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右派言論是呼喊人權的最強音
現在已經是什麼時代了？二十一世紀了。可是中國仍在實行著最落後、最腐敗、人權紀錄非常糟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要想改變這個制度，改良主義的辦法是從變革共產黨的性質著手，讓黨內民主派佔上風；要變革共產黨，就要對共產黨有個透徹的了解；要了解共產黨，絕對首要的是先認透毛澤東。毛澤東是什麼？毛澤東是個極權政治的符號，其形式就是「暴民運動」（他說是群眾路線）。「暴民運動」就是毛澤東本質的展開式。你只要認透各個運動的性質，就認透了毛澤東。所以，認識「運動」和認識毛澤東是一個循環往複的過程，是一個彼此推動、相互深化的過程。例如，通過毛大殺AB 團，認識到他「以殺人為兒戲」的陰險毒辣、兇殘的本性；在許良英（另大有人在）未認識到毛此一本性之前，對毛髮動反右，「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人民日報》七。二十九）
反右運動，所以會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是因為它涉及的內容兼具了延安整風的深邃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廣泛性。延安整風雖具思想鬥爭的深刻性，但是是在小範圍內進行的，遠未波及到全社會上；文化大革命雖席捲整個社會，但正如群眾所說，是廁所里的蒼蠅亂鬨哄。如此說來，只有「反右」在共產黨發動的所有運動中，才是最兼具闡揚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廣泛性。這次運動是民主自由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一戰，也是共產極權的政治本質一次頗具深度的充分展示。內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問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藝術、文化、教育、體育運動、衛生、國家、民族、社會、人口……從宏觀到微觀巨細不漏；地域波及東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區）、少（少數民族區）、邊（邊界區）、山（山區）、窮（窮鄉僻壤）；部門橫跨黨政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而且右派們所提問題，其尖銳性、其科學性、其超前性，至今看來，在大陸上，仍是無有出乎其右者——政見是當時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鳴放出來的；如何辦教育呢？則是教育家和教育學家發表的高見；法學家談法治，經濟學家談經濟，文學家和藝術家談文藝，社會學家談社會；新聞出版界、醫藥衛生界、學術界都是名報人、名醫藥專家、名流學者們懇切陳詞。
在中國，儲安平、羅隆基最先指出「黨主」、「黨天下」；章伯鈞第一個看出毛是歷史上最大的流氓：徐璋本頭一個如此深刻地批判馬列主義；林昭第一個把共產黨政權定性為「極權」，「奴隸社會」，林希翎定性社會主義為封建主義；劉士弟、馮元春等右派發出為胡風翻案的最強音；譚天榮、劉地生首先提出「人權」；蕭子超先生提出按廣東的條件，給特殊政策就可加快發展的思路是開「經濟特區的先河」；以及吳景超先生那時就提出「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適當引進外資外技。」是何等地超我們的總設計師之前啊！錢偉長首倡教育的主體性；劉賓雁、秦兆陽、流沙河、王蒙等首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堅冰，從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反映陰暗面、干預生活；右派份子楊兆龍提出要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建言，是振興中華民族的必由之路，是關係中國之命運的最佳選擇。它反映了中國法學家的學術良知，代表了當代中國法學界的最高水平（陸錦碧《讀〈滬上法治夢〉隨想》）……這當然不是說右派的高度是不可超越的，但是必須說，研究反右派這一課是不可逾越的。逾越了，對於研究中國問題，對於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包括民主憲政事業），便相似於小學生跳過加減法學乘除法。現在中國當局正在重金聘用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就是在教沒有學過加減法的小學生學乘除法呢！
從時間上，包括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到處理「小匈牙利事件」的數聲槍響，歷次運動的是是非非，而且，不僅針砭時弊，找到病源，同時還提出療救的設想。因而可以說，研究這個運動，就為了解中共，了解毛澤東，了解其他運動找到了一把鑰匙。例如，對於所謂「史無前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你如果是不了解反右運動，那麼，你就只能看個「熱鬧」，你就不能看出「史無前例」 不自當日始：反右派運動對一百多萬知識分子下毒手，其數量、其殘酷、其反人類文明，不也是在世界史上「史無前例」嗎？同時你也看不出其中的「穴道」； 更無從對共產黨的種種罪惡都一言以蔽之：全做到了「史無前例」，而達到這樣一種全面性的認識，以及其所以如此的本質性的認識。右派言論（不限於我的列舉）反映出對中共，對毛的認識與揭露的全面性、深刻性，不僅為中共歷次運動所無法企及，而且也為世界共運史中所絕無僅有。
從毛澤東主觀來說，自稱「陽謀」；就事態發展的客觀進程來說，則是將計就計，一代精英（包括大學生，也都屬才華橫溢的高材生），得以乘機傾巢而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見解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無怪乎深入人心、香火不斷。法學家郭道暉先生說：「在我主編那本《中國當代法學爭鳴實錄》時，讀到當年的受難者與知情人一篇篇用血和淚寫出的文字，不能不為之唏噓嘆息！一位資深的憲法學家吳家麟教授在寄來思憶文稿時，還附上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日報》發表他的所謂『右派』言論全文的複印件。我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若不是上面印有該報當年出版日期，完全可以誤認為是四十年後的今天寫的。字字璣珠，可圈可點，在現今已是法律常識，但早說了四十年卻是反動言論！歷史的『誤會』竟致如此！難怪有的年輕人讀了當年由法律出版社作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學界右派言論集》，覺得要是當年共產黨認真聽取了這些『右派』言論，我們早已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了。」（《「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後生晚輩們諸如《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說：「我發現，和文革中出現的各種所謂異端思潮相比，五七年的右派言論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豐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純正得多（這並不是說文革一代人的素質比右派低下。這隻是因為文革一代的成長環境更惡劣）。我從五七年右派言論中所獲得的啟示，要遠遠超過從文革中異端思潮所獲得的。」（胡平：《反右運動與言論自由》，反右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反右研究文集》，頁一零七）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說：「可以說，不了解『反右運動』，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質和中國的當代史……今天的民主運動，從『四五』到『思想啟蒙』，從『八六學運』到『八九民運』，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其實都沒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王丹：《重新認識「五七一代」人》，BBC 中文網）
著名記者高瑜說：「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企圖將二十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培養出來的精英人物一網打盡，主要要消滅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的功能。而八九一代，作為五七一代的兒子，又經歷了六四一場大屠殺，專制暴君打算『殺他二十萬，換得二十年的穩定』。現在二十年就要到來，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憲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斷成長，而且信心百倍。」（高瑜∶《從反右到六四—— 八九是五七的兒子》）
吳國光教授研究反右問題的結論是：「可以說，從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當代中國研究》二零零七年第三期）
所以，研究「反右」問題，就成為研究中國的當代史和展望中國未來所必修的一課了。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把歷史和現實聯繫了起來，從她這裏我們就可以領略到，追憶和研究反右派運動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她就著她的右派同學林昭說：林昭的「冤」不僅僅屬於她個人，而屬於一切不甘為奴的人們；她所控訴的是殘酷地絞殺人性的現代奴隸制。林昭是我的同代人，又是我的同鄉人。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那個改朝換代的日子里，我們先後從同一所學校里走出。我們都曾歡呼過新政權的建立，我們都曾對未來充滿著很多很多幻想。在以後的年月里，殘酷的現實粉粹了林昭的幻想，她從短暫的狂熱中覺醒了。而我，卻繼續渾渾噩噩地做著用美麗謊言編織起來的「天國夢」，而且一夢就是三十年。
林昭是她那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也是共產中國最早的殉道者。林昭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屬於異端。他們殺害了林昭的肉體，還要封殺她的思想。
迫害林昭，以至整個的反右運動，共產黨所用手法、步驟、過程、邏輯及其思想內容，在在顯示出他已把看家的本領，吃奶的氣力，理虧耍賴的撒潑，蠻橫耍霸的狠毒，糟踏天理、國法、人情，破壞遊戲規則……無所不用其極。在這裏，展示出毛澤東是一切歷史糟粕之集大成者。從此，有人是懾于無情鬥爭、殘酷打擊，有人奉逢拍馬、邀功請賞，都學會了昧著良心說假話。如果說反右之前，毛指鹿為馬還有很多人不以為然，甚至有人拍案而起敢於大聲疾呼 ：「不是！」而在反右之後，毛指王八蛋為馬也無人敢說半個「不」字，甚至動物學家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論證：馬有無角之馬，也有有角之馬，其角之長堪與鹿比者，往往令人誤以為鹿也。他可以用他的專業知識作證：此非鹿也，實乃馬也。這就是接踵而來的大躍進運動，為什麼會鬧出違反常識的畝產萬斤、土法鍊鋼的大笑話？你有什麼辦法？人家世界級大科學家錢學森以科學的數據確證可以畝產幾萬斤嘛！大躍進中，大幹促大變，日夜連軸轉，寧掉十斤肉，也不落人後。誰要喊累叫苦就要掃他的暮氣。所謂「掃暮氣」，就是「辯論」他，就是「拔白旗」。如果你還不懂，你就拋開詞句去看現場，你會看到毛主席「群眾路線」的生動畫面：一個人站在中間，周圍的人對他推搡，擤鼻涕、吐唾沫，拳打腳踢，然後讓他頭頂一塊重石，跪在那裡認罪反省。這時我正在勞教，一個勞教人員告訴我，他縣的縣長體恤民力，被公安局長批為「白旗」，縣長被拳打腳踢而致傷殘。可氣憤的是，報紙上醫學家為大躍進寫的鼓氣文章，說人身上都有備用器官，比如說腎，人有兩個，但一個就夠了，即便用壞一個，人照活不誤。所以說人體蘊藏有巨量的「大躍進潛力」!
剛才，我說過，「無人敢說半個不字」。彭德懷不是說「不」了嗎？可彭是在「基本肯定」的大前提下說「不」的，所以就不夠半個「不」字。就這，都不見容於毛，可見毛霸氣到何種程度！問題是，所有人，甚至柯慶施之流也知道彭是正確的，更別說劉少奇，周恩來……了，為什麼竟能作出決議定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呢？這隻能說明共產黨是一個昧良心集團。昧良心使得在中國假戰勝真，錯戰勝對，野蠻戰勝文明, 瘋狂戰勝良知……而且暢行無阻，無往而不順利。至於在文革中，彭的遭遇，老幹部的遭遇，地富反壞右、一切牛鬼蛇神的遭遇，都是慘不忍睹，有的場景不亞於「南京大屠殺」。在打砸搶抓抄下過日子，真的連亡國奴都不如。人怎麼能變成如此殘無人道？這就要聯繫到毛髮動的歷次運動，哪一次是人道的呢？特別是反右運動，《反擊右派不能溫情主義》，你作社論我轉載，全國反對溫情主義，黨內、黨外一視同仁。大詩人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詩《反溫情》：「右派猖狂蠢動時，溫情哪許一絲絲！已將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毒草必須成糞壤，爭鳴方好詠新詩。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把右派比作二十年前入侵中國的日本鬼子，當然都是死有餘辜。呼籲肅清溫情主義，在全國惡浪翻滾。
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載，史良在民盟全國整風工作會議上作報告，說：「現在基層還有不少右派分子沒有被揪出來。有些人說，別的地方有右派，我們單位中間不會有右派，用不著進行鬥爭。這種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擊右派的面太廣，時間拖得太久，主張草率收兵。」她大聲疾呼：「必須認識，對右派分子姑惜寬容，對鬥爭採取旁觀或保留態度，就是右傾思想的表現。我們必須克服右傾思想，克服一切溫情主義，積極勇敢地投到戰鬥中去。」由於組成為反右運動一部分的反溫情主義，掃除了人們的溫情，郭沫若的兩個兒子在文革中遭慘害而慘死；人們，不管對誰下毒手都變得毫無心理障礙。郭沫若本人，一天到晚嚇得屁滾尿流，大概這個時候，他才能體會到，如果一個社會，「溫情哪許一絲絲！」該是多麼恐怖！只要對反右派的問題弄通，觸類旁通，一通百通，鄧小平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江澤民、胡錦濤的鎮壓異議人士，迫害法輪功，從目的的卑鄙性到手段的卑鄙性便成為一目了然的了。
北大教授錢理群著文《不容抹殺的思想遺產》，稱：
如果說「五四」新文化勝利了，從而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以至整個民族現代化的歷史新紀元；那麼，一九五七年的這一次悲壯的努力，卻是以所有參加者的「一網打盡」而宣告失敗（這是為什麼？想，大家想！我們不難看出其中主要差別是，一個發生在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時期，一個發生在毛澤東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或者說，一個在解放前，一個在解放后。這裏就凸現出「解放」的反動性與殘忍性。無怪香港人民拒絕解放，一定要「祖國」跟他定條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即，保證五十年不「解放」，他才回歸祖國；也難怪台灣人民寧肯選擇他決非情願的「台獨」陳水扁當總統了。但是，我要說給台灣同胞：「獨」善其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絕對唯一正確的道路是：兩岸攜起手來，推翻共產主義專制制度，重建三民主義民主制度，先民主，后統一。古人說過：「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紫丹），但他們的思想與精神卻事實上在八十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中得到延伸，儘管後者未必自覺意識與承認這一點。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當年提的問題與任務（主要是反「黨天下」——紫丹），仍然是今天的改革者需要繼續解決與完成的，他們當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著新鮮的生命活力，他們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過程中可能有的不足與失誤，對於後來者，都是極其寶貴的啟示，遺忘、不承認、漠視、拒絕這份浸透著鮮血的思想遺產，不僅愚蠢，而且有罪——其實，那些《廣場》的犧牲者在光榮地倒下的那一刻就曾預言過「明天將屬於我們」的（譚天榮: 《給沈澤宜》），他們毫不懷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樣，將明顯地留在我們弟弟妹妹腦海里，永遠鼓舞著後來的年輕人。」（譚天榮《救救心靈》——現在更應該「救救心靈」了——紫丹）他們直接呼喚：「歷史學家們，重視這樣偉大深刻的社會思想變革吧！」（姚仁傑《黨啊！我們批評你，是真正的愛你！信任你！》）坦白地說，讀著這些帶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難言。因為我們真的長時間地（甚至直到今天）把這些先驅者，犧牲者遺忘了！我們的歷史學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職、失責了！一九五七年這段歷史的書寫，如此地蒼白、稀薄，如此地充滿迷誤，致使「後來的年輕人」（這正是先驅者所寄予希望的）無從了解也無法理解，這是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過來人、學者的恥辱啊！欠帳總是要償還的，為正在進行的「中國人與社會的改造」提供思想資源。——現在「是時候了」！（牛漢、鄧九平主編:《思憶論叢——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
的確，現在「是時候了！」我即刻想到的，是一九五七年青年右派、學生領袖人物譚天榮提出的：「救救心靈！」 共產黨、毛澤東倒行逆施，勞民傷財，惡性破壞生存環境，大量浪費物質資源，土躍進、洋躍進再加上毛為爭當世界霸主而支援亞非拉拋金如土，讓國人勒緊褲腰以至餓死，對於這種罄竹難書的罪惡，我們假定（只能假定）能「饒！」對於共產黨毛澤東通過土改、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風、肅反，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反右傾、狂舉三面紅旗、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受迫害的數以億計，害死的數以千萬計。我們仍假定（假定就不是真的）能「饒！」但對於共產黨、毛澤東把人心糟蹋得卑鄙無恥，虛偽狡詐，冷酷殘忍，同類相食，另一方面，只要能苟全性命，就可以昧著良心出賣父母親友；士可殺又可辱，人人拼比著自辱；有奶就是娘，見奶不認娘，為了奶抓住鼻子不顧腮；毛指著「鹿」，全國齊聲喊叫：「馬！」鄧理論又導致世風日下，笑貧不笑娼，官是貪官、吏是污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總之是要全國人人無恥、人人昧良心、人人變小人，才能讓共產黨的「千秋大業」、穩定壓倒一切！而讓我民族以最惡劣的民族出現於世界之上，這才是應當千刀萬刮、罪不容誅的！而這話是在「殺人都可饒恕」的假定下，發出的傷心帶血的無奈。
「是時候了！」我們要從說出現實各個方面和歷次運動的罪惡真相做起，還原歷史；從「救救心靈」做起，喚起民眾。這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災難的實際步驟。我是林昭、譚天榮、沈宜澤的同齡人、同命人，被共產黨投進勞動教養和農村監督勞動共二十二年，在我一息尚存，定要決絕地實行錢理群教授倡導的——「我們應該有勇氣正視歷史的血腥氣，有膽識衝破權勢與習慣製造的種種障礙，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認真整理、研究先驅者的思想遺產，總結歷史經驗，建立起『一九五七年學』，作為現在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工程添磚加瓦，直到最後一口氣，便是我死能瞑目的此生所求：上對得起林昭、馮元春、儲安平們，中對得起我們這一代活人，下對得起後人。否則，我將死不瞑目。我活了這把年紀，深知「天下無易事」。更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憑費工夫」。所以我自然會知道，建立「一九五七年學」決不會一蹴而就，只有寄希望于「眾人拾柴火焰高」、「眾志成城」：有經歷的獻經歷，有資料的獻資料，有史識的獻史識，有使命感的獻一份心和力……總之是不要使青史入灰，更不要讓御用學者喝著右派的血滋養出紅潑潑的笑容以諂媚當今！
五十年後的今天來重新評價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思想，許多學者認爲當時的許多觀點堪稱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頂峰。宋永毅認爲，「關于中國政治改革五十年後的藍圖，在一九五七年的時候都系統的細緻的描繪過了，一九五七年的思想高度甚至也高過八九民運。」經常有人把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與反右運動相比較。錢理群教授說：「反右和六四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一九五七年學生提的口號，是民主，法制和反特權，而這三大口號，實際上六四運動也就是這三大口號。」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被鄧小平稱爲「資産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郭羅基認爲，由於曆史的斷代，六四民運並沒有承接五七思想。「譚天榮一九五七年提出民主人權萬歲（其實，通讀右派言論即可發現，其核心觀點是反對「黨天下」，其核心價值在於「爭人權」――紫丹）超越了五四，但是並沒有爲六四所繼承；五四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民主不能實現，我認爲就是把民主和愛國連在一起。愛國可以是不民主的，民主的根源是人權，爲什麽要民主？歸根結底是要追求人權。所以在譚天榮之後三十多年，八九民運還是提愛國民主運動，所以六四和五七是斷代了。」
曆史斷代導致的結果，是後來的民主追求者從零開始的摸索。陳奎德說：
五十年前，這批人被打下以後他們發不出任何聲音，中國有一段非常悲哀的歷史斷代的這麼一個過程。所以使得後來人必須從零開始，從頭摸索，慢慢發現現代的國民社會是如何遵循哪些法則的，包括八九年學生的抗爭，幾乎是從零開始；摸索出來的結論，有些甚至還沒有達到一九五七年的深度。所以說這個情況是中國社會的悲哀。我想一九五七年是作為中國現代的思想的精神源泉，會對中國將來的社會變革起到重大的激勵的作用。（BBC 反右五十周年特別節目第七集：《反右對當代中國民主法制的影響以及一九五七思想評價》）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