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30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在文藝界，聲望顯赫的右派要數丁玲和馮雪峰。很多回憶反右的文章，都把這歸結為是由於周揚與他們的宗派鬥爭，並且揭示出許多寶貴的第一手材料，說明這是確鑿可信的。但是，許多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藝界的許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每隔兩三天便有轟動效應。當時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周揚。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是怨氣聲聲、怒氣沖沖。「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老幹部中，陸定一和周揚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為平反冤、假、錯案也出力甚多，但當年的「右派分子」對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為仍不能原諒。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後來變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右派」，前者對後者依然耿耿於懷。
周揚是代人受過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于眾，以存史實。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七十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髮言，卻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標」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裡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江青時，果然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我相信周揚的為人，但所說的這件事沒有證據。我私下對周揚說：「這叫死無對證。」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會懷疑他推卸責任。
他說：「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藝報》。」
我有印象，說：「好像專門登了幾位作家在延安時代寫的作品。」
「那就是為了翻老賬。你再仔細看看《編者按語》，是不是主席的話？」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藝報》第二期找了出來，《編者按語》的題目叫做《再批判》。確實，那口氣非毛莫屬，印證了周揚所說的情節。
後來我又從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內部發行）第七冊找到了這個《編者按語》，那就是鐵證了。註解中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報》準備在第二期出一個特輯。《文藝報》擬的按語，毛澤東不甚滿意，改寫和加寫了許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文字）：
【再批判甚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在一九四一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藝刊物《穀雨》上的，次年改題為《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
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里也有過自首行為。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場鬥爭，當時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里，重新提起了他們十五年前發表出來的這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重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陶淵明的《移居》詩，從此就有了新的含義。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賞」，經批判家們「疑義相與析」，必定是「毒草」，對作者則發出「打倒」的信號。故流行的成語詞典都要特別註明：「現常用於貶義」。隱逸世外的陶淵明，決沒有想到他的詩句會成為毛澤東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請繼續看《編者按語》：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文章對於我們有些甚麼教育作用，毒草何以變成肥料，我們發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馬鐵丁、嚴文井、馮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個批判對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當然，這個批判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文藝界利用這個材料，在各地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給讀者以更多的幫助。
馬鐵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別人的人，後來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丁玲、陳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再批判」之後又加上「右派分子」帽子。（《動向》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號）
上面就是我說的「其二」，下面我再來把「其一」說一下：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一言而盡。周揚作為丁玲的頂頭上司對她進行宗派鬥爭，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把她和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
複雜起來，又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他把馮雪峰也拉進「丁陳反黨集團」來，把時間追述到三十年代。詳情可參看參与處理此事的當事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的回憶錄《我參与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炎黃春秋》一九九三年三月號）和《不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以及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機關黨總支書記黎辛的回憶錄《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從他們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內部勾心鬥角的鬥爭是多麼殘酷無情！是多麼喪良昧心！是多麼漆黑一團！什麼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璉是怎麼說的？——「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顛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為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他就不可能處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揚具體主持處理 「丁陳」案件是如此；毛澤東總體主持處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剛到延安的丁玲誇成一朵花的是毛澤東，有詩《臨江仙》為證: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今日又把丁玲親手打成右派的，還是這個毛澤東。
要說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后，她還聲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對毛的獻媚，而且自作多情地慶幸毛沒對她落井下石，其實毛對她是「推落井再下石」。不過，《三八節有感》倒可以說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後閃現。
同樣，馮雪峰也是周揚搞宗派主義的受害者，不過，變受害者為「害人者」，這種顛倒是非乃是共產黨內政治運作的常規。共產黨總是把事情搞得與事實適得其反；請看，宗派主義受害者馮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檢討：「我對於周揚同志等，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已經形成宗派主義的成見。一九三三年底我離開了上海，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上海時聽了胡風、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義的看法。因此，我沒有事先同周揚同志等商量，而倒是聽了胡風的意見，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這首先是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是撇開了黨的做法，是我的反黨行為。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九月之間，我的宗派主義、狂妄自大、我個人就是黨的那種最惡劣的態度和作風，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我竟至於懷疑周揚同志等，要調開周揚同志和停止黨團活動，都沒有成功，我就從外面對周揚同志等加以打擊，也就是對上海黨組織加以打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呂克玉筆名寫的那篇文章。這是我給同志以宗派主義的打擊和違背黨組織原則的反黨行為登峰造極的表現。」（九月四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的檢討》他這個老布爾什維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誣衊自己，而讓周恩來、張聞天等當時作此決策的領導人出面作證，自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卻舍此途而取給自己身上潑污水的「下策」，足見他已看穿了黨和領導人，以及黨的任何「組織原則」，而對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說假話，而是整個顛倒了「是」和 「非」。 這樣做只是為了苟且偷生。如果誰責備他這樣做法「可羞恥」，還不如說，一個參加過共產黨打腫臉充胖子的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高級知識分子的下場實在是「可悲可嘆」。至於「兩個口號」之爭，一方是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另一方是周揚、夏衍等提出的「國防文學」，這已廣為人知，無需我再來贅述。
正如所有「運動」，都是一場競賽。共產黨的所有運動，上前就是比賽「誰在昧良心上表現得更無恥」？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沫若在會上批判道：「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藝戰線，鬧出兩個文藝口號之爭，完全是馮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發了，而他卻把責任全推到魯迅身上去了。」（《人民日報》九月二十八日）魯迅之妻（準確說是妾）猛地站起，對馮雪峰怒氣沖沖地說：「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對這樣一個當年深受魯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學家，她竟能潑婦罵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穢語大張撻伐，實在是令人無法設想！無奈，她這是一貫的，她曾前此也利欲熏心地對遭受文字獄大禍的胡風，也是昧於事實，落井下石：「魯迅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限，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只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文藝報》一九五六年二月號）如果她作為愛徒和愛妾，真的就是魯迅的傳人，也就是說，魯迅跟她是一路貨，那麼，我們對人們廣為存在的下述疑問：「先生若在世，當在反右運動中作何表現？」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對丁玲的批判中，瑪拉沁夫在出賣靈魂方面，決不在許廣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對丁玲的栽贓陷害中之一，是說她曾提倡過「一本書主義」：「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實並非如此，她是這樣對青年作家說的：「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什麼作家呢？」前後兩種說法，意思迥然相反。瑪拉沁夫是清楚明白這一點的，但他卻要以她的學生的身份，來作「公雞能下蛋」的「親眼見」的見證人。他在《文藝報》第二十二期發表《清除靈魂里的垃圾》，賣師求榮道：「據說，前年批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時，她不服氣，申辯自己沒說過『一本書主義』這五個字，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說過這五個字，而在於丁玲是否有這種思想。記得丁玲在一九五四年左右，突然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來作品來，寫出好作品來。初聽起來，或從字面上看來，這句話本來沒有什麼錯誤，但是一次、再次老是聽她講這句話時，就使人感覺到這句話還摻雜著旁的一些情緒。（我也是老師出身，要是碰上你這號惡意地從雞蛋裡挑骨頭的學生，老師還怎樣開口？還怎樣打發日子？——紫丹）……她給我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她發表作品以前，請也頻參加什麼聚會時，請柬上總是寫『也頻先生及其夫人』，她說，一看見這幾個字就生氣，她說不當別人的附屬物，因而拒絕出席。後來當她發表了作品，轟動了文壇，出了名時，那些過去瞧不起她的人，都開始向她巴結了，新聞記者們也蜂擁而來，要求拜見，可她以拒絕會見來給以報復。有一天，忽聽有人扣她家門，她開門一看，原來又是那些記者，於是她只說一句『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接見你們』，便『啪』的把門一關，把他們頂了回去。在舊社會，拒絕那些庸俗無聊的新聞記者的訪問，並不是什麼值得指責的事。在這裏我引了她這段話，是說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丁玲對前去拜訪她的青年作者們，津津有味地大談這些話，不能說是『不過隨便談談而已』。這話里顯然包含著這樣意思：當你一旦寫出好作品來，身價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將這話再與最近報刊上揭發的丁玲所說的『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對許廣平先生所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 都算得什麼呢? 寫東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論聯繫起來, 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話』了。」
從這裏可以體察到極權社會的師生關係是多麼令人毛骨竦然！同時也透露出，許廣平也沒放過在丁玲身上爭取立功的大好機會。人呀人！「壞」的甜頭，勾引人在「施壞」中互相撕殺、你死我活。這對男女，一個在施壞中爬到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另一個更高：全國人大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都當上了。經我加上這一結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靈魂里的垃圾》。
但是，你壞他壞，千壞萬壞，任誰也比不過總的壞根毛澤東更壞。他以一貫的潑皮無賴、蠻橫惡霸、鐵石心腸、窮凶極惡的刀筆，宣判了馮雪峰的死刑。馮雪峰任《文藝報》主編時，據說「壓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權威作家」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借題發揮，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說：「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 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一三四）袁水拍聞風而動，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繫，跟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據《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說，這句話是毛澤東在審稿時加上去的；以下毛批馮的話，也是引自本書。三六三頁）
馮雪峰挨了批評，就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從毛澤東對這篇檢討作的一些批語可以看出他對馮的意見有多麼大了。例如，馮在檢討中說：「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這裏「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顯然是從毛澤東的原信中引來的。毛批道：「限於古典文學嗎? 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毛的原信中有這樣一句：「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馮即據以檢討說：「我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敏銳的感覺，把自己麻痹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毛批道：「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馮檢討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的檢討里說他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里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 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
經殺人毛王這樣不講情理地一「批」，馮在政治上還有活路嗎？毛真是個狠心賊，鐵石心腸。說起「鐵石心腸」，平常人就根本想象不出毛鐵石心腸得一點也不近人情。當毛岸英在朝鮮被美機炸死的時候，他對兒媳封鎖消息二年半。這期間，兒媳逢上周末或節假日，往往要到他這裏來。他和她幽默風趣地談著「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開玩笑、斗樂子，好像岸英還活在人間。為父的一絲也流露不出愛子已死的氣息，為妻的一毫也覺察不出丈夫已命歸黃泉，兩人談笑風生，摟抱撫摸，其樂也融融。尤有甚者，他們的作派曾為江青撞見，後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罵出最難聽的話，並採取防範措施，通過侍衛長，吊銷了兒媳的中南海特別出入證，使公爹與兒媳的過從，中斷一時。像毛澤東這種人，對自己的妻兒都能這樣禽獸般地無恥，鐵石般地冷酷，那就別怪他對親密戰友劉少奇、林彪那般絕情了；更別提對一般老戰友、老幹部了；當然馮雪峰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就更不在話下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資產階級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殺之罪」，只是「殺了不利」才讓他們作為賤民, 得以苟延殘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飢餒、勞累、折磨而死。當然 ，如「殺了有利」，則格殺勿論。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