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對比反右派與反右傾

整個大躍進，是毛澤東在浸透著百萬右派血淚的中華大地上，用以農民為主體的全民的赤血白骨堆起一座標志著個人野心的「豐碑」。反右傾則是毛澤東不承認大躍進的失敗，在廬山舉起屠刀，從彭黃張周開刀，殺向那說穿「皇帝光著身子」的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然後自欺欺人地宣稱大躍進取得了舉世罕見的「偉大成績」；接著又是一意孤行，「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使中國人民承受累累的惡果。當時留下的民謠為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總路線成了腫路線，全民皆浮腫，連紅太陽都浮腫了……「打腫臉，充胖子」，便成了大躍進惟妙惟肖的象徵。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對廬山這場腥風血雨的見證，就是對這段歷史的「實錄」。（後面除特別標示外，都引自該書，只標明頁數）

該《實錄》中，對反右傾與反右派相提並論的地方，達三、四十處之多，如，在該書的第二頁上就指出：「他（毛澤東）還認為反冒進使右派鑽了空子」。而毛在廬山的每次講話，幾乎都要掛上一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作為陪綁，一則用以說明過去反右派的必要性，再則是用過去殺死的右派之「雞」，儆今日仍存活的右傾之「猴」。我們從中就可以察覺到兩個運動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的論述，將以《實錄》作為論綱，側重於談反右傾，並在此基礎上與反右派做比較，以期呈現其相關性與相似性，進而洞察歷史事件的本質聯繫，即規律性。

（一）兩個運動起因的同質性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第一條。第二條，走哪一個方向呢？走這邊就是社會主義，走那邊就是資本主義。右派就是要倒轉這個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條，要搞社會主義，誰人來領導？是共產黨領導，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右派說不要共產黨領導。我看這一回是一次大辯論，就是在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四四三）

「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套在反右傾運動上就是：

第一條，大躍進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彭德懷、張聞天等說的「有失有得，得不償失」，還是毛澤東說的「得多於失，失少得大」？（頁二一六）

毛澤東對《李雲仲的意見書》批示說：他「認為從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鍊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頁六十三）

林彪批彭德懷說：他還說「有失有得」，哪裡是有失有得呢？他說的其實主要是失。我們說主要是得，部分損失。所以他這樣倒過來說，是有文章的。（頁二七九）

毛澤東說對《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書的批語說：「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於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的表現。」（頁二十七）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說：「他們對於在黨的領導下，幾億勞動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污衊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看不見黨領導下的一切人民事業，成績是主要的，而錯誤缺點則是第二位的，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而已。」（頁三五三）

不少工程師說：「鍊鋼損失了二十三億，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拿這筆錢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鋼都買來。」一機部的工程師說：「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說產量可以翻一番，兩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眾說行，群眾是多數，你說不行也不行，走群眾路線的結果走錯了。去年發生的錯誤，沒有經驗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問題，有些人不懂裝懂。」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說：「不說真話，怕說真話，都是怕戴帽子。」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發表了許多尖銳的，諷刺的意見，即許多「右派反動言論」。章伯鈞說，五八年搞錯了，鍊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羅隆基說，物質供應緊張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說，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 「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于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或冷或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頁五九-六零）

廣州軍區據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少數團營幹部對經濟生活有抵觸情緒」。他們認為，「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問題，中央要負責任。」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有位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是頌揚「反右派」的歌）這支歌時，不耐煩地說：「算了，不要唱了，我看這支歌非改不可。」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什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長講怪話：「在公社勞動，還不如給地主幹活，給地主幹活有飯吃，還給錢。」講這些話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職稱。彙報材料中說，這些人「政治上一貫落後」，「有一人是反右派鬥爭時的重點批判對象。」（頁五七-五八）

長沙一個郊區公社的調查報告：「目前農村中（閑話）較多的是哪些人？」說主要是一些新、老上中農，對「拉平」意見多，要算帳；沒錢用，嫌工資少；懷疑大躍進成績，真正反對我們的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毛）八月六日的批語說：「這同目前在廬山講閑話較多的人們是有聯繫的。」（頁二六九）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七。二三」和「七。二六」講話中說：「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一蹋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頁一六五）

就在張聞天將要發言的早晨，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打電話關照，要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鍊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可是，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張聞天以鮮明的態度、科學的語言，冒險犯難，極言直諫，完全支持已遭非難的《議定記錄》稿和彭德懷的信，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後來批鬥他時，說他的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 「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小組會的發言，《簡報》一般只刊要點。這個「副帥」的《發言》，記錄稿就全文印發下來。批判時，有人讓秘書作了統計：全文八千多字，而講成績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個「但」字（「『但』字以前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13 個「比例失調」，十二個「生產緊張」，一百零八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頁一五七）

《發言》指出：比例失調是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共產風」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兩個問題；浮夸風和強迫命令是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所致，否則就扣「懷疑派」，「觀潮派」等帽子。將計就計缺點還應講具體後果，這樣才能取得經驗，針對後果提出糾正辦法。如鋼鐵指標過高，其他指標也被迫跟著上，造成全面緊張和比例失調；基建戰線太長，「三邊」（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做法，浪費太大，工程質量也太差；新增工人太多，招兩千多萬，人浮於事；企業產品不成套，任務朝令夕改，不能實現價值；原材料缺乏，經常停工待料；產品質量下降，技術水平下降，不注意設備維修，等等。從而造成大量資金和物質浪費，積壓，市場供應緊張，物質儲備減少，財政節餘用光，外貿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惡果。「全民鍊鋼」不單賠了五十個億，最大問題還在九千萬人盲目上山，使農業生產受到損失，豐產也不能豐收。去年什麼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頁一五八）「主席常說，要敢於提意見，要捨得一身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頁一六二）

問題在於，這些話是不是實事求是？是不是真知灼見？和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論一樣，這些一九五九年的右傾言論，也都是濟世良言。可惜他們都遭受了滅頂之災！你可以不怕殺頭，或怕殺頭而緘口不言——這就是毛澤東給你的自由。但你可不能妨礙他「殺頭」的自由。從個性上說，他是鐵石心腸，嗜殺有癖；從政治上說，「肉體消滅」是他對待異己，對待異議的得力手段。這就是他總是親自下達殺人批量、殺人數字、殺人指標的根由。古今中外，殺人之多，無如毛澤東者。周恩來了解這一點非常透徹，他深知毛是個食肉動物，所以他在毛面前就像是老鼠見了貓，總是顫抖著忍忍忍：對，也忍；錯，也忍；忍至「忍無可忍」時，平平氣重新再忍。即便是這樣，他也仍未能逃脫毛利用癌細胞置他于死地的最終命運。（《晚年周恩來》）

毛澤東不僅大會批、小會鬥了張聞天，還給他寫了一封尖刻嘲諷，耍盡無賴的信；之所以稱他 「無賴」，茲舉一例以明之：他不用他「倡導」的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指明人家哪裡說得對，哪裡說得錯，而是胡攪蠻纏什麼：「你這次安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裡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儘是假的。」（頁二六七）說這樣下三賴都羞於啟齒的話，一般人都會感到有失身份，更何況是領袖對自己的高級幹部呢？

毛澤東對大會還說了如下的話：他們還不是右派……他們重複了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三十公里了。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歡迎。（頁一七一-一七二）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科學院昌黎調查組，說食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頁一七三）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志的搖擺。 （頁一九七）

我划右派后，下放農村（包括在農場勞動教養）二十多年，似乎是證實了一句諺語：「要知朝綱事，鄉下問農民」。農民把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比喻，用來戲說毛本人：「毛主席的十個心眼九個好，只有蓋在上面的一個心眼孬，所以，每逢一遇事，上前總是用上面的那一個，蓋在下面的九個總也用不到。」至於對毛說的成績是主要的，是基本的。農民的戲謔，簡直是「謔而虐」，庸俗之至了：「成績是雞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屄染（必然）的。」

第二條，「走哪個方向？」右派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右傾也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說：「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頁三五七）毛澤東說：「現在黨內外出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一九五七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頁一九六）

林彪說：「無論從他（彭德懷）的思想意識上，思想方法上，還是政治綱領上，都有另外的一套，而這一套是隱藏著的，沒有暴露的。他的世界觀就是一種經驗主義的世界觀，狹隘的經驗論的世界觀。經驗主義表現的另外的一種形態，就是實用主義。少奇也講他有另一套綱領，另一套作法。社會主義他是乾的，革命也是乾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套。共產黨他也是要搞的，但他是家長式的黨。他要用自己的面貌來改造黨。他自己的面貌是資產階級體系的反映，是要用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來改造我們的黨，改造黨的路線，改造黨的作風。」（頁二八一-二八二）

第三條，「誰人來領導？」在八月十六日通過全會公報和兩個決議的會上，毛作了長篇講話，其中說道：「在王明毛澤東之間，彭大約會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懷跟毛澤東較量呢，就會覺得與其是你，不如是我了。」（頁三五零）

《決議》指出：「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勝利，雖然註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彭德懷同志為首的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頁三五八）

毛澤東指斥彭德懷：「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鋒芒是攻擊中央。你不承認，也可能承認。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頁二三六）「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頁二三七）「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后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你要打無產階級的旗幟。」（頁二四零）「而且（說我）『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傢夥，你們哪裡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頁二七二）

康生說: 彭德懷和張聞天「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令人懷疑。」（頁二九五）

以上三條是按著毛澤東反右派的思路，分析綜合出來的與反右傾在起因上具有同質性的幾個焦點。另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表現在反對個人崇拜上。這一點和反右派所涉及的國際背景是相同的。主要是蘇共二十大所帶來的政治風潮：

「周小舟和我（作者李銳）一樣，比較激動。他懷疑主席的這篇（七。二三）講話，是否經過常委會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這樣，終將導致黨的分裂。我們都同意這種看法。周惠也感到主席對一些問題的決定，反覆變化太快。談到斯特朗的談話，當面稱讚主席超過馬恩列斯，而主席沒有答話。感覺多年來的順境，毛主席驕傲起來了。我認為主席確是喜歡高指標的，只喜歡柯慶施那樣一些吹牛說大話、奉承迎合的人（柯是個手拿大棒，隨時準備整人的人）。」（頁一七八）

彭德懷說：「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還說：「什麼都是第一書記掛帥。」（頁二零三）

彭德懷在一次中央常委會和赴廬山的火車上，他都談過匈牙利人均每年吃四十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在火車上他還隨意跟人講過這樣的話：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 也會要請紅軍的。（頁一二六）

彭真批評他，「這次在火車上講匈牙利事變。」毛澤東馬上插話說：「思想之混亂可觀，我們怎能同匈牙利比？」（頁二五三）周恩來等也這樣說過。但是，「在主席處召開的大區負責人會上，有人說彭德懷就是納吉。」（頁二零四）既然不能同匈牙利比，那麼，說「彭德懷就是納吉」，這又是同哪個國家相比？這又說明，是誰的「思想之混亂可觀」？

在八月一日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說彭：「從打擊斯大林后，佩服赫魯曉夫。」

林彪說：「拋掉個人過分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很遠，不要打這個主意……這樣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頁二五二）

劉少奇接著說：「兩個歌子，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對個人崇拜。黨章中毛澤東思想領導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原起草時，就不贊成寫毛澤東思想領導那一條。八大決定不要，又反對。」

彭真說：「反對個人崇拜，有無此想法？你有大功勞。但一切功勞離不開黨和群眾。否則，頂多當個唐生智、程潛。毛澤東的路線已經得到證明，基本上已證明路線的正確，也應服從。」劉少奇彭真一唱一和：「彭的功勞也是來自這條路線。」（頁二五三）

毛澤東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裁』，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頁二七二）

在全會閉幕的第二天, 還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 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

我們中國黨、中國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的領導，是不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我看是可以這麼說的。

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

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劉少奇引用了恩格斯《論權威》的文章，恩格斯說了「革命無疑問就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而反對權威的，「要麼是散布糊塗觀念， 要麼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

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運動, 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頁三五九-三六零）

劉少奇順從毛澤東的意圖，極力頌揚個人崇拜，使毛反右傾的陰謀得逞,這就鑄成了一個自掘墳墓的歷史上的大錯。使得個人崇拜，從延安整風、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直至文化大革命，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達到登峰造極。而這個「自掘」和「他掘」的墳墓，埋葬了從國家主席到平頭百姓，成千上億的生命財產，和留下慘不忍睹的良知廢墟。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