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4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七）反對崇蘇媚蘇的「一邊倒」
《人民日報》，六月二十日載，章伯鈞說：「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
《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中有：「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數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蓀在本校刊物《師大教學》上發表了題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說：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來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心驚膽戰。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那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會遭這麼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為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為，有罪過。我們能夠說知識分子必然有罪嗎？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分子的。所有的報章雜誌上所寫的，報告會，討論會上所說的，只要一提到知識分子，必然戴上帽子「舊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少單獨提知識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識分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標榜的知識分子政策幾乎完全反。這能怪知識分子得福不知感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于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那一個地方知識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識分子對中共離心離德而中共能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的。現在的知識分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為什麼不利用？知識分子願為中共效勞，因為為中共效勞也就是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效勞……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但打著用，罵著用，叫知識分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難道這也是一種政策？「就知識分子說，養著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交獸」的待遇，是知識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識分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分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憂，無形的損失。
經過中共對知識分子政治上打、騙，經濟上贖買，傅先生所說的「隱憂」已成「顯憂」，「無形的損失」已現形得令人觸目驚心。君不見「士可殺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寧死」，分別代之以「既可殺又可辱」，「能活著寧跪著」！君不聽，被強姦后的知識分子在叫喚：「現在是歷史上XXX 最好的時期！」這裏的「XXX」，代表人權，民主，自由……總之是「樣樣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來是很尊敬老前輩傅鍾蓀教授的。在我划右派的前一個月，他所主編的《數學通報》雜誌上，還發表了我一篇論文。當時共產黨對他，出於統戰的需要，在表面上還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達的對共產黨對知識分子人格侮辱之義憤，我認為是屬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不平之鳴。而知識分子們在自身難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憂國，憂民，憂國格，憂個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權也。在不同學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學上是指主體，人之為人的資格；教育學，心理學上指個性；倫理學上是指道德品質；法學上是指一個人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共產黨在「人格」的所有意義上，都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種種，共產黨卻以更加倍的惡劣還給他，如他說的戴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帽子，是「舊」，「 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現在加給他老人家的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頂定性為反動派的帽子。
這位傅先生就著國格寫道：「毛主席號召學習蘇聯之後，請來許多蘇聯專家，中國知識分子不論老少都虛懷若谷，參加學習。這在中國識分子說來就算是很難得的了。因為知識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幾年來，高等學校請求聘請蘇聯專家時，高教部都責成學校要有計劃，有準備，其中一條，要準備好繼承人。為了學得快，有的學校就指定教授作培養對象，作繼承衣缽的人，以便蘇聯專家回國之後，還能傳授蘇聯專家學業。對這辦法我曾提出過異議。我認為，我們也是一個國家，既然稱這個人為教授, 那培養他的人勢必要比教授高，即使這個中國教授非常謙恭，有雅量，蘇聯專家也許不好意思吧！再說在國際上往來，也要替中國教授留體面，也就是替國家留體面。」
說實在話，當時在「一邊倒」的國策下，還講什麼人格，國格！中國在蘇聯面前完全是奴顏婢膝，一副洋奴相，漢奸相。說蘇聯一句不好，是反蘇、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學教師對實行五級記分法（所謂蘇聯先進經驗）想不通，說：「還是百分制好。」就這就打成了右派。實際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記分制和政治是絕對的兩碼事。據說，五級記分法是從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點也不沾「蘇維埃」的邊，中共竟奴性十足，趨之若騖，不分青紅皂白。共產黨罵蔣介石是洋奴、賣國賊、美帝的走狗，是絕對地無恥造謠；說給毛澤東，倒是符合事實的。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對待外國，都沒有像共產黨對待蘇聯那樣，一切以蘇聯的是非、利害為轉移；用蘇聯今天的模子，來鑄造自己的明天；划右派的六條標準中，只要有對蘇聯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為自己國家的敵人——右派分子；只要對外國洋人馬恩列斯學說稍有懷疑，就要定罪；有當走狗、當洋奴，當得如此下作的嗎？
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兩名學生許其武、童紉卿寫大字報：「今日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裡，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于蘇聯懷抱中，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陽謀》第一四三頁）
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斥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 「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
《光明日報》，五月十九日載，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幹才批評高教部：「曾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譬如有些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有的，我們就閉著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只好解嘲一番。」
在大鳴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蘇聯損害中國利益的問題，例如，抗戰勝利后，連我都參加過的反對蘇聯在東北掠奪財物，強姦婦女的大遊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機器，價值就有數十億美元。誰提就是反蘇，就符合了毛定的划右派六條標準中的一條。
《人民日報》，七月十四日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十一次會議上，常務委員龍雲發表了這樣幾點意見 ：
一，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擔不合理。二，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年以內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建議延期二三十年歸還，藉以緩和國內緊張。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三，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四，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
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批評龍雲「企圖抹殺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大會的小組討論中對龍雲進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話，空話權且置之不理，單就他對蘇聯運走我國的機器，來看這類事件辯護者們的賣國嘴臉。他認為蘇軍當時這樣做是必要的，當時國民黨正在進攻東北，蘇聯運走的機器多是軍火工廠裝備，龍雲是不是主張把這些軍火廠留給國民黨政權製造槍炮來屠殺人民呢？
我們撇開個第一個問題：如果假定蘇軍單是有選擇地運走軍火工廠設備而不是運走所有工業設備，那麼，是否就是應該的和必要的？
我們倒要問：當時蘇軍運走什麼和沒運走什麼，是否中共授權你當場進行了清點？否則你怎麼會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懶尋舊夢錄》第五五九頁寫道：「蘇軍運走了所有日偽留下來的工業設備，則是連塔斯社也不能否認的。」夏衍面對群眾反蘇大遊行，說：「這一次蘇聯對盟友的掠奪行徑，卻給了國民黨以一個反蘇，反共的機會。說實在話，即使在當時，我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當娘都不否認自己養漢的醜事時，其中一個共黨黨員還沒有被賣國主義搞得鬼迷心竅，還知羞恥，「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卻拍著胸脯作偽證：我保證娘進行的是正當的性行為！這裏，我要批駁右派對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責，我要為中共辯護：中共是知人善任，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難道你能找出一個人比梅益更適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的職務嗎？
另一個是關於「新民會」（淪陷區的漢奸組織）——不，現在已換了新招牌，叫做「中蘇友好協會」，它的干實事的總會秘書長的任命，也是打著燈籠才能找到的幹練之才。錢俊瑞秘書長直斥龍雲「放肆地挑撥中蘇關係」：「龍雲先生，你參加多少次的人大會議，人大常務會議，政協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座談會，你難道連蘇聯對我們的貸款是幫助我國的建設，利率很低，甚至沒有利息，這一點還不知道么？……而且，你難道不知道，解放以來，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工業設備，不論在數量上和技術上不知要超過那些（白拿走的）舊有的裝備多少倍么？」
這裏我們先不辯白是否「超過」；而是首先弄清「給」是否像「白拿」一樣「白給」，即媒體上大吹大擂的所謂「無償援助」呢？
秘書長為蘇聯大唱讚歌，什麼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呀，什麼沒有壓迫，剝削，窮困呀，什麼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麼平等對待各個國，民族並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壓迫者呀！並曆數對我國長期的、全面的、無私的援助。我們的秘書長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蘇聯政府和人民長時期來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這樣真誠無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難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人民日報》七月十六日）
大約是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底，這時我已被解除了勞動教養，交農村監督勞動，這天晚上，有線廣播喇叭里播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
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進行的……還應該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至於蘇聯對中國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戰爭之中……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本息，它佔去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的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
這封信雖表達的是龍雲的意見，但肯定不是龍雲起的稿，因為他早已「輕於鴻毛」了。是否錢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過，中共中央應向人民實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黨過去關於中蘇友好的一切宣傳，完全是忍痛撒的彌天大謊，讓它就像狗屁一樣一風吹掉吧！至於錢俊瑞，撒中蘇友好之謊，可移作它用，繼續發揮撒謊的一技之長。」
罪在大巫。毛把「一邊倒」定為重要國策，誰敢不跟著起舞？現在毛跟蘇共鬧翻了，暴露了自己過去賣國、媚蘇的醜惡罪行，也暴露了反右派是「一手遮天」，實屬於豬狗不如的破鞋罵別人：「蕩婦」。要知道直到網路時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掙扎著要堅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蘇（實際是反赫魯曉夫要改革的「蘇」，死心踏地僵持擁護斯大林主義的「蘇」）視作民族主義英雄。其實這頂桂冠是理應贈予右派分子龍雲們的。
歷史事件的本質是，蘇共君臨中共，蘇聯壓迫、掠奪、敲搾中國的斯大林時代，斯大林不僅是殘暴統治本國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國罪魁禍首。如果在蘇聯清算斯大林令人髮指的罪行時，毛澤東有動於衷，起而反對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歷史將功過分明地給毛記上一筆：「毛澤東曾愛過一次國。」可惜毛澤東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決策」對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陽奉陰違，把氣出在「中國同志」身上。斯死後，毛還專門為文《最偉大的友誼》（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友誼」，還是侵略？》）來紀念這位「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並且表態，堅決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說明他不是要反蘇的侵略，而是認侵略為「最偉大的友誼」，認侵略頭子為「最偉大的天才」；「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學斯大林向人民開刀的血腥統治。他極力反對的是蘇聯丟了斯大林這個殺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魯曉夫清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和要進行的改革。他反赫魯曉夫對共產暴政、專制獨裁要動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義。這和他在國內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一個動機，一個本質。這能說他是民族主義英雄嗎？只能說他是最極權的死硬派，要逆歷史潮流，抱著斯大林的殭屍扛住抵擋民主的閘門。
毛處處都是：兩「壞」相權取其「最」！根本說不上是什麼英雄，連狗熊都不如！難道你見過民族英雄在異族主子的屍體面前，如喪考妣，大表忠心，又給屍體厚施脂粉，進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頌揚的嗎? 後來與蘇鬧翻時，中共中央揭露的蘇聯的種種侵略罪惡，主要都是斯大林乾的。毛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斯大林的罪惡：「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可他還要頑固地捍衛、瘋狂地揮舞斯大林的這把刀子——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制度 ，而且以「中國斯大林」自居，做出超過世界「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同時，更是把揭出這毒瘤的赫魯曉夫當做是挖了他祖墳的不共戴天的死敵，足見其堅持倒退、反對前進，堅持黑暗、反對光明，堅持法西斯、反對民主化的反動立場是至死也不會少加鬆動的 。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