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九）破除對馬列教條的迷信

右派對各個方面所提的意見，現在綜合起來看看，就是一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建國方略，並且具有歷史證實的正確性和超前的高瞻遠矚。所有的反擊右派的批判文章, 有的屬於昧良心的胡說八道, 有的是糊塗得不可救藥。

上面所談，側重於政治法律，下面我們再就學術思想、新聞出版、文學藝術、人口社會、科學教育、財政經濟等方面，進行舉隅。

章伯鈞說：「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園裡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七月四日，《人民日報》）這正好可用來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權即生存權理論的荒謬性。何況連所謂的「生存權」，起碼也有四千六百多萬被剝奪了去；苟活下來的，也僅僅算是「生存」，在「二個東西」上，卻稱不起是「生活」。

吳景超教授說：「這些人遇到一個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實，從事物的客觀聯繫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去查經據典，看馬、恩、列、斯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說的。例如，說民族問題的，並不去認真地研究中國有哪些少數民族，分佈在什麼地方，有些什麼特點，而只會背誦斯大林所講的四個基本特徵……教條主義對於馬、恩、列、斯所沒有說過的話就不敢說，離了馬、恩、列、斯就什麼文章也寫不出來。而且還迷信馬、恩、列、斯以為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施諸四海而皆準。」（六月六日，《北京日報》）一九五四年三月，他便在《新建設》上發表《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口的龐大，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中國的財富本是有限的，現在都要供給這許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窮困衰弱的路上去。」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新建設》上有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見解。「如何在最短期內，消滅國民經濟中的技術落後現象，使所有勞動者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生產，都能夠創造出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則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我們對於每一個勞動者所配備的生產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產還是可以照舊進行的，但是這種生產，就不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進行，而可能是在落後技術基礎上進行，那是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的。」

吳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但，「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科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分都改業了。」他呼籲恢復社會學，也被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據他的學生劉佳有的回憶，他被安排講《計劃經濟學》。人所共知，計劃經濟乃蘇聯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下以主觀意願取代客觀規律的產物，現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市場經濟的大教授去開講這門課程，不但強人所難，而且還有著穿小鞋的味道。劉佳有，課堂筆記三百多頁猶存身邊，記錄著吳老師的話：「計劃經濟，既包括工農業，更要考慮教育事業，尤其人口問題，不容忽視，控制生育，應列入國民經濟計劃。」這一提法被視為與潘光旦優生學一脈相通，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跟毛主席「人多好辦事」的偉論唱反調。最具諷刺意味是人民大學一位批吳最力的青年教師，後來搖身一變，摭拾吳先生的余唾，在講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到處吹法螺，做報告，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人口統計專家，收入可觀，是改革開放后的學閥大富。

其次，吳老師提到現代化需要原始積累時說，二戰後殖民主義時代已成過去，人權高漲，靠掠奪落後地區，戰爭索賠和榨取工農都已不行了。中國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慮國際間的公平貿易，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適當引進外資外技。這個觀點被當做新殖民主義和賣國論，是替帝國主義鳴鑼開道而大受撻伐。

其三，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是通訊，能源和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方面，不宜過分強調鐵路，水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較鐵路不遑多讓，忽視水運是錯誤的。尤其中國，除北京外，有哪一個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發展起來的？即使如鐵路四通八達的美國，十大工業城市仍然是水運交通的樞紐。可見鐵路並不能取代水運，亦證明到處攔河築壩，與江湖爭田不足取。這個論點十余年後才由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R.Fogel）發現並整理出一套理論而獲得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名重士林。作為這方面的先知，中國學者吳景超被划為「反動學術權威」予以打倒。對照現在中國社會實況，他有哪一點說錯了？究竟誰反動？誰先進？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給了現在還活著的學人以莫大啟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多麼崎嶇坎坷啊！」（《世界日報》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這裏又提出了「誰反動?誰先進？」的問題。作者自問自答說：「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 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共產黨反動，右派先進。」

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說，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人民日報》五 月二十五日，發表了他的言論摘要，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最精闢透徹的剖析。

他說：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為什麼說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拿來作為中國和人類的指導思想呢？徐璋本認為，這要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宗教信仰來看。

第一：馬克思著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布說，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著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做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隻能用之於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徐璋本認為，難道救國救世必須迷信式地奉行馬克思忽略人類特徵的知識寶庫和兩種矛盾的片斷哲理，然後再以中國的傳統美德來補救嗎？這並不是真正辨證法的矛盾統一必經過程，而是由於迷信馬克思教條公式的「人為矛盾」！徐璋本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須要有更大勇氣來認清：「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並不等於馬克思學說和主義。如果拿馬克思學說和主義來作人類的指導思想，至多隻能在政教統一的專政下，使人民不思想，決不可能啟發創造性的思想活躍，更談不上什麼百家爭鳴。

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採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鬱之餘，將這個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士掌握了這個「行動政治哲學」，並巧妙地付諸實行，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站起來。這不得不感激馬克思所開的這付特效藥。不過馬克思並不是萬能無所不包的聖葯，這付猛烈的特效藥在環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經成功之後，用以煽動人類仇恨心理是萬萬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分的。「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是真正徹底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天一體觀」。而「無我無他」、「同生同滅」才是對人生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徹底解脫，才是實現大同共產社會理想所必具備的條件，而不需要煽動仇恨心理來推動人們的行動和積極心，這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所謂「階級矛盾現象」的來源並不是「自然物質能」和伴隨著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而是基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兩種生物本能――自私利已與互助利他。

根據以上的理論，徐璋本認為，能真正作中國人民和人類的「指導哲學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國的大同人道精神和「愛和恕」的平易人倫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義中以愛和恕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詣是釋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脫：「無我無他」「同生同滅」「同不生同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完美辯證的「人天一體觀」。徐璋本認為，這些看法，是他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能全是對的，他希望大家展開討論。

徐璋本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可以說達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釋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能與中國社會相結合，以及為什麼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這樣的認識，今天對於我們深刻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都非常具有啟發意義。可惜像徐璋本這樣的思想，多年來被歷史塵封，以至於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許多民間知識分子在理論認識上達到的高度。在一九五七年，多數有價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學的教授和學生完成的，特別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與學生。

《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發表于《經濟研究》（一九五七年五月）上，作者是陳振漢、徐毓枬、羅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經濟系教授）、谷春帆（郵電部副部長）、巫寶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寧嘉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等六人。文章的內容涉及面廣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長，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論點可以從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窺見，這樣，既可免去重複引證，又可觀賞馬戲團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批判說：「陳振漢秉承章羅聯盟的意旨，首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說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其中包括計劃工作，財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沒有遵循什麼客觀經濟規律，以致偏差頗大，錯誤很多，損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據陳振漢說，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成為『過了時』的『敝屣』，不能指導當前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員不懂得經濟學常識，是一些教條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這個局面豈不是糟糕透頂嗎？那末怎麼辦才好呢？陳振漢代表資產階級右派回答：這好辦得很！他的辦法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然早已過時，『是敝屣就應屏棄』，乾脆把它扔掉，改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特別是現代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把它作為國家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好了。辦法的第二條是：現在的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指導人員，既然不能擔負領導工作的重任，那末乾脆請他們下台，讓這批資產階級右派的『經濟學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經濟方面的工作應該如此這般，經濟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也應該如此這般。陳振漢的《意見書》數易其稿，洋洋數千言，其主要內容，事實上就是這樣。」（《人民日報》九月十九日）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楊培新說：「陳振漢說馬列主義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案』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國共產黨關於對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都說明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理論，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八十年來，這個規律已為實踐所證明。陳振漢把馬克思主義嘲笑為『和尚念經』，這隻能證明陳振漢的反動立場 。馬克思主義指導了九億人口的國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生氣勃勃的行動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陳振漢以主張「競爭平衡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競爭可以使生產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建設卻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並且因為社會主義必然產生官僚主義，所以這種偏差不可能消除。

經濟研究所嚴中平揭發說，陳振漢在十多年前就主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增加的結果並不阻礙而且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說是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二十九號）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沈志遠說：「在學術界，由於教主義的長時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亡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來，我們的學術界顯得非常的沉寂。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由於黨政領導管得太多太死，妨礙了群眾積極性的發揮。我們今天各部門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勵群眾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變為消極因素了。」（《文匯報》七月二十六日）

劉思慕以《剝掉沈志遠的畫皮》為題，系統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沈志遠以全盤抹煞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把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塗成漆黑一團，把學術思想界說成死氣沉沉……要黨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每一個部，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的具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個別環節全面地大檢查。」因為他認為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重大原因』是『屬於制度性質』，他強調要把『滋長這三種歪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制度方面，沈志遠露骨地反對計劃管理，集中管理。他責罵我們的黨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龐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諷這種制度把我們黨和政府壓得『滿頭大汗，寸步難行』，另一方面說什麼連『草紙，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國營，一切要管起來，包下來，把人們的積極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極其惡毒的語句污衊，醜化整個黨。他把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說成是一個結黨營私的宗派集團，把黨員以至各級領導幹部說成是嚴重脫離群眾的特權領導階級，把人事部門說成是『鬼鬼祟祟，關起門來包辦政治』的特殊人物。」

剛從日本回國的經濟學家吳半農說，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某些經濟現狀，與馬列主義的經典分析嚴重脫節了，比如經濟危機在西方世界已經二十多年沒有發生，這個問題怎麼看？（《禪機一九五七》，頁一七一）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