對共產黨搞領袖個人獨裁，鄧小平的說法是「搞家長制」。不管從國際、還是國內，都非自毛澤東始，也不獨毛澤東然，單說中共領袖，即如鄧所說：「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讓時間順延至今，你鄧小平是不是搞家長制的？他江澤民是搞什麼制的？問題是這樣做，中共黨既不是根也不是源，而是植根于，或說發源於莫斯科。因為，中共不是國貨，是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的兒子黨。是老子黨一手培植起來的，其劣根性源於老子黨的遺傳基因。還是鄧說的：「這種現象……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鄧小平說的「傳統」，在《詞典》上解作：「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和我說的「遺傳基因」在大意上是不謀而合的。這明明是應該歸咎於「黨文化」的。但許多人把它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難道中國傳統文化還要對「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負責嗎？辛灝年先生一語破的地指出：「他們（包括一部分黨外人士——紫丹）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正確地說應該是，歸咎於毛澤東用馬列文化毀滅、篡改、膨脹了中國文化。毀滅、篡改的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即優秀部份，如溫良恭儉讓、民貴君輕、諸子百家爭鳴等；膨脹的是中國文化中的落後部份，如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等。為了「膨脹」這一點糟粕，首先把自己打扮為「君」。「毛主席萬歲！」就是他加在慶祝「五一」口號里的；又是他提倡「正確的」個人崇拜的，並且說，不崇拜不得了。柯慶施乾脆抬轎子：「相信領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至於毛君叫死的，貴至國家元首、賤至黎民百姓，沒有誰會活下來的。就以信陽事件餓死的一百零五萬農民說罷！當時因同情農民、被划為右傾主義分子的地區專員張樹藩，生前為歷史流下了第一手資料：「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願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葉落蕭蕭江流滾滾》，頁四六六）傷心哉！「寧願餓死」者，有甚於「不敢不死」也。並且把這種人禍歸罪於自然災害。
共產黨對中華文化的態度：一是「膨脹」糟粕；二是對於精華，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災害」為例，有民貴思想的孟子說：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路上有餓死的人，不知發救濟糧，人死了，還說：「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災害呀！」）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這和持刀殺人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兵器殺的」有何區別？）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餓死人、歸罪於自然災害，黎民百姓就會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
孟子善取喻，用這個虛擬的例子來諷喻梁惠王的過錯。不料兩千多年後，毛澤東就真的這樣幹了，一手遮天，欺騙百姓；既視人命如草芥，又把殺人之罪歸於天。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招致毛君要叫他死。今年是大躍進五十周年；「自然災害」之說，仍盈于耳，而說「人禍」者，十不及一、二。毛搞「自然災害」之說騙人，能歸咎於中國文化嗎？十分之八、九經久不悟，執迷於彌天大謊，能歸咎於中國文化嗎？「群眾寧願餓死」，也歸咎於中國文化嗎（除非《水滸傳》不算中國文化）？
其實，毛澤東把「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止是膨脹到這一步田地而已。而且膨脹到「君教臣活臣不敢不活」。如果你自作主張而死，比如自殺，那就是犯罪。罪名曰：「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在運動中自殺就是「畏罪自殺」，或是「向黨示威」；對右派自殺還有一種特殊說法，叫做「戴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所以毛的大秘書、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聽了毛澤東的批評后，很緊張，想自殺。他曾對人說：我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法國的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他還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陳伯達找周恩來談，談話后，陳伯達才不自殺了。後來，有人把陳伯達想自殺的事告訴了江青。江青大罵陳伯達：「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可見自殺不自殺，也要從馬列文化中找根據。
辛灝年先生說：「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份，而製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如今常常要津津樂道我們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謂文化精英，由於他們只知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們才要將馬列文化之罪，硬說成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這不過是一種「對馬列有情、對祖宗無知」的顛倒而已。」（《黃花崗》總五期）辛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和多次演講中，對馬列文化如何害我中華文化，以及中國人如何受馬列之毒這一問題，作了歷史地考察、邏輯地分析、系統而深刻地論述。我在這裏只是舉了一個例子而已。
即便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這一點，也仍有另一點與之補充、抗衡和匡正。「君雖貴，以白為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呂氏春秋•應同篇》）還有前面提過，忠臣敢於「罵昏君」。中共治下，在「新」中國的文化里，只剩下馬列在跋扈了。
黨文化是馬列文化、對中華文化是擇其劣者而從之，其優秀者批判之。我記不起是哪位左派人物曾說過: 「中華文化越是精華，毒素越大。 」
就以在批林批孔中批為「黨內大儒」的周恩來說吧!海內外都有人把周恩來死心塌地、助紂為虐的惡行歸咎於中國的君臣文化。可是，作為中華文化主流的孔孟學說，關於君臣之道是這樣說的：「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可見是雙向的。更大胆的是，如君賊仁賊義，則殺之也無妨。「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看來，當時林家父子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如果達成，真的把老毛殺了；代表中國文化的孟子會舉雙手贊成的。
「黨內大儒」周恩來雖熟知這些，但因中馬列毒太深而不能自拔，從這方面看，也正如辛先生所說：「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從另一方面看，作為人類文化糟粕之總匯的馬列文化，它的子孫對中國文化的糟粕特別嗜痂有癖，還以「忠君」來說，不僅周恩來如此，全黨皆然，如對毛澤東的「三忠於，四無限」，就是最好的說明。按孫中山的意思，應該相反，不是人民對領袖，而是領袖對人民應該「三忠於，四無限」。
孫先生說：「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民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當有人喊孫中山「萬歲」時，因他對擁戴皇帝的這一套表示深惡痛絕而堅決反對。可你知道嗎？在大陸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據知情人說，是毛澤東自己親筆加上「毛主席萬歲！」的。更別提文革時「萬歲，萬萬歲」的聒噪、不絕於耳了！用孫先生的言行對照毛的言行，方信辛灝年言之有物矣：「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分，而製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與文化無關。這話說得不是全不對，而是不全對。文化大革命是大破古今中外優秀文化、大立黨文化（廣義地說，政治也含其內）。如此而已，孰曰非也？這就使人們看清了他們大規模的「焚書坑儒」之浩劫，對於書、儒，即便躲過焚、坑，也躲不過「批」的居心所在。如果說，大陸存活的知識份子躲不過生不如死的洗腦運動，那麼，所有古今中外的書和知識份子幾乎都躲不過挨批、焚、坑、洗、禁，這一切都是為了破壞文化精華，樹立馬列糟粕。許多人呼籲，要復興中華文化; 復興中華文化，一不是刻舟求劍，二不是排外主義，而是遵循國父遺教：「發揚吾固有文化，並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即現代化。
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肆意嫁禍於中國文化。試看與中國文化不沾邊的國際共運：被毛奉為教皇的列寧、斯大林，「唇齒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鄰」的霍查，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波爾布特……哪一個不是搞家長制的？哪一國的絞肉機不是機器隆隆，血肉橫飛？波爾布特政權，竟能夠絞殺二百萬人民，包括二十萬華僑，而柬埔寨人口總共還不到八百萬人呀！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大樹特樹的「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甚至一個名叫「彬彬」的女孩，也親聆最高指示，改名為「要武」，而名實相符的後續行為，便是對老師和黑五類同學大開殺戒），那樣溫良恭儉讓」的血淋淋的黨文化！
還是鄧小平的胡說：「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
這首先與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合，誰不知道他的專斷獨行的劣根性其來有自？跟遵義會議前，肉體消滅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殺一脈相承的，遵義會議后的延安整風，殘酷鬥爭，冤殺無辜，不是鐵的史實嗎？其次，又與邏輯相背：說不通、怎麼後來會來一個突變呢？問題的實質是，這段期間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毛派分子掌權，對主子的家長制逢迎有加；周恩來、李立三等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為惡婆婆面前臨淵履冰的小媳婦；汝不見毛對周恩來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嗎？待中共受蘇共影響，在八大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從黨章中去掉，他便一觸即跳；及至廬山會議，彭德懷站在非常正確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確的途徑「觸」了一下，他便歇斯地里地跳了八丈高。不過，這倒凸現了延安整風，確實是「不與黨外分享政權」的反右派鬥爭，和「不與黨內分享黨權」的文化大革命，此二運動的淵源。
延安整風樹立毛在黨內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組織上、意識形態上的絕對領導地位，使共產黨黑社會化，毛成為黑社會的黑老大。從此以後，所有毛時代政治舞台上的紅角都是靠吹捧毛才得以固位和向上爬的。劉少奇、林彪所以能當上接班人，是高舉、緊跟毛極左路線，助毛打倒敵手，製造個人崇拜，在一場全黨全民助紂為瘧的大競賽中、先後榮獲「冠軍」的緣故。你很難找出一個不是這樣的。
鄧小平在反右派、大躍進時都是副帥，是前線總指揮；他助毛消滅高崗、饒漱石「聯盟」；他誣陷「小腳女人」鄧子恢；他是毛五十年代瘋狂推行極左路線的最忠實的貫徹者；他為遮掩毛澤東、江青的醜惡往事製造了「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冤案（馮志軍《鄧小平與毛澤東》，頁二零九-二一零）；等等豐功偉績。 這才得以爬上去的。
中共七大期間，中共當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任弼石曾經說：「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
陳雲一九四一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在九月到十月間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據薄一波記述，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找陳雲等人談經濟工作。陳列出諸多困難，認為一九五九年度計劃難以完成。有人不贊同陳的意見，認定為是右傾。毛傾向於陳的意見，有心降低指標，故要他向下面講話。可是，陳雲沒有理解毛的意思，以為毛又要他做檢討，於是在二月一日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先講自己真實想法，然後重重自我批評，認認真真檢討了一番。
陳雲此番舉動又把毛澤東弄糊塗了。毛說他本是贊同陳的，但不知陳後來為什麼要檢討自己。這個事情是否滑稽得讓人啼笑皆非？「啼」者，貴如陳雲這樣的領袖人物，在毛面前都給嚇破了膽；「笑」者，以敢講真話著稱的陳雲，竟被毛耍得像一隻馬戲團的猴子，不講原則，不講是非。
彭真，文革開始斗他時，他還要丑表功，說「毛主席萬歲」是他第一個喊出的。
柯慶施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的「迷信論、盲從論」，這一令人聞之莫不掩鼻的臭論，應該說是文革前造神運動的最高峰。
毛澤東搞的禍國、殃民、毀黨的所有這些政治運動和罪惡行徑，都是共產黨自覺自愿或不自覺自愿，擁戴著他搞的。對共產黨來說，完完全全屬於「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