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5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毛的心路歷程

從主體方面考慮問題，是毛澤東的老祖宗馬克思的觀點：「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主體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費爾巴哈論綱》）這就是說，應當把上面的歷史的客觀進程，當作毛澤東的主觀的心路歷程的對象化、當作主體來理解。

馬克思還認為，人們「不僅引起自然物的一種形態變化，同時還在自然物中實現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並把這個目的當作規律來規定他的活動樣式和方法，並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資本論》第一卷，頁一二九）

毛自己也說過：「戰爭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論持久戰》）

一句話，毛澤東一切行動及其後果，都是他的目的的物化。而到底，規定他使用陰謀詭計這種「活動樣式和方法」，作為他「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著一個什麼樣的目的呢？在李慎之的文章《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中指出：「究其原因，拋開他自己好像洞若觀火的空話大話，其實只是對一個『權』字迷戀上。」我幾乎相信所有的人都會對此說法不持異議的。章立凡對毛的分析也是圍著權力進行的。是啊！林彪說得更透底：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失掉權就失掉一切。我說：這就抓住了毛的要害。按毛的說法：是抓住了他的「本質」；按馬克思的說法是抓住了毛的活動「規律」。

為了權，他發動整風是處心積慮要反掉劉少奇、鄧小平在八大提出加強集體領導和發展經濟的路線；要反掉周恩來、陳雲反冒進的右傾保守主義。然而這是順民心、得民意的。他的那一套個人獨裁、階級鬥爭、急躁冒進創造奇迹、大搞政績工程，是為當世界革命導師掃清道路、奠定基礎。但他打出的旗號，卻聲稱整風是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云云，這當然完全不是出自他本人內心，而是投國人之所好，而且特別是由於抓住了整個知識分子的興奮點。於是就在此處設下引蛇出洞的陷阱。

二則，他對斯大林原是不滿的，認為蘇共二十大是揭開了蓋子、解放了思想。但它不要丟掉斯大林這刀子；這把刀子就是極權制度。所以他要維護斯大林，並據胡喬木說，他要以斯大林自居。（意思就是，斯大林不在了，以後我說了算。鄧小平對毛的評價和毛對斯大林的評價如出一轍；正是繼承了這個個人獨裁的衣缽。他說：毛在毛說了算，現在我說了算。）

三則，一九五六年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中表明，毛內心估計的形勢是，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但他撿起刀子為什麼不刺向修正主義，反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在講人民內部矛盾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屢次大批教條主義呢？只是到反右以後，經過篡改后才改掉那些批教條主義的句子，暴露了毛的真心實意是反對修正主義（敵人）、居心保護教條主義（好人）。

四則，整風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後提出的。而毛總結匈牙利事件的「基本」教訓是許多反革命沒有搞掉。而且他對黨內說，大學生、知識分子是希望中國出匈牙利事件的。毛澤東一貫反右，他清楚知道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在本質上是右的。他怎能靠這些人來幫助整風呢？這些人是反個人迷信、反冒進的社會基礎；是反對鎮壓匈牙利而主張民主改革的；是對反胡風懷著一肚子無名怒火的……事後證明，毛是要以「整風」為名，先把這些人「搞掉」，作為避免發生匈牙利事件的當務之急。

五則，反右後的事實還證明，他聲稱要整「三害」，全是虛晃一槍，根本什麼也沒整。而凡是響應他的號召批評「三害」，批評教條主義的言論，統統都被打成右派言論。隨後你就看見，「三害」之為害不僅有增無減，且加速度地越演越烈，竟而至於在中國大地成燎原之勢，至毛死而不后已。

六則，我為什麼要把歷史的進程從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完蛋之日起始？這是因為，毛雖然權力慾火光衝天，但他總不能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就給他摔了老盆吧！他急不可耐，要當世界霸主的「司馬昭之心」——就我所知，從哲學家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的第八章「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的論述，到我被監督勞動的所在公社一個婦女社員說：「蘇聯賣國了，毛主席要當世界人民領袖了。」便可說明——路人皆知！婦孺皆知！

文化大革命的興起，由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林副統帥，把毛澤東的狼子野心、主觀願望，一律宣布為客觀事實：「毛主席是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這樣，副統帥便把自己的正統帥宣布為世界革命導師了。

足證他整風、反右都是為此鋪路。而之後的讓人不可理解的三面紅旗大瘋狂，群魔亂舞、小丑跳梁，都是為了創造人間奇迹，好欺世盜名，為作世界霸主的登基而作醜態百出的綵排。司馬璐在《中共的歷史見證》一書的第一章《還中國共產黨史的本來面目》里，指明：「中共黨史，權力鬥爭是綱——以派係為核心，以路線為旗幟，以權力為目標。」（頁四一七）這就是中共黨史和國際共運史的實質。毛煞有介事地，以指責蘇共修正主義路線為幌子（旗幟），實則，他的居心（目標）是，國際共運領袖志在必得。不僅共產黨史，而且所有人類歷史都可以作證：任何一個人，當他不擇手段地、無限貪婪地、以追求私權為目標時；而以陰謀為手段，幾乎是自古華山一條路。

（八）金觀濤的「延安模式說」

眾所周知，知識分子並非一開始就主動投入大鳴大放，他們是在共產黨再三動員下才向黨提意見的。如果共產黨把知識分子提意見看作向自己奪權，那麼為甚麼要動員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除非我們把反右理解為共產黨為了剷除知識分子異己的陰謀，不然這是不合邏輯的。由於陰謀論同一九五六年「八大」前後中國寬鬆活躍的黨內外氣氛不合，大多數學者都不同意這種過份簡單化的看法。他們傾向於把鳴放起因歸之於毛澤東對共產黨的不滿，即一九五六年後毛澤東認為黨已經退化為一個保守、因循守舊的官僚機構，而恢復黨的革命精神的辦法是從外部對黨挑戰。這一任務首先落到了非黨知識分子身上。（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

對這段話，我作幾點分析：

一，「不然這是不合邏輯的。」就是說：「陰謀論」是合邏輯的。

二，難道「一九五六年『八大』前後中國寬鬆活躍的黨內外氣氛不合」，「陰謀論」嗎？要知道，毛澤東後來已經表明：「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毛澤東選集》五卷，頁四七七）

劉賓雁更是一語破的：「一九五六年的寬鬆，顯然又是毛澤東在那裡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三，關於「陰謀論」是「過份簡單化的看法」的問題。

金先生看問題和說問題，都很尖銳、明快，比之章立凡、朱正把反右歸因於「陰謀論」，說成是「簡單化」，他則說成是「過分簡單化」；李慎之說毛澤東迷戀一個「權」字，他則濃墨重彩地說，毛澤東迷戀的是「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是「意識形態最高權威」，是「霸權」。但他卻沒有揭示出：這就是毛澤東思想、言論、行動，「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的 「根據」、「本質」、「規律」。反而結合反右，說：從鼓勵鳴放到反右，「為甚麼不到半個月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會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向？我們認為，離開延安整風模式就很難理解這一點。一九五七年鳴放突然變成反右，只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中大民主轉向批判王實味之重演。」你要用延安整風模式來理解反右，當然可以。但是，用哪一點來理解他為什麼要採用「延安整風模式」，即那樣的「活動樣式和方法」呢？從事實上和邏輯上都證明，毛澤東完全是為了達到他所迷戀的那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意識形態最高權威」、「霸權」！至於手段么，就正如今天他回答反右說的：「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當年他回答關於「延安整風模式」，說：「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 錢伯城：《鄭振鐸一九五七年日記紀事》）可以再清楚不過地明示出：它們本質的一致在於目的和手段，目的的卑鄙性決定手段的陰謀性，從而不是否定，而是確證了「陰謀論」（即毛自己說的「陽謀」）。離開目的和手段，還會有所謂「模式」嗎？所以我認為「陰謀論」不是「簡單化」，更不是「過分簡單化」，相反，倒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是「深刻化」；而 「模式說」雖然也對，但「模式」畢竟是表層的東西，所以這樣看問題難免會有「過分表層化」之嫌。再說，從實質看問題，難道你還真的把「雙百方針」當成是個什麼正經完藝兒嗎？鄧拓早已揭穿：「是假的」。更何況我剛剛指出，文革旗手江青對此曾作過一杆子插到底的剝皮露骨的解說呢？——「百家爭鳴，一家作主，最後聽老娘的。」這裡有一句潛台詞，到法庭上才明白說出：老娘只是老爹的一條狗！

四，更何況，由於我們察覺到，毛澤東在對待與處理胡風與王實味問題上的同質性，這樣一來，是否反胡風運動也可以用「延安模式」來解釋呢？又及，此後的廬山反右傾，文化大革命，是否也然？「延安模式」是否成了一個筐，很多運動都可以往裡裝？

五，事實昭然，毛澤東八百輩子也不可能把整黨的「這一任務」，「首先落到了非黨知識分子身上。」 而倒是把最沉重的，蠻不講理的打擊，「首先落到了非黨知識分子身上。」這便是歷史給出的結論。

（九） 中外都有的「黨內壓力說」

這是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甚至於流傳到國外。現在首先就著國外的說法，來進行研究討論。一般地說，是兩種情況：一是國內搞的「出口轉內銷」；一是外國人搞的「進口——加工——返銷」。

英國記者，後任哈佛大學教授的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Macfarquhar），屬於后一種情況。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中指出：「無疑，一部分電報出自省一級領導人之手，談擔心批評的迸發，會使自己的下屬官員們威信掃地。有證據表明：至少有九個省的第一書記反對毛。這九個省擁有兩億五千萬人口，佔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在這些省份形成的反對派，業已成為毛在政治局裡的反對者的後盾……」

我總是覺得，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外國人談中國問題太隔膜；甚至於隔著不僅一層膜，而是一層靴，簡直是隔靴搔癢；更甚而至於是海外奇談。無怪乎外國學者終於發現，他們國家所了解的中國是「編造的中國」。

中國人論述此事，就不可能出現這道風景線：「在這些省份形成的反對派，業已成為毛在政治局裡的反對者的後盾。」——這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外奇談！是真正不了解共產黨。請你落實一下：這些省份反對派的成員都是誰？他們是政治局裡哪個反對者的後盾？恐怕沒有一個人敢承認。遠的不說近處看：作為黨的總書記，前後兩任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只是跟太上皇鄧小平沒有保持一致，就得下台，就是「分裂黨」！難道在毛的淫威下，還會讓什麼「反對派」存在嗎? 何況毛提出整風是要整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 是絕對名正言順的呢！我們都知道，當他的錯誤已到天怒人怨的時候，彭德懷等只是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提了點意見，他們也並沒有什麼反對派，僅此，就給他們捏了個「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罪名，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共詞典里，有的是「反黨集團」，沒有西方所謂的「反對派」。一時想不通的絕對會有，不同意見也絕對會有，但都形不成反對派，而只能「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如果要想和能夠保存下來自己的異見，除了善於偽裝，打著紅旗反紅旗，別無他途。毛澤東也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如造反派和保守派，看的是兩派，實際上都是「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又如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後者和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是一個性質，基本上是毛為打倒他們而扣的帽子，包括右派。總之，即便有「派」，也跟西方所謂的「反對派」根本不一道勁, 別有一番滋味。這是共產黨的「黨粹」。

再說，「這九個省擁有兩億五千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從語感上可以覺出作者非常在乎，誠然，如果是在西方，有兩億五千萬張選票反對你，那就不僅僅是形成壓力的問題，而是政治上完蛋的問題。可在中國,在毛澤東眼裡, 卻是250,000,000×0=0。你沒聽毛說過搞世界革命, 一開口就是死他三億人嗎? 當然在大躍進中餓死四千多萬人, 他更可以輕忽地說:「埋了做肥料!」

我這一分析，毛澤東推行整風受到過大的壓力才轉而反右的說法，自然便無法成立。試想，毛澤東在乎什麼壓力嗎？就不說，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遇到的壓力，從廣泛性到激烈的程度，比這回何止大百倍！單說，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失敗后，上自劉鄧，中間鄧子恢等多數省部級的幹部，直到最底層廣大農民社員，都要求實行「三自一包」。毛澤東力排眾議，大批單幹風，統統打了回去，連中央農村工作部都給撤消了，並對田家英說，在「三自一包」上，不能實行群眾路線。如果說剛才的數字兩億五千萬，佔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現在的數字絕對肯定，佔兩個百分之四十以上！往事歷歷在目，已經反覆證明，說毛澤東屈服於某種壓力，實在是不了解他一意孤行，一頭碰到南牆上，能夠頭硬到何種程度！

同理，該書說的「他製造了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信用差距……一方面他作為能洞察一切的中國革命舵手的聲望，由於整風運動，在黨員中間受到了嚴重衝擊；另一方面，由於反右運動，黨外人士對他的真誠，至少是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權威，產生了懷疑。」這隻是作者替「古人」擔憂。毛澤東只用一抹拉臉，說聲「陽謀」，便萬事大吉。

我接觸到的實際情況是，那些「三害」分子受到尖銳的批評，只是對批評者懷恨，對整風即便反對也只敢腹非。而一旦毛澤東發起反右，看「三害」分子懷著階級仇恨在反右前線衝鋒陷陣吧！而這也正是毛的預謀。碧眼高鼻的洋專家，是無法領略到共產黨權術文化的深邃的！

不僅他們的判斷有些是想當然的，而且據以立論的材料，有時侯也是不大靠得住的。例如，毛澤東在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時，劉少奇不在場，我想這肯定是毛澤東安排他去干其他工作，他不可能，也不敢如麥氏所說：「劉這種態度顯然是做給全國看的。毛在發表共產黨政權產生以來他或其他人關於政治問題最重要的講話時，劉卻不打算在這個場合出現在他的身邊。沒有一位《人民日報》的讀者不會得出結論，這是因為劉不同意毛所說的意見。」並且，麥氏把這時候他所謂的「劉毛不和」當作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也是在當年的《人民日報》上，我曾讀到揭發許良英先生的右派言論，他說劉少奇、彭真一線向毛主席施加壓力……後來我到農場勞動教養時，把此事說給一位從區長崗位上下來的右派，他大不以為然地回說：「他敢！」我才第一次驚奇地發現，竟然毛、劉的政治地位不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君臣式的！

還是讓我們來看看當事人許先生是怎樣說的吧:

請聽他（即麥氏）在《引言》中所說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裡有辯論，主席也可能被擊敗，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劉少奇「對機遇和個性使得黨的領導權落入毛的手中的情況有些忿忿不平。」他把「雙百」方針和鳴放說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結束語》中說：「毛的自由化政策試驗的失敗，是對他領袖威信和權威的沉重打擊。」「毛不現實地設想通過整風的形式就可以實現黨員品行上面的任何長期性的轉變。」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毛澤東與劉少奇於一九五七年的「不和」，其主要證據竟出於我的口。他引用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上我的右派言論：「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事實上，這句話並非我說的，是清華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我並不相信，只是向哲學所黨支部彙報過，想不到他們把它捅給《人民日報》，變成是我最嚴重的右派言論，「美聯社」也當作新聞報道了。這純屬誤會，麥克法誇爾卻把它當真，作為「毛劉不和」的主要根據。這本效法所謂「克里姆林宮學」寫出來的中國歷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九十年代初，我曾給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國內情，對報上宣傳的都信以為真，難免上當。我告訴他，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足以說明「鳴放」決非自由化，不過是一種「引蛇出洞」的計謀，他無法理解。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太「深奧」了，頭腦簡單的西洋人確實難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十七年之後才恍然大悟的。（《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八月號）

在國內有代表性的，是王若水先生曾把毛澤東發動反右的原因，歸之於，毛為了應付黨內反制整風的強大壓力。對此，我另作安排，另作辨析。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