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2日訊】 4.蔣介石背叛革命
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書目上，都印著「蔣介石背叛革命」這樣一個赫然的標題。而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亦都在這個標題之下，稱「中共領導北伐成功，大革命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便是蔣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這卻是一個彌天大謊和欲加之罪。因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國民革命就沒有失敗。第二、如果國民革命失敗，便沒有中共領導北伐的成功。因為大革命就是國民革命，北伐就是國民革命的具體內容和勝利進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稱國民革命失敗，無非是要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妄稱國民革命失敗以掩飾共產革命的失敗，由是它才需要製造一個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謊言，來充當自己失敗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壞和背叛國民革命的敗績。
當我們對中共已經重複了千次萬次的「歷史性謊言」，在邏輯上稍加清理之後，我們對蔣介石究否背叛過革命， 和究竟有沒有背叛過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論證得多了。
第一、從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的歷史來看，他投身的乃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他非但從來不曾背叛過自己一心相與的中國國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豐功偉績而作成了她的領袖。所以，指蔣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參加和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樁赤裸裸的栽贓。
第二、蔣介石除參加由孫先生創建的中國同盟會 —— 中華革命黨 —— 中國國民黨以外，就不曾參加過其他任何黨派，尤其是作為第三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如前所說，蔣介石作為一個同盟會員，一個國民黨人，他忠於信仰，堅於職守，功勳卓著，更無背叛之可言。蔣介石作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革命者，則同樣是在忠於自身信仰、堅於自身職守的前提下，為堅持三民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為保衛國民革命而反對共產革命，為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是舉世所知的反共先覺之一。由是可知，蔣介石作為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敵人，卻被共產黨指為「背叛」，則「叛」從何來？
第三、中共指蔣介石「背叛」革命，還有一層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謂三大政策，乃為蘇俄與中共所造。單就孫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孫先生亦向有採取這一做法的原則。孫先生一再申明的「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的話，以及孫先生在實行「聯俄容共」做法之後，曾一再堅持表明的「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堅持民權革命，反對階級專政」和他「堅決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態度，便是「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在這些原則下，蘇俄若真心助我國民革命，則聯俄；蘇俄若違背了此一原則，要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國的共產革命，則必須抗俄。同樣，中共若真心參加國民革命，則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參加國民革命，以行共產革命，直至公然反對和公開背叛國民革命，則非但不能容，而且還要反對之，清除之。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與中共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為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已經從竊奪國民黨黨權、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走向了反對、利用、破壞、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蔣介石本孫先生的遺教，因蘇俄和中共對孫先生的背叛而決心抗俄和清黨，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蔣介石對「聯俄容共」的態度而言，應該說，他從來就是「聯俄容共」的反對者。但因他深知孫中山先生是為「俄援」而聯俄，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卻數度「托故假歸」，消極待之。及至孫中山要派他這個最能幹的人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他考察歸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頭上，又在書面上，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彙報了他對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的看法，明言蘇俄有對中國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蘇俄對三民主義以及孫中山本人的攻擊和誣衊，並明確認為俄人是要借中國的國民革命，來達到它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制制度的目的。這既是他考察歸來即「托故假歸」的原因，更是他幾度赴粵，又幾度離粵，連黃埔軍校校長也不想做的根本緣由所在。若不是孫中山對他的器重，和他對孫中山與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這個校長大約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後的蔣介石，一是于孫先生在世時，為忠於先生，而自行韜誨，努力辦好軍校，盡力培養黨軍，儘量使之不受蘇俄的過度鉗制和中共的過分操縱，從而使俄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視他為眼中之釘。二是在孫先生逝世之後，於蘇俄僭權、中共篡權、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時，堅定地起而護黨，捍衛國民革命，直至走向決心抗俄清黨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像廖仲凱那樣發作過「左派幼稚病」，更不像汪精衛那樣發作過「左派權力病」。他無非是在無可奈何時，虛與委蛇；被迫還擊時，則旗幟鮮明；事關國民革命大業時，乃義不肯讓。由是，「蔣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語究從何來？而真正背叛了孫先生的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者，又為阿誰？ (本文選自辛灝年所著《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四章)
5．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在所有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都寫著：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中共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以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居多，而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則很少。為了讓中共在短時間內發展起來，俄共根據自身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而此時的孫中山因為建立新政府受挫，對於蘇俄多次派人來尋求合作的意願也未拒絕，但並不同意將國民黨更名為共產黨，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於是，蘇俄一方面命令全體中共黨員迅速加入國民黨，一方面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以此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而希望藉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採取了「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但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後，卻根本不遵從孫中山提出的原則，一方面，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界限，在國民黨內部製造左派和右派之分，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另一方面，中共借著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契機，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制了國民黨；中共還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中共黨員。
為了蘇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將民族利益置之腦後。比如當1924年7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國民黨公開指責蘇俄時，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人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援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地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這自然引起了國民黨員的不滿。在國民黨中處於上升勢力的蔣介石為了護黨，於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限制國民黨內共產黨的領導權，並進而提出繼續北伐，在數月之內統一了中國南方。
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1927年4月，鑒於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鑒於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推進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主張人民民權，反對共產專政，建立共和國家、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之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已為蘇俄與中共所毀，鑒於國民黨再度分裂、國民革命陣營內亂頻生，叛亂將至，北伐已經無以為繼，鑒於需要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和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政府，來領導國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蔣介石決心實行「清黨」，並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由於中共為奪取上海政權，一是在軍閥駐滬軍隊已經表示向北伐軍投降、上海即將和平解放之時，曾搶前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佈這個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二是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一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 三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因而，在國民黨中央監委已一致決定「清黨」以後，1927年4月12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13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持槍武裝集合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中共叛亂武裝當場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魯匪軍特遣證章。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 —— 上海總工會。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那麼，這次事變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變」呢？對此，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做了富有說服力的回答。他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誰？在共產黨的教科書裏,這個「反革命」就是國民黨，而今天在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時候，才發現這個「反革命」不是國民黨，因為那個時候的反革命只有一個人是軍閥，北伐打倒軍閥，就是在打這個反革命，在打這個打反革命的過程當中，第一，全國人民都是非常贊成和支持的；第二，凡是打這個反革命軍閥的，那他就是革命的，凡是不打這個軍閥的，製造混亂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麼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正在打這一夥軍閥，你怎麼能說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軍閥的過程當中，在史達林親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地破壞北伐,甚至於要用武裝暴動的辦法提出「南伐」，要打回廣東去，以阻止中國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統一全中國，你想到底誰是在逆革命而動呢？到底是誰在做著有利於北洋軍閥的事情呢？那是共產黨。」「歷史的事實是，中共明明要政變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革命新政權，卻將國民革命軍為保衛新政權而撲滅政變的不得已手段，不僅垢之為‘政變’，甚至反汙為‘反革命’，此亦無非是中共一己的‘邏輯’，即政治的謊言罷了。」
6．秋收起義
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把1927在湖南發生的秋收暴動繪聲繪色地描繪成了一次由他親自領導的農民起義。毛澤東是農民領袖的神話大半即源於此。但歷史的真實卻是另一回事。
根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記述，1927年4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史達林剛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頭號人物，他親自制定對華政策，要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桿子征服中國。
用槍桿子奪權，史達林早在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制它。蔣介石「清共」後，史達林命令中共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裏盡可能拉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史達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畫，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澤東舉雙手贊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桿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杆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1927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8月1日，在蘇聯顧問庫馬甯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史達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
毛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裏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8月15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毛沒有來，儘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只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16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18日，毛才姍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只好暍田裏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只求掙扎著拚到汕頭，不可能繞到湘南。
於是，毛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畫。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畫，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毛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毛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的是兩個蘇聯人。毛的積極可以在他8月20日給中央的信裏看到：「某同志 [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8月31日，毛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9月11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14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15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毛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調到自己手上。
可見，秋收暴動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就連中共湖南省委當年給中共中央的檢討也承認：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還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繫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畫好了這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歷來是土匪、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裏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百人馬，佔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靠收租徵稅過活。毛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根據地。
毛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于當土匪。毛擔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佈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給他取的。何後來回憶說，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菸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毛，因為毛是唯一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系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毛，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宣佈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離去，只不准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裏彌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裏就再也起不來了。
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只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毛起家的班底。（本文選自張戎所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7.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
在黨外，毛澤東與蔣介石爭天下，曾殺人無數。不僅如此，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他對自己的「同志」也同樣毫無留情，許多與他爭權或敢於挑戰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
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儘管毛已開始在中共黨內斬露頭角，但此時在江西進行軍事割據的他仍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他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當時的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因各種原因趨於尖銳化，毛在江西蘇區剛剛建立的權威因此遭到了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專橫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於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已經取得的權力，為了做江西蘇區的列寧，他巧借「消滅AB團」的名義，發動了一輪對黨內政敵的血腥清洗。
歷史上確有過一個叫「AB團」的反共組織。那是1926年11月8日，蔣介石率中路北伐軍攻克江西省會南昌後，發現江西的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完全被共產黨藉國共合作的名義控制住，當即指示國民黨中央駐南昌的特派員段錫朋組織起一個反共組織，以圖從共產黨手中奪回省、市黨部的控制權，這個組織就叫「AB團」。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後，這個「AB團」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為了製造整肅政敵的理由，以毛為首的總前委把贛西南中共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這場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8．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貫的說法，當年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但事實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此後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沒有一次與「北上抗日」有關。紅軍長征其實是一次大逃亡，與「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邊。
從1933年10月開始的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由於採取了構築碉堡群包圍「蘇區」、步步為營的戰術，不給紅軍打遊擊戰、運動戰的機會，使紅軍屢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紅軍元氣大傷。中共已無信心守住江西「蘇區」。6月10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突圍」事宜。周恩來提出，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向東北方，沿閩、贛邊轉移到沿閩、浙、贛邊，可以威脅國民黨心臟地區江、浙一帶。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贛粵邊突圍。周主張採取第二方案，毛澤東主張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懷贊同毛的意見。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顯然，這兩個方案均未將「北上抗日」考慮在內。
次日，中共「總負責」博古(注：原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中共首腦一般不再稱總書記，而稱總負責。)、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朱德、周恩來、項英、龔楚開會研究突圍的準備工作。這時，「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會議決定∶一，由方志敏率「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向衢州方面挺進，創造皖、浙、贛根據地。」二，組建第六軍團，「以蕭克任軍團長，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界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後的行動。」三，「將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
由此可知，「紅軍抗日先遣隊」並無抗日的任務，也無北上的意圖。中共組建「紅軍抗日先遣隊」，純為突圍打個招牌，與「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黨內留俄派首領，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為黨內頭號人物，實際是書生一個。「抗日先遣隊」的招牌固然響亮，可日本人遠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幾乎為零。軍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隊被擊潰，方志敏被俘，殘部退回閩北。第二先遣隊也折損大半，僅剩一千人與賀龍部會合。據龔楚說∶「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不過，若無博古那個主意，中共歷史上將不會有「抗日先遣隊」一詞，後來中共也就不會有紅軍「北上抗日」一說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後來竟給了中共一個用以自我吹噓的資本，或許不能說一無是處。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經湖南廣東交界處之通道縣，到達貴州黎平。在那裏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去向及立足點。會議決定「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這才有向遵義進軍之舉。遵義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顯然那時博古、周恩來一夥沒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紅軍奪得遵義，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聯絡王稼祥、說服張聞天，爭取周恩來，扳倒博古和那個蘇聯派來的洋人李德，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
2月初，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總負責」。他負責起草並主持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此決議也沒提「北上抗日」，只改變了其目的地：「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過低估計了四川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進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設想無法實施。他們只好邊打邊走，邊研究落腳點。6月12日，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在成都西北約一百多公里處的懋功地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小金縣）會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針，會師後的去向就沒什麼可爭論的。正因為無此考慮，雙方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張國燾主張西進，到青海、新疆尋求發展，或者南下，出長江，下武漢。張聞天這一邊主張，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而後逐步佔領四川、陝西、甘肅。6月16日，張、毛、周、朱聯名致電張國燾等，說「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可見，佔領新疆、打通去蘇聯的路，這一點雙方沒有分歧。張聞天們反對張國燾放棄四川西進的理由，不是因為日本人在東邊，而是因為西去千里人煙稀少，補充給養困難。張國燾固然不考慮「抗日」，張、毛、周這邊也一樣。
然而，由於兵力不敵國軍，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帶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也無法實施，紅軍被迫出川。9月17日，紅軍闖過天險臘子口，抵達甘肅岷縣哈達鋪。這時，中央再次開會研究前進路線，討論是往西打通往蘇聯去的路，還是到別的什麼地方。
此時，賈拓夫提出了到陝北落腳的建議。賈拓夫是個知識青年，年僅22歲。1934年初被"陝、甘邊區"黨組織派到上海去向中央彙報工作的代表。此時中共中央早已遷至江西。賈到上海撲了個空，便輾轉到了江西，並於10月間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
在岷縣哈達鋪，見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處去，賈拓夫便向毛澤東建議：去陝北。他告訴毛說，陝北有上萬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並且有一塊不小的蘇區。此時，中央紅軍總共才不到一萬人，一聽賈的介紹，毛澤東馬上說∶「有一萬紅軍就去，何況還有那麼大的一個蘇區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縣榜羅鎮（或屬通渭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賈拓夫特別被邀列席。在這個會議中，毛澤東們才作出了到陝北立足的決定。
會後，賈率領一連戰士和一部電臺，作為前哨，出發尋找陝北紅軍。在陝西甘泉縣，他遇見陝北党的領導人郭洪濤和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完成了與陝北黨組織聯絡的任務。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合。長征結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在長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所以決定去陝北……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注意，這裏毛澤東說的是「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而非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號是‘抗日反蔣」，「反蔣」是實，「全國革命」是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實，「抗日」不過是爭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總而言之，「紅軍北上抗日」一說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 （原文題為《紅軍長征真的是為了「北上抗日」嗎？》，作者丁抒）（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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