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1日訊】20.延安整風運動
1942年冬春之際，在中共戰時首府延安，隨即在中共領導的各根據地，開始了一場延續多年的大規模整風運動。由於這場運動是以延安為中心，又以在延安開展的運動最為典型，故史稱「延安整風運動」。
一直以來，中共都把 「延安整風運動」 稱作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說它清除了教條主義的影響，樹立了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但「文革」後，一些敢闖黨史「禁區」的學者卻用全新的研究成果完全顛覆了這一定論。
高華先生所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便是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該書通過對遠近各種有關延安整風運動史料的辨析和梳理，拂去了歷史的塵埃，再現了被掩蓋多年的「延安整風運動」的真實原貌。
從這本書中我們得知，延安整風運動發端於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卻在1942年以前的很長時間就已經開始。它最初表現為1935年遵義會議後至1937年間，毛澤東運用其在中共領導層中所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中共政策及領導機構作出的局部調整，這種局部調整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迅速轉變為毛澤東對中共政治路線、組織機構、精神氣質等方面所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變。1938年秋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對於毛澤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次會議將毛澤東於1935年後在軍權、黨權方面的權力擴張予以合法化，使毛澤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得到極大的加強。從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澤東操縱局勢演變並使其黨內對手日益虛弱的權力再擴張的重要階段。這個過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達到高潮，以毛澤東當面向王明發起挑戰並獲得全勝而告結束。
在多年精心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的大幕終於在1942年初拉開。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全黨範圍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是和毛澤東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包括諸多方面內容的黨內整肅和重建的運動。它包含：黨內上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全黨的思想改造；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新制度的創設。在上述幾個方面中，黨內上層的鬥爭和領導機構的改組始終處於中心地位。
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沉重打擊了黨記憶體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
經過多年的鬥爭，毛澤東改變了他原先在中共領導層內孤立的處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結合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在劉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澤東使中共核心層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張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
造成歷史上毛澤東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別於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異端」想法和他個人的專斷性格。經過實踐證明，毛澤東在軍事戰略方面的「異端」主張大大有利於中共實力的擴展，這種結果，迫使中共黨內的親莫斯科派向毛澤東投誠，同時，也將中共高級軍事將領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圍。
毛澤東的專斷性格最早暴露於1930—1931年由他親自參與領導的「肅AB團」大鎮壓。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紅色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後，面對複雜多變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暫時收斂了他的專斷個性，但是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控制力的不斷加強，其專斷個性在1941年後又再度復蘇，而此時，中共高層已再無可能對毛澤東的專斷行為予以有效的約束。
延安整風運動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以整肅全黨幹部為目的的「搶救運動」，它直接導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那年冬天，毛澤東和康生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1943年4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裏，可關三幹多人。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占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史達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史達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員警蓋世太保、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年輕的志願者們被逼著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裏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裏，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1943年8月15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臺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臺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聾的兇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分。所有休閒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命令：「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 」。「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
毛還要知道每個人都從哪些管道聽到了，或向誰傳播了，什麼非官方的消息，把這些統統叫作「小廣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你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創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準確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儘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一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你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彙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有個行政學院，裏面的反抗情緒最高，在命令填廠「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是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1943年8月8日宣佈：行政學院「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也被打成特務，恐怕是過半數。
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臺、信件部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年輕的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1944年6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一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
斯諾夫人海倫對人說，1937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在毛澤東的強力驅動下，通過1945年中共七大，毛將中共所有權力都集中於自己手中。毛澤東的公共關係形象在整風前後也得到充分展現，伴隨日益升溫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氣氛，毛澤東有意識地在全黨和國人面前顯現自己的領袖姿態。在公眾場合和他與各方人士的會晤中，毛澤東常常扮演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誠懇、得體，從而贏得中共廣大黨員和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對他個人的普遍好感。但在黨內高層，毛澤東放縱其剛愎自負、桀傲不馴的個性，對昔日政敵睚眥必報，對黨內同僚尖刻嘲諷。由於毛澤東隨時調換他的兩副面孔，致使外界對他長期缺乏深切的瞭解。
高華先生最後的結論是：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毛主席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記憶體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主席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主席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方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21．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
一
今天的中國人很難想像，爭取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曾經是中共在抗戰和其後的內戰時期一直高喊的政治口號。翻閱當年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以及中共領導人在各種公開場合的講話，這方面的言論可謂連篇累牘，隨處可見，頗讓讀者為之激動，甚至熱血沸騰。
要爭民主當然得首先強調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報》為慶祝「五四」發表了社論《民主和自由新論》，該文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對民主進行了謳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類似這般充滿激情的精彩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不勝枚舉。
1945年2月12日的《新華日報》在回答一位名叫吳中民的讀者的提問時曾這樣說過：「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見《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答讀者問》)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報》的一篇文章調子更高：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為了鼓吹民主，中共黨魁甚至親自披掛上陣，搖旗呐喊。毛澤東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國民政府應全面實行民主，只有實行民主才能建設好中國。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記者團時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份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見《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澤東在與訪問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還從如何防止「政怠宦成」與「人亡政息」的角度強調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其實，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都是階級鬥爭，而不是什麼抽像的民主，更不會贊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可是，當年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論于不顧，對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也公開大唱讚歌，以至咋一看上去，這麼熱中民主的共產黨倒像是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了。
翻開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赫然可見刊登在顯著位置的社論《民主第一》。文中說，「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
別看共產黨後來把美國民主罵得一錢不值，當年對它可是讚揚備至，推崇有加。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日。1944年7月4日這一天，《新華日報》專門發表了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以示祝賀，文章結尾處甚至高呼口號：「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1945年7月4日，為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新華日報》發表了社論《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地寫道，「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澤東在與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謝偉思等人談話時還盛情說過，「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當年，共產黨的輿論宣傳還經常提醒人們，實行民主在當時的中國不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緩。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的社論《民主政治問題》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像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正因為實行民主不僅重要，而且刻不容緩，所以共產黨當年還義正詞嚴地警告它眼中反對民主的人說，「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1943年9月1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二
鼓吹民主自由時是那麼的慷慨激昂，爭取民主自由時是那麼的義正詞嚴，譴責專制獨裁時又是那麼的義憤填膺……
共產黨當年在抗戰民主運動中這一幕幕的出彩表現，不但給許多善良天真的人留下了熱愛民主自由的深刻印象，而且讓追隨它的民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共產黨才是帶領中國真正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共產黨取代國民黨領導中國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人民真正實現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但共產黨究竟是不是真地熱愛民主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不僅要看它在當政前曾經說過什麼，爭取過什麼，更要看它在當政後到底做了些什麼，有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共產黨不是一向聲稱自己言行一致，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麼，那就讓我們把共產黨在1949年當權之後所做的事與這之前所說的話一一對照一番，看一看事實究竟如何，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了。
如果說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國民黨當政時代的中國人，對於共產黨當年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激進言論與姿態都一無所知的話，那麼對於共產黨當政後對待民主自由的所作所為，有著親身感受的他們卻是再清楚再熟悉不過了。只要一談到這個話題，如今稍有閱歷和頭腦的中國人，恐怕眼前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出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所製造的那一幕幕慘劇：「土改」、「鎮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反右派」 、「廬山會議」 、「四清」「文革」 、「六四」 、鎮壓法輪功……它們以飽含血淚的事實確鑿地證明，共產黨當政後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而不是當年它曾爭取過的什麼民主自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共產黨的黨魁無一不是世界上惡名遠揚的獨裁暴君。這一點，除了共產黨自己和極少數深受其蒙蔽的追隨者之外，如今沒有人會存有疑義，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曾對此供認不諱——只不過那不是在公開場合，而是在共產黨高級幹部的會議上。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曾大言不慚地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國民黨當政時代，共產黨曾鄭重其事地提出，「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實現民主，完成民主建設，在一切主權還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區，問題是立刻使人民有權，立刻把人民的權利交還給人民，而且是毫無保留條件的實行還政於民，產生民選的政府，建立民主的體制，頒佈人民決定的政令法律。」（《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
按照以上標準，共產黨當政後，理當把大陸人民應有的權利毫無保留地交還給他們，讓人民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政府的負責官員，決定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罷免失職的政府官員，撤廢違反人民利益的政策法律。但事實恰恰相反，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國家的主權從來都不曾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人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政府的負責官員，決定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也不能罷免失職的政府官員，撤廢違反人民利益的政策法律，而這一切恰恰是共產黨當年抨擊國民黨專制獨裁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共建制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表明，中共未當政時所主張和爭取的民主自由，恰恰是它當政後所背棄和踐踏的（儘管表面上共產黨一直熱衷於裝出一付熱愛民主自由的面孔）；而共產黨沒當權時所猛烈抨擊和反對的種種「獨裁暴政」，又無一不是它當權後所推行和堅持的（雖然它從不敢承認這一點）；為了推翻國民黨，共產黨自己可以帶頭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但一旦它掌權後，卻決不允許別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換句話說，在對待民主自由的問題上，共產黨當政後該做的一樣都沒做，而不該做的卻一樣不漏地都做了，而且做得很絕！
民間譏諷愛耍嘴皮子的人，常會說這個人「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滿嘴花言巧語」，用它來形容共產黨當政前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種種動聽之詞，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中國還有句老話，叫作「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專指那種不講信用、出而反爾的小人，用來概括共產黨當政後背棄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獨裁的種種倒行逆施，更是再恰當不過了！
可見，共產黨當政前之所以會那麼起勁地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並不是因為它真的熱愛民主自由，更不是因為它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所圖。
三
那麼，共產黨當年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醉翁之意」究竟又是什麼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共產黨掌權後拋棄民主自由、實行專制獨裁的真實原因，從這種情況的發生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說起。
或許，有人會以為，共產黨拋棄民主自由是因為它當政後發現大陸人民還不具備立刻實行民主自由的素質，所以暫時還不能實行民主，讓人民獲得自由，而只能先行專制。在作者看來，這種解釋顯然難以成立。因為共產黨當年曾一再強調，在中國實行民主不僅刻不容緩，而且切實可行。
1939年2月2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政治問題》，專門批駁了有人藉口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的說辭。文中說，「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
「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1946年1月24日，《新華日報》又發表《人民文化水準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一文，對藉口中國人民文化水準太低，企圖拖延實行民主的觀點再次進行了批駁。文中說，「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
……人民的文化水準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毛澤東本人也曾對到延安考察的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謝偉思說過，「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你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裏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沉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了。」（《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或許，有人還會以為，共產黨拋棄民主自由是因為它覺得中國的國情不同於西方，不能實行民主，只能代之以專制。這種解釋也行不通。因為這種觀點恰恰也是共產黨當年所明確反對的。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文章專門批駁了藉口國情與外國不同認為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觀點。文中說，「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一種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並不能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國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麼？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于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民主即科學》）
既然上面的解釋都不能成立，自然應尋找另外的答案。
筆者認為，共產黨當政後之所以會背棄它在國民黨時代曾鼓吹和爭取的民主自由，走上專制獨裁的不歸路，說到底乃是它的本性所致。
世界上的所有共產黨都是喝著馬克思主義的狼奶出生和長大的，都是人的私心膨脹到極端的代表，這就決定了惟我獨尊、無法無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乃是它們共同的本性。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最看重、最想得到與最不會放手的莫過於對國家權力的獨佔。在沒有掌握這個權力時，它會想盡各種辦法從別人手中奪取這個權力，一旦獲得這個權力後，它又會竭盡所能霸佔這個權力，決不會和任何人分享它。而中共又與一般的共產黨有所不同，它不僅是喝馬克思主義的狼奶出生和長大的，而且還深受本國帝王思想和宮廷權術的影響，因而其惟我獨尊、無法無天的本性比它的同類更突出，對權力的獨佔欲也比它的同類更強烈。所以，共產黨的本性從來都是排斥民主自由，愛好專制獨裁的。當然，共產黨也深知當今世界民主自由不可阻擋，專制獨裁不得人心，所以它行的雖是專制獨裁的「實」，卻又總是抱著民主自由的「名」不放，並且時不時還要搞點無關痛癢的所謂政治改革來裝點門面。但不管它給自己披上多麼花哨的民主自由的外衣，怎麼進行所謂的政治改革，共產黨都不可能真正放棄專制獨裁，推行民主自由，因為那樣的話，共產黨就會自行瓦解，共產黨就不再是共產黨了。幻想共產黨會實行民主自由，無疑於相信太陽有一天會從西邊升起！
那麼，既然共產黨的本性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為什麼在國民黨當政時它又要那麼起勁賣力地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千方百計地扮演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呢？要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當年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去。
國共第一次合作解體後，共產黨被迫從城市逃往鄉村，此後在國民黨大軍三番五次的圍剿下，已瀕臨絕境。如果不是因為日本入侵，共產黨不僅不會有後來的做大，也許早就被國民黨消滅了。正是由於外敵來犯，接著又發生了「西安事變」，共產黨才得以從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死裏逃生，並與國民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
國共第二次合作後，共產黨儘管取得了合法地位，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但依它那種惟我獨尊的本性和與生俱來的權力獨佔欲，是決不甘於也決不可能甘於長久屈居於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的，它一門心思想的始終都是如何推翻國民黨，奪取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是掛在它嘴上的抗日。但共產黨也清楚，這個目的不是一時半會就能達到的，畢竟那會它還沒有這個實力。因此，為了實現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目標，當務之急是先一步步做大自己的實力。怎麼做大？除了想盡辦法擴大自己的武裝和地盤，最重要的莫過於跟國民黨爭奪民眾。而在當時，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則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再好不過的工具。
抗戰開始後的中國，民主自由的熱情和呼聲空前高漲，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各民主黨派，更是積極踴躍，衝鋒在前。在這種形勢下，憑藉中共已有的實力和影響，趁勢加入中國民主運動的陣營，打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搖旗呐喊，呼風喚雨，一來可以贏得民眾的好感與追隨，壯大自己的隊伍和聲勢，從而在與國民黨的權力角逐中增添自己的砝碼；二來可以利用壯大後的隊伍和聲勢，向國民黨施加壓力，擴展自己的政治空間，更好地削弱直至顛覆國民黨的統治。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審時度勢，及時收斂了自己的政治鋒芒，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聲稱「既不要求也不計畫無產階級專政」，把自己迅速裝扮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
撇開作為國家統治者的國民黨不談，從表面上看，當時的各個黨派雖然都在爭取民主自由，但彼此之間完全是同床異夢，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作為西方民主主義的忠實信徒，各民主黨派爭的不僅是自身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全體國民的民主自由，這就是他們的全部目地。而共產黨則不同，儘管它表面上似乎也在為大眾爭取民主自由，但它真正爭的其實並不是全體國民的民主自由，並不是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而是反對國民黨的民主自由。不過，這也還不是它最終要達到的目標，它打的算盤是先把這個民主自由爭到手後，再利用它去顛覆國民黨的政權，最終取而代之，讓自己爬上國家的最高權力寶座。共產黨為什麼常講「民主是手段不是目地」，奧妙之一就在於此。當然，上面這種差別只是在共產黨當政後，其專制獨裁的真實面目已經暴露得比較充分，當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當年的這段歷史時，才漸漸被有些人認識到，而在當時則很難被一般人所覺察。畢竟，那是一個政治風雲錯綜複雜的年代，一方面，國民黨在推行民主自由上的表現是那麼的差強人意，另一方面，共產黨上演的民主政治秀又是那麼的逼真動人，普通百姓要想一下看清共產黨葫蘆裏賣的到底是什麼藥，實在太難了。
正因為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真實目的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所以一旦共產黨利用民主做為工具，憑藉日益做大的實力，最終打敗了國民黨，成為它朝思暮想的國家統治者後，對於共產黨而言，民主也就喪失了它原來的價值。掌權後的共產黨哪裏還需要用民主自由去對付國民黨，它手裏已經有了更好的武器——強大的國家機器。這個時候繼續鼓吹民主自由，豈不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惟我獨尊、無法無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會幹這種傻事的。因此，除了時不時喊幾句民主自由的口號來裝點一下專制獨裁的門面，民主自由在此時的共產黨眼中已毫無用處可言，拋之腦後當然也就是它必然的命運了。
其實，更準確地講，共產黨在對待民主自由上的言行不一，並不僅僅存在於其當政前後，在它當政前就已經存在了。按理講，當年共產黨既然那麼熱愛民主自由，那麼憎恨專制獨裁，那麼義正詞嚴地指責國民黨阻撓實行民主自由，那麼，在它自己統治的地盤，也就是所謂「紅區」、「解放區」，特別是所謂「革命聖地」延安，理應率先垂範，帶頭實行民主自由，為國民黨做出榜樣。但事實恰恰相反，別看共產黨一個勁逼著國民黨在「國統區」裏實行民主自由，但它自己在「紅區」、「解放區」內搞的卻一直是專制獨裁的那一套（共產黨建制後的專制獨裁正淵源於此）。這方面的資料近年來披露的很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查，筆者在這裏就不贅述了。看過這些資料之後你就會發覺，共產黨在對待民主自由上其實一直都是言行不一的，只不過這種反差在其當政前後表現得更為鮮明，更為強烈罷了。
可見，共產黨當年之所以要那麼起勁地鼓吹和爭取民主自由，純粹是為了誘騙那些在國民黨統治下熱愛和夢想民主自由的民眾，特別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讓他們心甘情願地跟隨自己為推翻國民黨賣命，而決不是因為它真地熱愛民主自由，更不是因為它真地想讓全中國人民獲得民主自由，正像共產黨當年之所以要給工人階級套上「領導階級」的耀眼光環，許諾農民「解放後過上好日子」，是為了誘騙他們為自己「拋頭顱，撒熱血」一樣。這再清楚不過地暴露了共產黨的騙子嘴臉和本性。
古往今來，騙子之所以能經常得逞，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套騙術，能夠以偽裝的面目獲得他人的信任。但騙子終究是騙子，騙術再高超，也終有露出馬腳的那一天。
當年，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顛覆遠比自己強大的國民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以民主自由為誘餌，成功地騙取了相當一部份民眾，特別是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逐漸坐大了自己的勢力。但共產黨掌權後，脫去偽裝，崢嶸盡現，越來越多的人在經歷了一場場政治運動的血雨腥風，飽受獨裁者的踐踏之後，終於漸漸認清了共產黨玩弄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今天，說謊成性的共產黨仍在繼續用假民主真獨裁的把戲騙人，受其矇騙者仍大有人在，他們依然把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寄託在中共的改弦更張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古人曰溫故而知新。我們之所以要回顧中共當年以民主自由誘騙民眾的這段歷史，正是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看清共產黨玩弄民主自由的騙子本性和嘴臉。
半個多世紀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不管中共再怎麼花言巧語許諾人民以民主自由，再怎麼裝模做樣地搞什麼政治改革，只要它的統治存在一天，中國人民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從中共的謊言中徹底覺醒，義無反顧地拋棄它，苦難深重的中國才會真正迎來民主自由的曙光！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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