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大陸知識界展開了一場關於憲政問題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中，除了極少數極左派知識分子以所謂歷史、國情、特色等託辭為中共的極權專制辯護外，絕大多數都認同憲政的普世價值。這說明憲政作為一種價值已經被中國知識界普遍接受，成為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在關於中國憲政的路徑問題上，中國大陸的憲政派大多認為憲政和社會主義是可以兼容的，中共是中國走上憲政民主的主導力量，中國憲政民主的實現依賴於中共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完成。最近，中共中央編譯局的俞可平又提出了“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並不必然導致制度失控”，主張“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從基層民主到高層民主”的政改路線論。俞可平雖然迴避了憲政的概念，但在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與社會主義兼容以及中國自上而下的憲政民主實現路徑問題上，與前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憲政派可謂一脈相承、遙相呼應。我們姑且統稱其為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派。
毫無疑問，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改使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當然是一個最優選擇，秩序可控，代價最小，穩步推進。問題是：這可能嗎？中共會自上而下推動政改嗎？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派對此均沒有做出回答（中共也絕不會允許公開討論這一問題）。然而，這一問題卻至為關鍵。如果具有這種可能性，那麼，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派的觀點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他們幫助中共理清了憲政民主的認識，提供政改可供選擇的方案。如果不具有這種可能性，他們的觀點的意義就大打折扣了。不僅如此，還會帶來消極的後果。它使人民無限期陷入對中共推行政改的幻想和期待當中，間接地為中共現行體制的合法性做了隱蔽的論證，從而阻礙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
本人以為，中共自上而下進行一些邊緣性的政改是有可能的，例如中共所謂的行政改革即是如此。但是，期待中共推動實質性的政改，如實質性限制權力特別是中共自身的權力，或者真正落實民主選舉（包括中共內部的民主選舉），或者真正落實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政治權利，則不具有任何可能性。期待中共自上而下推動實質性政改，無異於與虎謀皮。
第一，專制和極權是中共的基因，中共一脈相承的反憲政、反民主理論教義決定了它不可能自上而下推行憲政民主。從中共奉為教父的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再到中共的歷任黨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儘管中共的理論教義千變萬化，但“專政”是中共一直堅持的根本。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歸根結底都是一種為共產黨獨裁專制提供合法性論證的理論，都是與時俱進地維護中共一黨獨裁的理論。中共可以在奪權時期，策略性地鼓吹憲政民主以收買人心，也可以為了維持其政權在憲政民主之前加上諸如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等修飾詞以欺騙民眾，但中共從來沒有改變其一黨獨裁專政的理論內容。今天，中共也使用民主、法治的概念，但中共所說的民主和法治是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辯證統一的民主和法治。中共所謂的辯證法實質上是變戲法，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民主淪為了民意測評，法治淪為了中共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治民。
歷史上，專制的政黨自上而下推動政改以實現憲政民主的先例並不鮮見，中國國民黨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國民黨之所以能夠壯士斷腕般地自上而下推動憲政民主，原因是很複雜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在理論教義上是讚同憲政民主的。國民黨的理論教義中，軍政、訓政只是臨時性、過渡性階段，憲政是其最終目標。所以，在國民黨施行一黨專政時期，其內部或者外部有人批判一黨專政、提倡憲政民主也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至多被冠上不合時宜或者急躁冒進之名而已。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則不同，一旦有人批判一黨專政或者提倡、推動憲政、民主，馬上就會觸動共產黨最為敏感的神經，就會受到中共的殘酷打壓和迫害，即使其黨內高層也不能倖免。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可以說，專政獨裁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基因，除非發生基因突變，共產黨自上而下的憲政民主改革沒有任何可能性。
第二，中共對自身的上帝黨自我定位及其政教合一的政權模式，決定了中共不可能自上而下推動憲政民主。中共名義上是政黨，實質上是宗教。中共不僅公開聲稱自己是一種信仰，而且中共符合宗教的一切特徵。宗教的神化教主、真理化教義、玄設天國世界、教徒對教主及其教義的頂禮膜拜、組織體系、宗教儀式六個特徵在中共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馬恩列斯毛鄧等都被賦予了教主的地位，其理論也被視為顛覆不破的普遍真理，黨員如同教徒，對教主敬仰崇拜，黨徒對教義只能領悟學習不能置疑批判，玄設天國般的共產主義，自上而下的黨委組織體系，各級黨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等教職人員，入黨宣誓等儀式。試看古今中外，有哪一個政黨將其自身堅持的一套理論體係作為普世的真理寫入憲法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強制性通過教育、媒體等方式向國民灌輸。透過現像看本質，中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宗教組織，中共政權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壟斷政治、經濟、思想等一切權力的政教合一政權。
不過，中共作為宗教又和一般宗教不同。一般宗教的教義往往教人清心寡欲、慈悲善良、提昇道德境界。共產黨恰恰相反，無論從理論到實踐，其都是一個反宗教、反道德、反人性的力量，具有濃厚的邪教色彩。教義上，崇拜物質和權力的功利主義、階級鬥爭、道德虛無主義，充斥於共產黨教義體系的字裡行間。實踐中，中共從其成立到現在，包括內部清洗和外部絞殺，導致總計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如此反人性、反道德、反人類，不是邪教又是什麼？邪教終歸是邪教，邪教統治國家就會不可避免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共邪教治國導致生靈塗炭自不必說，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共號稱最為輝煌的歷史時期，也造成了天安門六四屠殺、迫害法輪功等嚴重的人權事件。 80年代以後，中共邪教面臨人心盡失、經濟崩潰的困局，為了自救開始給國人在經濟領域鬆綁，中國人民憑藉勤勞和智慧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由於中共的邪教型政教合一體制的延續存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中國造成了貧富懸殊、腐敗橫行、道德淪喪、稅賦沉重、文化沒落、環境破壞等嚴重問題。中共邪教，罪莫大焉。只要中共邪教統治中國一天，中國的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
當然，如果中共能夠幡然悔悟，洗心革面，主動推動憲政民主的改革，還權於民，當然是一件好事。不僅中共自身歷史上的罪惡能夠得到救贖，其邪教之名得到洗刷，而且中國的憲政民主之路也會理性漸進進行，平穩過渡。但是，邪教就是邪教，中共這樣一個邪教型政黨推行憲政民主，就像毒蛇不再放毒而是開始釀蜜一樣，那是萬不可能的事情。俞可平所說的“推進民主並不必然導致秩序失控”，對於如此簡單之理，中共及中共的高層何嘗不知？對中共而言，憲政民主不是不可為，而是不願為，絕不為。社會主義憲政派所謂一黨專政可以和憲政兼容之說，俞可平提出在堅持黨的領導的招牌之下“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從基層民主到高層民主”的政改路線之論，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方案，但中共斷不會採納和施行。中共十六大提出所謂“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一方面是掩人耳目，另一方面是中共內部權鬥的措施而已。如果以為中共真正把“一人一票多數人決定”為核心內涵的民主當回事情，那就大錯特錯了。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在上世紀40年代就大談特談憲政民主而今天的中國大陸卻離憲政民主越來越遠，中共在十六大就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這一響亮口號而今天卻沒有絲毫進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實，憲政民主之路千千萬，又何嘗必須從黨內民主以及基層民主開始？放鬆網絡管制、放鬆新聞出版管制、大學的自治等等，這些推進憲政民主的方法都不必然導致秩序失控。抑或將大學的思想政治課從必修課變為選修課都可以實質性推進憲政民主，這也談不上什麼影響中國的秩序問題。這些秩序可控而又行之有效的推動憲政民主之策，中共為什麼不去推行？那是因為，任何一種實質性推進憲政民主的辦法都必然會導致中共權力的削弱甚至喪失，這對視政權為其最高利益、視執政為其製度底線的中共邪教黨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第三，中共體制內既得利益者的集團化、家族化決定了中共整體上缺乏自上而下推行憲政民主的意願和動力，相反會死守一黨獨裁的專政體制。中共經過60多年的獨裁統治，鑄造出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由成百上千個大大小小的權貴家族所組成。這一集團是中共獨裁統治的直接受益者，他們壟斷著國家的政治權力，掌控著國家的經濟命脈。既得利益集團依賴中共獨裁體製而生，靠中共獨裁體製而維持，與中共獨裁體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而他們不遺餘力地去維護這一體制。儘管這一集團內部也會產生各類利益爭奪和矛盾，但在維護中共獨裁體制上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80年代的經濟改革，普通民眾會從中受益，中共當權者更會受益，甚至受益更大。因而，這一改革能夠暢行無阻。然而，憲政民主改革實質上限制公共權力、還權於民的改革，受益的是民眾，受損者是既得利益集團。公共權力掌控在既得利益集團手中，自上而下的憲政民主改革無異於是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革命。這如何可能？我們不排除既得利益集團內部的良知尚存者俱有捨棄自身的利益、推動憲政民主的意願，但其能捨棄家族利益嗎？其家族能同意嗎？其他既得利益集團成員能同意嗎？顯然很難得出肯定的答案。所以，我們看到中共的政治文件及高層領導頻頻提及政改，但真正實質性政改卻從未推行，要么是空喊口號愚弄民眾，要么就是避開實質修修補補。
中國知識分子寄希望於中共自上而下推行憲政民主，意願可謂無比善良，用心可謂萬般良苦，但其最終結果必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他們忽視並迴避了這一路徑是否可能這一根本性問題，更沒有深入去思考中共到底是什麼這一重要前提。中共反憲政、反民主的基因、中共反人性、反道德的邪教本質及其政教合一的政權模式、中共體制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阻礙決定了中共不可能自上而下去推行憲政民主。
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派的善良願望最終成為中共利用的對象，他們對中共一黨專政、政教合一的繼續存在提供了理論註腳，使國人陷入對"中共會變好"這一無限期的幻想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派是好心辦了一件壞事。中國知識分子應當自覺擔起社會良心這一角色，拋卻個人的一點點私利，理性冷靜地認識中共的本質，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從內心真正丟棄中共，清醒而又智慧地傳播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和知識、揭露中共的歷史和現實的真相，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為憲政民主做出貢獻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