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3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文徹赫恩的划右派及其整個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論點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後裔，上中學時就跟隨共產黨鬧學潮。他是這樣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覺得國民黨腐敗，人民起來反對它。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別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我最為贊成，共產黨的最高目標是解放全人類！我想我為共產黨坐過牢，是對革命有貢獻的有功之臣，共產黨一定不會虧待我的。」「我有幾次去台灣的機會都自動放棄了，堅決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後來他又參加解放軍，賣命為共產黨打天下。）誰知，這竟成了我終身遺憾的大錯。」（《苦難的歷程》頁二十九。下面的敘述，都是根據他的這本回憶錄。我在這裏附帶向台灣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大陸去的知識分子提出奉勸：要借鑒文徹赫恩的慘痛教訓。我在前面曾談到「輕信」和「投機」。如果說他的教訓是「輕信」的話，那麼像現在一些媚共之流的作為，便是十足的「投機」了。至於後果么，請記取：「前面有車，後面有轍」。）文徹赫恩的遭遇是這樣的：

首先，在反胡風運動中，他被無中生有地栽贓個小集團「一零五樂團」。

「某天中午吃飯時，廣播開始，首先播放東方紅歌曲，然後，廣播人——我班同學曹宇文說：『請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飯廳，聽完廣播再走。』接下來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級）文徹赫恩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一夥在學校散布反動言論，煽風點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行累累……』最後一句話：『文徹赫恩是皇帝子孫，快快坦白！』……每個人都盯著我看。」（頁三十七）

「軟硬兼施，逼、供、信、誘供，什麼手法都用盡了」。斗他「小集團」，他始終沒有承認，但後來划他右派時仍算一條；斗他的「反動言論」，後來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論:

第一個問題：攻擊蘇聯和蘇聯紅軍的問題。我的原話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蘇聯紅軍趁機侵入東北，拉東北的機器、物質和糧食。比如鞍山鋼鐵公司，本來有九個高爐，被蘇聯拉走七個。蘇聯紅軍不但搶老百姓的財物和酒，並且強姦中國婦女。當時東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頭，白天不能出門，怕碰上紅軍，甚至有的蘇聯紅軍女兵還強姦中國男子。」我承認講過，但不是造謠誣衊，是事實，不信可以問問東北的父老鄉親。而且文人郭沫若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南下工作團一次為我們作報告時也解釋過這個問題，地點在北京朝陽大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出的，說：「領導叫我們一面倒，倒向蘇聯，那為什麼蘇聯紅軍強姦中國婦女。拉我們工廠的機器和物質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蘇聯紅軍乾的，是被紅軍俘虜的白匪兵乾的。機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機器有毛病壞了，是蘇聯老大哥拉回去幫我們修理的。」而事實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如果不這樣回答，他就知道什麼叫做「羞恥」了。

第二個問題：關於一邊倒的問題。「我對蘇聯有看法，從歷史上看，在沙皇時代，俄國人對東北三省就有野心，佔領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不走。雖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也應該提高警惕。」至於蘇聯專家援華，我也有想法: 「蘇聯專家在我院教學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沒有去世的學生, 我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高招。列普斯卡婭和古里涅夫並不比中國人高明多少, 可他們的待遇超過我們的老師幾十倍! 我認為太不公平了, 是不是我們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關於污衊黨團員和醜化黨團幹部問題……（頁四十二）

（被打成胡風分子或集團的人，很多給斗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文徹赫恩是單身一人，他也吃盡了苦頭。但於一九五七年春，總算平反了。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肅反中被誣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過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難於躲過十五。）

其次，共產黨整風，號召對黨提意見，「後來竟規定每人必須寫二十張大字報。我心裏琢磨著：共產黨覺悟了，改過了，講民主自由了。他們過去一貫強姦民意，一言堂，獨斷獨行，剝奪了群眾的言論自由和一切個人權利。這回來爭取群眾意見，看來態度倒是虛心誠懇。許多同學都叫我提意見：『你受過那麼多委屈，也該出出氣了。提！有毛主席撐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見早就提過了，而且都寫在檢查里了，我沒有新的意見。』 其實我剛被斗完沒多久，才平穩下來，哪還敢再提意見？還是少說話為妙。隨便他們怎麼動員，我就是一言不發。大字報的紙都擺在我的書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寫！」

「不久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教學大樓排練廳開反右動員大會，由黨委書記蘇坤作反右報告。會上點了許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鳴放時提意見和寫大字報的人。我心裏想，當時你們去徵求意見時，稱讚這些人是好同志，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怎麼今天一翻臉就什麼都不認帳了？共產黨說翻臉就翻臉，給這些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說他們有意向党進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沒想到最後還是把我點出來了：『別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極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雙料的反革命右派分子！」（頁五四-五五）

最後，他勞改了，詳情請看《苦難的歷程》。這裏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勞改期滿后，結婚過日子，勞改隊的管教員強姦了他妻子，「反而被他們誣陷說是夫妻倆合夥預謀拉幹部下水。」為逼他承認，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勞動量，晚上還要開會鬥爭他，作「噴氣式」，打得遍體鱗傷，打掉牙齒，打昏過去，「一共鬥了我八個月，二百四十天，一天沒拉。他們像餓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臉打得變形，遍體鱗傷，全身無處不痛。」（頁一一九）

在北大學生的鳴放中，物理系的譚天榮是被毛澤東稱為「英雄」的人物。五月二十日，他貼出題為《一株毒草》的大字報：「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的統治下面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著，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注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

這篇署名為「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夥子」的大字報，說馬克思主義從一八九五年起就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說《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說《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說三好學生是白痴 。（《人民日報》六月二十八日，七月四日）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大學每天晚上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課」、「新社會人與人的關係」、「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等等。還開了一些控訴會，有兩個在肅反中被錯斗的學生（顧文選和周鐸）的控訴，據費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上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暴露出來的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斗，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分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說，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人民日報》七月四日）

王書瑤寫的《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實際上就是抨擊「黨天下」，他說：「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甚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對這個問題，年輕的王書瑤比年邁的鄧小平看得更正確、更徹底，更早二十多年！如果共產黨不反右，你鄧小平就可以避免兩次被打倒，也不會餓死四千六百多萬中國人，也不用經歷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一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當年你口出爛言：「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你勝利了嗎？毛勝利了嗎？黨勝利了嗎？如今你又說「必要的」，還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二十年！真是俗話不俗：「虎走千里總吃肉, 狗走千里總吃屎。」）

楊路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你們是只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

正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定稿中，把民主規定為手段的。雖然他原來是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雲覆雨，乃是毛澤東的家常便飯。

王存心說：在我們國家裡選舉流於形式，人格沒有保障。「三害」到處都是。當然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為了我們社會主義更好，不少有認識的青年人投身於「五•一九」這樣的運動中。他們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不滿足於用思想改造的方式來除「三害」，主張在理論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徹底的改良。（《略談「五•一九」》）

王國鄉的一份大字報：《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把民主與法制的關係說得簡明扼要而中肯綮；在二十多年後鄧小平才也這樣說，可當年他卻是把如下言論都當成了反動的右派言論的：「 民主，不能是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個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的目的。」

學生鳴放的刊物《廣場》的發刊詞, 這樣寫道：

人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定、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裏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辯論會上發表了演說（連在本校，共講了五次）。她說，原本對斯大林看法是通過看電影、書報，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簡直是毛骨竦然，怎麼肅反能對自己的戰友濫殺五百多人呢？怎麼社會主義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必須接受教訓。對斯大林的評價，不能歸到個人崇拜，要從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產生在俄國，要按歷史條件看，蘇聯沒有典型資本主義基礎，這和中國有共同之處，在一些封建主義制度上建立社會主義。這些錯誤大部分受封建主義之害，如「三害」就是這樣。又說「三害」的根本原因 ，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如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說到胡風，她說，胡風向黨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沬若說是「反社會主義綱領」，實際上那些意見是對的，現在這些鳴放都是從胡風處抄來的，如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庸俗社會學皆是。她認為，只憑《人民日報》公布的三批材料，說胡風是反革命證據蒼白無力。她的演講，不時為師生的陣陣掌聲所打斷。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中說：「她說：『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當時我在中學教書，一位比我梢大點的王姓青年教師，告訴我人民大學斗林希翎的會場情況：「林希翎提出要跟他們辯論，他們哪裡是她的對手？不光是知識、才華、口才不是對手，她指出的違法亂紀、『三害』事件都是經過調查的，無可置疑的事實。下面一再往上遞條子：『林希翎：支持你！』他們辯論無詞，場面尷尬，光憑嗓門高，亂起鬨：『打倒林希翎！』 」王老師眉飛色舞，我認為他有正義感，不料，到反右時他上前就揭發我說過：「劉書記是菜包。」我校劉書記的確是個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當時卻接著說的更凶：「什麼菜包？是熊包！」他說給我的所謂「右派言論」多了。當他一直揭發我，氣得我不行時，我冷靜地想：「你要虧心你虧心，我不來這一套。共產黨要的正是知識分子都來這一套，他好漁翁得利。」所以我對他是來而不往，讓他倒是僥倖跺過了這一劫。

還來說林希翎的演講，她說「基本一致」，「從胡風處抄來的」也好，說「證據蒼白無力」 也好，說明文藝界，甚至各界知識分子都當真把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作美好的遠景。毛澤東看準了這點，就把雙百方針當作給知識分子的誘餌拋了出來，又怕你不去呑食，特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他住班房是因為他搞秘密團體。」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團體。」雖然心存怕釣魚的顧慮，但經不起毛的「猴不上竿只敲鑼」，終於連餌帶鉤一並吞進魚腹。之後，你再「腹誹」，說「毛澤東你不仁！」也只是徒喚奈何了。

與此異曲同工的是，大學之間的串聯很叫校長感到頭痛，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要求同學不要與外校聯繫。林希翎反駁說：我校學生未患流感，為何要隔離？主席講，學生鬧事要鬧個痛快，而現在還沒有鬧事就這樣封鎖。根據筆者的記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大意是這樣說的：共產黨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學生要鬧事，就要讓他鬧夠，問題暴露了，領導的問題由領導負責解決，暫時沒條件解決的，要解釋清楚，學生的問題，要說服教育。對鬧事的頭頭，不要開除……我當時直覺到，毛主席的胸懷，氣量，多麼仁慈，廣闊!

誰知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單用指出處理湖北漢陽縣一中學生因為畢業后大部分不能升學，發生了八百多學生罷課遊行的事例，足可說明。八月五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漢陽縣最近在蔡甸鎮舉行了群眾大會，揭發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學校師生）王建國、楊松濤、鍾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的升學要求，煽動和組織近千名學生舉行罷課遊行的暴亂事件。九月六日在蔡甸鎮舉行了有一萬群眾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處決了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三人。楊松濤等四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