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5日訊】 【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三害」應向毛澤東那裡挖
《人民日報》轉載《陝西日報》六月十二日刊登的陝西師院講師王尊一的文章，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開宗明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是存在在個別機關或個別學校里，是在目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普遍地存在著。那麼我們要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掘一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確有偉大的功勛，但從此共產黨驕傲起來了，以為天下是我們打的，政權應由我們掌握，好官我自為之，人民只能聽從共產黨的命令、指揮和擺布，人民哪有憲法上賦予的思想、言論的自由？」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當時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裡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是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復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復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制度，應該叫它個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討論變成了形式，嚴肅認真的討論根本展不開。領導上對待恭維，奉承，吹牛拍馬的人認為是積極分子，認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陞官。對待在政策、號召上稍存懷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認為是思想落後，不進步，保守頑固，甚至戴上反黨，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這樣一來，誰還敢對黨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呢？」
（三） 黨外人士有職無權
說到有職無權，此乃「黨天下」題中之義。別說副職，有一位正科長，有些政策文件科員（黨員）已經知道了，可對他仍在保密。試想，這怎會有職有權呢？無怪乎——
章伯鈞說：「我這個部長，就是守靈牌。」
民盟中委彭文應說：「民主黨派是電話總機，客人，眉毛，尾巴，包打聽，拍馬屁。」他認為中共的幹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優材劣用，劣材優用，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用非所長，用非所願，有才無德，有德無才，德才俱無，有罰無賞，賞罰顛倒。」（《人民日報》，八月二十五日）
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說：「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什麼用？肯定你有成績，就有成績，說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報》五月二十一日）
八月六日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全體大會，揭露和批判文學家黃葯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有人揭發他在中文系整風會議上的反動言論：
「葯眠說他當系主任是有職無權，是被人當玩具玩，並說這與黨的整個領導和制度有關。他說有職無權的根源在於黨把知識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資產階級。他認為不能死記住列寧的個別詞句，像念經一樣，一提到知識分子就對他們有對抗情緒，總是把知識分子當成異己分子。」（八月七日，《光明日報》）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長王毅齋說：「有職無權使你等於是個花瓶，招牌，牌位；這是黨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報》，五月十八日）
投靠中共的民盟陝西省委宣傳部長張性初揭發民盟中常委，陝西省副省長韓兆鶚：「他造謠說『有職無權』，是『被人牽著鼻子走的』，『作副職是給人拾遺補缺的』，是『點綴品』！」（《陝西日報》，八月二十日）
時輪已滾動進二十一世紀，我插問一句：如今中國政壇上的人大、政協、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如工會等）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點綴品、紙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薩、電話總機、客人、尾巴、包打聽、馬屁精、狗腿子、應聲蟲、留聲機、助紂為虐、被人牽著鼻子走的出賣靈魂者？
有另一種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難能可貴的堅持，秉持良心說話、辦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應該說是我民族優秀文化的傑出載體，卓越的傳人，樹一代風範，在右派中也屬鳳毛麟角。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發生時，他任職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毛澤東派秘書林克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后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結合中國的情況，他認為「我們的大民主太少」，「應當成立憲法法院」，「我們應當搞大民主」。
只有讓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蘇聯覆轍。這可惹火了民主死敵毛澤東，划右派自然是沒有跑的了。毛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就曾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習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這是李先生終生與專制主義所打的遭遇戰犖犖大端之一。之二是與鄧二世在血洗天安門所遇，他憤而掛冠：「決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僅給小人得志的江三世舉辦的國慶盛典大潑冷水：「就為準備這次大慶，據說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指責他們是一樣的小丑，一樣的跳梁。而且為中共掌權五十年的歷史定論為：「歷史剩下的竟是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蘇共二十大以後義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制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製）。」
實在是，英雄所見略同。據《光明日報》七月一日所載，羅隆基私下曾對浦熙修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個人獨裁政治。個人崇拜的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知識分子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總比社會主義制度好些。」
北京師範大學一級教授武兆發說：「在抗戰時搞統一戰線曾罵國民黨一黨專政，然而今天又把各民主黨派放在什麼位置上呢？民主黨派在工作中能起什麼作用呢？起的是木偶作用。結合我們學校也是一樣，過去系裡一切由誰決定的？如留蘇，進修，留助教，教授的去留等等，說是由人事科決定，其實連繫主任都不知道，都是由幾個年輕黨員決定的。可以不客氣的說，這些年輕黨員在業務上是沒有條件決定的，然而在高等教育機關竟然這樣。」他還說：「對待民主黨派該讓它有一定的地位，不應使人感到自己是牌位，是傀儡。」 （《師大教學》一二四期）
（四）對「黨天下」摻沙子
六月十日的《瀋陽日報》刊出了瀋陽師院張百生，黃振旅七千余字的長文《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主題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肅反運動擴大化是在主觀主義思想指導下，寧左勿右，打錯了好人，破壞了法制；從理論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事業越發展敵人越多的錯誤理論的影響。肅反幹部只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們質問：「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什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文章還具體批判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對於「黨天下」，他們認為中共使自己變成了特權者，陶醉於自己是開國元勛、有汗馬功勞，應當有權有勢的泥潭中，陶醉於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自我欣賞里，總以為自己是最優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由於黨對一切問題有最後決定權，從組織上又不信任非黨人士，就會把黨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於千里之外，這就使黨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開始脫離群眾。黨雖擁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這僅是佔全民總數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難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黨同志都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張，當這百分二人的「順民」么！
黨所以喪失威信，黨員腐化，是由於「有了特權，漸漸忘記了革命的真義，喜歡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後很有些人看到入黨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權有勢，官高祿厚，步步高升。於是蜂擁而至，『爭取』入黨，在黨員和黨組織面前，極盡其拍馬的能事，偽裝積極，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歪曲事實，欺上壓下……以博取黨員和黨組織的歡心，達到入黨之目的。」
「解放后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的民主的，有的也只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獨裁。黨內也沒有民主，下級組織和黨員只能貫徹黨中央的指示，決議。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是有職無權，只有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与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威武神聖的。一手托著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拿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選舉只是變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領導下進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這怎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破壞法制，必須改變。」「應該實行直接，普遍的競選，讓代表們能夠真正代表本選區大多數選民的意見，對本區選民負責。應該讓人民自由組織新的黨派，社團出版報刊，以便廣開言路，監督政府……」
「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實際上，『 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裡。『人大』只是走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真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卻偶爾看見他們一些無關疼癢的考察記在報上發表……『人大』和『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任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這樣少數人的專斷，肆無忌憚地發號施令，不發生錯誤倒是不可思議的了。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於『人大』之下，使『 人大』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 人大』代表必須經普遍的競選產生，一定要選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黨派『政治分贓』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設立各種專門組織，集中最優秀的各種專家參加工作。『人大』常委會應該是專職的。人民代表不應兼任政府之職務。應該創辦『人大』的有關刊物，向人民宣傳政策，刊登消息和討論的重大問題，監督政府工作等等。至於黨對『人大』怎樣起領導作用？我們認為這就要靠黨員代表的作用。只要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黨員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選他進去。」
共產黨把人民，特別是青年要求民主，都歸結為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而對資產階級民主又長期地加以詆毀、醜化。從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看，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還是嚮往的。馬哲民說得很形象：共產黨對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不好，其實這好有一比：過去有個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見一位姑娘，問大和尚這是什麼，大和尚說這是老虎。大和尚問小和尚愛什麼，小和尚說我愛老虎。共產黨和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實青年還是愛它的。（《長江日報》六月二十六日）
《天津日報》，五月二十七日報道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學教師座談會，會上第三女子中學的民盟盟員、歷史教師黃心平提出了一個根除「一黨專政」的政治主張。他說，「我有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只要不殺頭，我就提出來。是甚麼意見呢？我認為，現在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各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產主義，同時各個黨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為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一黨執政有害處，像共產黨已經整過三次風了，但如今仍然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通過這次整風是不是能夠徹底消滅這些缺點，還使人懷疑。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為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我本來打算將這意見寫成文章投給報社的，只怕不給刊登。」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