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4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反右派與文化大革命的因果關係
文革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 大躍進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這是有目共睹、眾所周知、不爭的事實。
「結果」往往是具有直觀性的,不像「原因」那樣、總是潛藏在事實背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原因,是如一位右派分子說得那麼直白和精闢:「自己頭腦發熱、超英趕美,骨子裡想當地球球長。」
反右傾是大躍進的直接結果。朱文指出的這一點是正確的:「毛澤東知道:大躍進的失敗使自己在黨內的威望大大降低,於是決心開展一場新的運動,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內對手,重建自己的絕對權威。這時他就在準備這一場文化大革命了。」所謂「正確」,是他指出了:「這時(!)他就在準備這一場文化大革命了」,而不是一九五七年。其次是,「大躍進的失敗使自己在黨內的威望大大降低,於是決心開展一場新的運動,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內對手,重建自己的絕對權威。」但,從時間上講,從大躍進的失敗到文革的爆發,中間隔著六、七年;從史實上講,當時直接「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內對手」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所以說,「決心開展一場新的運動」,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展開的反右傾運動而不是文革。一九六七年,毛澤東在接見阿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魯庫時曾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是否「已經看出問題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他還沒說,我們怎麼能斷定在一九五七年就發生文革呢?
從運動的目標、任務、條件、動力來說,這是兩個運動,不是一個運動。我們必須從「立異」上來確立二者各自的「質」的特性。 當然我們還要注意到它們的聯繫,並且看到這種聯繫的因果性;儘管這種因果性不是直接的。形象地說,像是一團亂麻繞過很多圈子才將二者內在地聯繫了起來。概要地說,歷史的列車從反右派、這個始發站開出;一路顛簸、搖擺、闖紅燈,經過許多中間站:大躍進、反右傾、繼續躍進、七千人大會、八屆十中全會、意識形態大批判(政治上反「三風」、經濟學上批「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哲學上批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文學藝術上批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邵荃麟趙樹理的寫中間人物論、楊翰笙的《北國江南》、夏衍的劇本《早春二月》(根據柔石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等等由城市的五反運動和農村的小四清運動而後匯合成全國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後才到達「終點」站:文化大革命;直至老毛一死、大亂方止。
毛澤東自認為一生中幹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蔣介石,黨內贊成的多,反對的少;一件是發動文革,黨內反對的多,贊成的少。何以如此?從「立」講,前者是建立共產黨的「黨天下」,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後者是建立毛澤東的「家天下」,毛要獨吞一切權力;從「破」講,前者是「打倒反動派」,後者是「斗黨內走資派」。毛和斯諾談話中說得很明白。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到勝利的終止。」毛澤東說:「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當然,「家天下」絕對必須以「黨天下」為基礎,但二者卻有不同的目標、任務、動力和條件。
討論任何一個問題,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確概念,否則就會出現歧義,出現雞同鴨講。 範疇是最高的概念。所以,我們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確:反右派鬥爭是屬於哪個範疇? 我認為,反右派仍是毛澤東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倒蔣介石而不是劉少奇,是消滅反動派而不是走資派。 毛澤東事先清楚,我們事後明了: 反右派再徹底,也只能建立和鞏固「黨天下」,為「家天下」打基礎;毛澤東就算把右派殺個雞犬不留,也絕不能建成他的「家天下」;只有搞文革,把黨內的對手打垮,才能建成毛氏家天下。所以,文革和反右是不容混淆的兩個政治範疇。許多史家,缺乏分清範疇的史識,做起學問來往往如墜煙海。朱正先生的「預演說」(或「流產說「),正是把反右派與文革混淆了起來,只見其表,不見其里;只見其同,不見其異,尤其不見其「大異」。其原因就在於混淆了上述「兩個範疇」。有了不正確的事實評價,其價值評價的錯誤也就在所難免了。比如對整風反右的「價值評價」,就是說:毛澤東是不是要真心實意、搞整風運動?是不是右派破壞了整風運動?到底誰是罪魁禍首,誰是受害者?「流產說「有嫁禍於受害者、而為罪魁禍首解脫之嫌。
有了上面這些對前因後果的分析,現在再來對「文革與反右派」兩個運動進行比較就一目了然了。
【一】一個目的,兩個任務
至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談話中說:「在這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麼?(當場有人答是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問題。」這是他的真正目的嗎?他說的「挖修根」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難道是為「挖修根」而「挖修根」嗎?為藝術而藝術,藝術本身可以是目的,因為這已經滿足了藝術家的藝術需求。為挖修根而挖修根,就像為反右派而反右派一樣,只能是政治運動「形於外」的東西;而政治目的卻是那「誠于中」的心懷鬼胎。他之所以發起各式各樣的大運動、小運動,並且,運動之中套運動。這是毛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表現。這是由於他直到嗚呼哀哉,也仍是「壯志未酬」,慾壑難填。對於毛澤東一生來說,「運動似乎就是一切」,其實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可把伯恩斯坦的話反過來說:「對毛來說,目的就是一切,手段盡可以殘酷、欺詐、無恥的。」毛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一] 鬥爭的「目的」,就是鬥爭的「本質」
把反右派與文革比作先河后海,比做姊妹篇,比作一根藤上結的兩個苦瓜等。尤其這后一比喻,它更完美的地方在於進一步指出:兩者的連繫是一根藤。「一根藤」又是指的什麼呢?這個問題就是王若水先生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第八章的題目所示:「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這個答案也就是李銳先生在《我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中所說:「都有他一個要搞世界領袖的這麼一個來歷。」也如前引張顯揚所說:「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儘管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法,但如前所說的,「要當地球球長」,卻是一句最直白的大實話。還有,如陳奎德先生寫的《毛的晚年悖論及其遺產——文革三十年祭》一文中說的「鑰匙」:「而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人』的幻覺目標在這種心態下是順理成章的。我以為,這是理解毛在文革中一系列矛盾怪誕行為的鑰匙。」
行了。我想讀者一定可以明白:所謂「一根藤」就是指的貫穿毛一切行動始終的「目的」。只有抓住這根藤,才可以洞悉藤上所有的瓜;只有掌握這把鑰匙,才可能打開所有的鎖。許多認識不到、或不願正視這一點的人們,結果都無法自圓其說、或乾脆自欺欺人。
毛澤東說過:「……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毛澤東搞的所有政治鬥爭(戰爭只是其中之一個形式),「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反右派是貫徹這個本質,文革是貫徹這個本質,大躍進和反右傾是貫徹這個本質,老早的大殺AB團、延安整風也仍舊是貫徹這個本質。人們只見現象,如大躍進轟轟烈烈,風風火火,甚至連領袖在內都走火入魔。彭德懷以生命作代價,也只是揭示出:所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亂象。毛為什麼對彭德懷竟然如被挖祖墳那樣大發其火呢?陳奎德先生在《文革前奏》中揭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本質:「他(毛)發動大躍進就是想自己自辟蹊徑,走出一條新的路,從而確立自己在世界歷史上共產主義運動霸主的地位。我想這個是他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之音中文網》
當年赫魯雪夫對此也有所覺察。他說,什麼東風,東風從哪裡來?東風是不是從你們中國來,是不是中國的風壓倒我們蘇聯的風。
[二] 鬥爭的「任務」,就是鬥爭指向的「目標」
在延安整風的時候,總目標很明確,就是為了取得並鞏固毛對黨的絕對領導權,整風就是整教條主義王明和經驗主義周恩來,實際是抹掉王明的領導權。這是主要任務。可是,還有個分目標,開始尚不明確,這就是知識份子,特別是來自國統區的,他們懷抱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理念,來到「民主聖地」延安,卻發現這裏恰似一個封建小朝廷; 而毛澤東也同時發現,這班知識份子,特別是文藝界的,對共產黨的專制心懷異趣,是一種腐蝕劑,對毛澤東的個人專權之路無寧也是一群攔路羊。當他看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時,說道,思想鬥爭有目標了。至於寫了《三八節有感》的丁玲,寫了《論同志之「愛」與「耐」》的蕭軍,寫了《還是雜文的時代》的羅烽,寫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艾青; 丁玲是發表這些文章的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對當時這些文藝界的次要目標,這次放過,但在十幾年後的反右派中,周揚卻按照毛定名單划他們為右派。
反右派的總目標,是民主黨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前面我已作過系統論述。這是為了實行一黨專政而早已訂出的既定方針。這個目標具體到人,比如落實到章、章、羅、儲……諸君頭上,在奪取全國政權前後也許心裏早有個大譜,但也未必盡然。但是,有一點是必須明確的:僅只是反右派,達不到毛的最終目的。只有發動文化大革命,「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內反走資派,外反蘇修,代表人物是中外的赫魯雪夫。這樣才能覬覦國際共運領袖、世界革命導師的地位,達到「毛天下」(毛天下的「天下」是世界,黨天下的「天下」僅限於中國)的目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言時說:「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過了三天,周恩來的發言更善解毛意,明白無誤地把毛澤東的狼子野心道了出來。他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的通欄大標題是:讓毛澤東思想紅遍全世界。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歡呼世界進入毛澤東思想偉大新時代」。十月四日,《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接見來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時,稱毛澤東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毛澤東先後在廬山會議中提出「兩個司令部」或「反對派司令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中更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清楚地表明,反右傾與文革是同一個目標體系,具體目標包括彭、黃、張、周、三家村、四家店、劉、鄧、陶;與此殊途同歸的,先有小爬蟲關、王、戚、後有陳伯達、林彪、黃、吳、葉、李、邱等。 比作下棋,每吃一個子,就是消滅一個目標:反右派吃的是車馬炮。文革吃的是士相帥。 吃帥就叫做「將軍」,所以也可說,前者為「吃子」;後者為「將軍」。 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不把文革前的三大運動、五大改造、反右派或其他豐功偉績,當成終生的打倒蔣介石、建立黨天下后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因為,即便是反右派也沒跳出第一件大事(鞏固黨天下)的範疇。 而唯獨把文化大革命,建立毛的個人天下,當成是第二件大事。 所以,反右與文革,是屬於同一目的下的兩個目標、兩個任務、兩個步驟、兩個範疇: 前者歸類為第一件大事,後者屬於第二件大事。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