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4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王丹是一位對反右派研究最下苦心的青年人
許良英教授在《我有責任讓世人了解王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一文中說：「他第一次找我是在一九八八年秋天。他當時只有十九歲。已在北京大學政治系讀了一年，剛轉到歷史系，打算寫一部反右運動史，知道我：一九五七年因公開反對反右而被划為『極右分子』；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與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因遭當局禁止未開成，隨後方、劉被開除黨籍），想同我討論如何寫反右運動史問題。我告訴他，反右運動很複雜，你年紀太輕，一時難以全面了解，等你歷史系畢業后再考慮也不遲。他接受了我的意見，並開始留意收集資料。」（王丹文集：《我們在寫歷史》第二一五頁）
王丹是個有心人，在《獄中回憶錄》中說：
在北大歷史系讀書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對中國共產黨一九五七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這段歷史發生了興趣並著手進行研究。我仔細閱讀了當年的《人民日報》和一些大批判小冊子，並採訪了一些當年的「右派」分子，比如方勵之先生的夫人李叔嫻老師和中國科學院的許良英教授，進而準備將這一段歷史作為我的專業主攻方向，廣泛搜集資料，寫出一本全面反映「反右」運動全貌的著作來。這個工作同許多其他工作一樣，極為可惜地被「六四」的槍聲打斷了。
現在在監獄里，我有了充裕的時間結合有關資料，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從家裡要來了一套《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一共四本，是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下屬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編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發行的。裏面收錄了大量「反右」運動中的有關文件和批判文章，尤其珍貴的是，還有一本專門輯錄了所謂「右派分子」的言論及文章，比如章伯鈞關於所謂「政治設計院」的發言，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吳祖光關於「黨不要插手文藝工作」的講話，中南財經學院教授楊時展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等。這些都是具有史料價值的資料，從中不難看出「反右」運動的概貌。為了加深印象，這厚厚四大本書共兩千五百頁的內容我都一字不差地出聲朗讀了一遍。這是我自己發明的學習方法。我發現出聲念一遍，其印象深刻的效果要遠遠大於默讀。從書中我看到，不少當時的「右派言論」與前幾年的所謂「自由化人士」提出的意見大同小異，有的甚至連措詞都一致，比如對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的呼籲。這表明，三十年過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舊徘徊不前，而人民卻為此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價。從書中寫下的一九五七年的歷史，聯想到我親身經歷的一九八九年的現實，看到歷史已進入二十世紀，而我們仍然要為追求和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而付出代價，我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感到悲哀。一九五七年的歷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歷史研究的禁區。但是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它的真實原貌寫出來，告訴人民災難是怎樣降臨到我們頭上的，告訴人民所有的苦難我們都不應淡忘。一個遺忘歷史的民族註定要被歷史拋棄。（同上，第六十三-六十五頁）
從政治血緣上講，章怡和、章立凡、王丹等，接的是右派的第二棒。我是按鄧小平划「代」的方法划「棒」的。右派的第一棒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林昭等，反對的是共產黨的第一代，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暴政；第二棒是從「七九民主牆」魏京生、胡平、陳子明、任畹町和天安門母親等，中經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胡績偉等，到「八九民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第二代鄧小平專制獨裁，貪污腐敗和第三代江澤民的繼承其衣缽，並屠殺鎮壓法輪功等。這種民主運動，海外還有王炳章等的《中國之春》等等，都屬於第二棒。第三棒應該是方興未艾的維權運動，工人農民律師相結合維護自身利權的鬥爭，知識分子維護言論自由的鬥爭，例如最近反禁書風波等，特別是章詒和的言論和活動，從政治思想實質著眼，則是與右派的鳴放言論有絕對的血緣關係，是一脈相承的。
更準確地說，是一九五七年那場「較量」的繼續。從理論成果說，法輪功團體的《九評》對共產黨的本質作了全面、徹底、系統的揭發，之所以能令人信服，是由於它材料翔實、論證嚴密、擊中要害。它吸收了《誰是新中國》中的大量研究成果；而《誰是新中國》又滲透了廣大大陸史學界歷史反思者的勞績和聰明智慧、求實精神。這部書在海外和大陸的深遠影響，已使中共中央宣傳部夜不安枕，遂組織了一個叫「田雨」的御用寫作班子，無理光憑訛詐，蜀犬對日狂吠；其出言之粗俗、質量之低下，不屑於鄭重地置評，只配用一句民間的歇後語：「桌子上放夜壺——沒有水平（瓶）」。
我認為，「最根本的是，從內容上講，《誰是新中國》是以翔實的史實、無可反駁的邏輯、精確無誤的語言、實事求是的態度、標示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共和革命所創建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專制復辟所帶來的舊中國』，從而使自己的立論立於不敗之地，從而也把中共永遠釘死在『開倒車的反對共和革命的專制復辟』之歷史恥辱柱上。」（拙文《〈為新中國辯〉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僅此重要的一點，就展現出它在更高、更徹底的層次上，使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論得到發展和升華。
當然，「棒」對「代」也不是一一對應的，是錯綜的，王若望一枝筆橫掃三代獨裁。共產黨的第四代胡錦濤心狠手辣，不分青紅皂白地以黨性消滅人性，先不說他咬牙切齒地、不分「棒」地反對西化、分化、自由化，即使對他的老上級趙紫陽，只因趙身上尚存的那份人性，就要使他受到終生軟禁。也只有在他死後，他女兒才得以說：「他終於自由了！」並且，第四代還要以「犯有嚴重錯誤」的定性讓趙帶進棺材里。用歷史眼光看，將把趙紫陽「犯有嚴重錯誤」作為一份殊榮載入史冊。另外，前時逝世的劉賓雁是四十年代的老共產黨員，也該算是「團派人物」，死前以八十高齡，身患絕症之軀，撫摸著胡錦濤的頭頂，向他請求落葉歸根，竟遭他裝聾作啞，冷酷拒絕！
至於右派的第三棒的接棒人，已初試鋒芒，勢不可擋，喜看如雨後春筍，萌發勃勃生機。第三棒的鬥爭內容，將較多地重複第一棒，這是由於，共產黨的第四代要更多地向第一代返祖，他從金正日身上發現了第一代的基因，所以號召要向金正日學「正宗」，學「提純」！許多人認不清第四代的真面目，說什麼「胡溫新政」、「胡錦濤新思維」，寄予幻想。須知，新乃是與舊相比，與舊不同之處；豈不知胡錦濤的所謂「新」，與「舊」不同處之處，正在於比「舊」還要舊。說怪，也不怪，胡錦濤先天不足：他在接觸共產黨之前，沒趕上蒙受西方自由主義和國內三民主義之熏陶；後天失調：他又未能如王丹、胡平等曾下工夫攻讀西方人文學說和重溫一九五七年右派言論那樣，補上這一課，相反，他全盤接受的是非常濃重的極左毒素，滿肚子狼奶。他的經歷和學歷，決定了他視野的封閉性，除了目不轉睛盯著毛澤東思想，對這個東西情有獨鍾外，對其他是鮮知而又不樂知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慧眼」識「英雄」，發出高論：「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好輕鬆的 「暫時困難」！中國為此餓死二十分之一，朝鮮卻餓死八分之一！——紫丹）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這就是他對你希望他搞「新政」的回答。難道世界上還有比胡錦濤「要學習」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榜樣——金正日的「政」，更「舊」的「政」，更反動、更腐朽、更流氓的「政」嗎？正如本篇起始所指出的，毛澤東曾撒下許多美麗的政治謊言，雖然純粹是偽善，但他們那一代人，畢竟還知道什麼是「真善」，才能造出「偽善」。而這些「真善」，胡錦濤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所以他才只認金正日！
中國的情況，直至今日，只用將王丹的話：「三十年過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舊徘徊不前，而人民卻為此而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價。從書中寫下的一九五七年的歷史，聯想到我們親身經厲的一九八九年的現實，看到歷史已進入二十世紀，而我們仍然要為追求和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而付出代價。我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感到悲哀。」中的「三十年」乘以二，「二十世紀」加上一即可。胡錦濤在刻舟求劍，舊地重遊，原地踏腳踏！對這人的惡行，只需採取艾未未的嬉笑怒罵式。至此，一首打油湧上心頭：
「章」家有女傳「反動」；（注：指《往事並不如煙》等）
不「混蛋」怎是「儲」血統？（注：指儲望華等與其父劃清界限）
方興未艾艾未未，
不負父輩名艾青。
現在立志和獻身於民主事業的人們要學王丹從右派言論中汲取精神營養，接過這個民運的傳家寶。這可是不可或缺的一課啊！王丹誓言要把反右運動的全貌寫出來。我認為，這是一個有為青年的雄心壯志，它體現了孫中山先生說的「要立志做大事……」
「六四」之後，全國通緝王丹，媒體作踐王丹，我不知王丹是個什麼樣的學生，後來有一次問及北大丁校長。原話已記不住了，大意是，他要像媒體上說得那樣，北大學生會跟隨他嗎？他會有號召力嗎? 我聽了之後，甚感欣慰。於今又甚為感慨，當年在學界「臭名昭著」的王丹，現在在國內已是無聲無嗅；據章怡和說，現在民盟中央機關的人竟然有不知道章伯鈞是誰的；實在堪憂。共產黨在縱橫兩面封鎖信息，做得真叫絕。所以，為了不使青史入灰，不使每一代的鬥爭都從零做起，為「記憶」而鬥爭！這是和共產黨作鬥爭並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方面和重要保證。
不說全國，也不說北京，單說北大就有許許多多的優秀大學生，為什麼偏偏湧現出王丹作為學運的領袖呢？除了別的原因，如上所述，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樣，王丹便找到了學運，學運也找到了王丹。如果都能掌握右派對共產黨的認識，特別是掌握右派精神，那麼，民主運動定將展現新的局面。「九零后」著名北大生孫宇晨，「他說，他心目中還有一個精神領袖，是在他出生前一年已成名的北大師兄——王丹。」（張潔平：《網路下的蛋中國九十後先鋒改變中國》，《亞洲周刊》二十五卷二十六期）
什麼是右派精神？就是林昭精神，就是認識的真切，信仰的執著，靈魂的美好聖潔和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捨生而取義者也。她是和秋瑾一樣，與日月同輝，是我們的民族女英雄，是我民族精神的當代最高典範！我在書里會對她的精神大加發揚的。我將把林昭與毛澤東作為中國人的兩個極端，說明中國人最好能夠好到什麼樣，最壞能夠壞到啥程度？我這部書《還原一九五七》，可以說是一篇《中國右派宣言》。我決不會去理睬什麼「主旋律」，也不會讓鄧小平對右派的定性捆住手腳，相反地我讓鄧小平的鬼話早點兒去見鬼！因為要是讓鄧為反右派定性，那就等於把秦香蓮的案子交陳世美處理,更正確地說，是把一件殺人的案子交給犯案的劊子手處理！相反，我要讓反右劊子手鄧小平同首犯毛澤東一起，坐在歷史法庭的被告席，接受嚴厲的審判。
我認為，右派的大鳴大放是世界共運史上空前絕後的壯舉。右派指著執政黨中共的鼻子進行批判，對中共執政以來各次運動所犯血腥罪行，和現行政策的各個方面，一一給予徹底揭露、控訴和清算；內容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外交、社會、人口、文學、藝術、科學、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體育、宗教、醫療、衛生、學術、思想，總之是有關世界、國家、民族、政黨、自然、人文、工農商學兵的諸多方面的理論與實踐，應有盡有，無所不包；組織上，包括從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直到最基層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每個黨員，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可以說是一網打盡，無一由特權造成的為非作歹的惡行，能逃過人民的批判。而這個 「廣度」又是具有「高度」和「深度』的。這在世界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把一切的批判，一切的罪惡之源，歸結為「黨天下」。這是鳴放中的一件歷史偉績。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反對黨天下」仍是擺在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項嚴重的歷史使命！我所說的「接棒」，就是接的這個棒，一棒一棒地把「黨天下」送進歷史博物館。
就像王丹做的那樣，你也去「仔細閱讀」一下當時的右派言論，大概你也會為它的深度所折服。它不僅就著血淋淋的現象，進行道德譴責，也不是只指出問題，揭出弊端，而且是與世界民主潮流相接軌，條分縷析，闡明原理,按著政治學評政治，按著經濟學評經濟，按著法學評法制，按著教育學評教育，按著社會學評社會……可以說，他們代表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水平，指出了糾正錯誤，擺正航向，擺脫災難的正確道路。怎奈他們面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倒行逆施，充其量也只是發發憤慨而已矣！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他們是遇見了兵匪，而這個兵匪的名字，又同於趙樹理小說《三里彎》人物中的一個外號，叫做「常有理」。這樣一來，謬論戰勝了真理，野蠻戰勝了文明，老粗（愚昧）戰勝了老細（科學），專制戰勝了民主…… 逐致史無前例的浩劫降臨中華大地。
王炳章提出的「重建中華民國」就使「反對黨天下」目標明確，由破壞達到重建；同樣，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就使認識更進一步深化，深化了對歷史真相的認識，指明了重建的政治綱領；而實踐更為理論開創了道路，這就是國內的先知先覺們已經起而行動，在大陸重建中國國民黨！從邏輯上講，共產黨對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是否定了共和，復辟了專制；重建中華民國對共產黨也是否定，否定了專制，光復了共和。有人可能從「量」上指出中華民國一百條缺點，但從「質」上講，不過是在「已被定性為民主這個質」上談論程度（即「多」與「少」）的問題；而共產極權制度，如果它的辯護士能夠編造出一百條優越性，也不能睜著眼睛把「民主」的「無」（大家，包括辯護士在內，都身受過這個「無」的滋味）說成「有」。讓我們的認識和實踐相輔相成，昂首並進，在重建共和，重建孫、蔣精神的中國國民黨，重建大中華民國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得寸進尺吧！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