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9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一，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在中蘇論戰的「九評」中，《一評》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二評》說：「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鄧小平指責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為什麼人都死了，還要這樣醜化他呢？」（（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頁二四零。）毛澤東說：「他們不要這把刀子，我們要拿起這把刀子，我們要充分使用這個武器。你們蘇聯反史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 」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一一一）

毛澤東要擁護斯大林；這是為什麼呢？王若水先生在《毛主席與他的世界共運領袖之夢》一文中有清楚明白的敘述：

「文革」的發生是突然的，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念頭卻是醞釀已久的。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們必須多費一些篇幅，從五十年代的「斯大林問題」談起。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領袖。誰來代替他的位置呢？這個人要有長期領導革命鬥爭的資歷和豐功偉績，要有卓越的領袖才能和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以及由此而來的崇高威望。這樣的人本來應當由蘇共的領袖來充任，因為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而無論是斯大林指定的繼承人馬林科夫（他很快就下台了）還是後來掌權的赫魯曉夫，都不具備這樣的資格。

在斯大林死後，世界上活著的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和毛主席相比。以毛這樣的性格，產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雄心，這是極為自然的。幾十年中，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盛行著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斯大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論的絕對權威；現在該輪到毛主席了。

實際上，赫魯曉夫並沒有全部否定斯大林的功績，也沒有徹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卻妨害了毛主席，因為毛正要搞對自己的崇拜。這才是毛的真正所「懼」。

毛也不會不想到，「肅反」的錯誤，他自己也不是沒有犯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一年，毛在贛西南搞肅清「AB 團」的運動，殺害了一大批無辜的革命者。紅一方面軍四萬多人中就殺了幾十個團長，打出四千四百多AB 團分子。紅二十軍幹部，從軍長，政治委員到副排長以上幹部，共七百多人，都被當作AB 團關押，先後處死。紅二十軍番號取消，戰士被編入紅七軍。一支英勇善戰的紅軍隊伍，就這樣全軍覆滅了！地方的情況更糟。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 團分子。永新縣被錯殺的約一千八百九十人。遇害的還有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等人。這個大冤案一直沒有平反。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搞「審干運動」，也弄得草木皆兵。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清理出「特務」多達一萬五千多人，有的單位清理出的「特務」 超過總人數的一半。雖然這主要是康生執行的，但身為總學委主任的毛主席是無論如何不能辭其咎的。

現在，斯大林已經不再是毛的阻礙，赫魯曉夫也沒有被毛看在眼裡，可是對個人迷信的批判，卻妨礙了毛主席。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種世界性的萬人膜拜的威風。儘管那時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已經在中國流行，可是和蘇聯對斯大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規模上卻是瞠乎其後的。

毛主席要保護自己，就要保護斯大林；他要為自己樹立斯大林在世時享有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就要想辦法為「個人崇拜」翻案。

王若水的文章說明三個問題：一是，毛要當世界領袖，讓世人對他個人崇拜。二是，毛怕人們在斯大林的鏡子里，看到自己更加瘋狂地殘害「階級敵人」和黨內異己的血腥罪惡，會對他進行譴責與清算。三是，毛要維護斯大林的根本制度。因為只有這個制度，而不是別的任何制度都能夠實現其無限膨脹的領袖慾的。這也就是他自始至終「一邊倒」向斯大林主義的原委。

起先他還假惺惺地表示贊同在中共八大上反個人崇拜。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指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表示「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後來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毛乾脆赤裸裸地講：「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隨聲附和，要打倒個人崇拜。還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斯大林正確的東西也還要崇拜。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政治局只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只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是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還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

許多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和中央委員們的競相歌功頌德，發言說：「對於領袖應當無條件地信任，特別是經過幾十年實踐證明，中國不存在個人崇拜的問題，要更加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

「要宣傳毛主席的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內奸和工賊，後來死無葬身之地的劉少奇當時在會上發言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更有甚者，他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竟說:

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柯慶施更高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見斯諾時，說：「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

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到勝利的終止。」毛澤東說：「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

毛澤東這裏說的「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就是他為自己蓋棺論定的，終生做了的兩件事。前者是建立黨天下，後者是建立毛天下。右派反的是黨天下；反右派是鞏固黨天下。反右派是屬於前者，即「第一件事」，文革屬於後者，即「第二件事」。所以，反右與文革，管在形式上有多少雷同之處，而在本質上，在概念上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對二者關係的許多錯誤之見，都由於對此本質的混淆不清。

在毛澤東本人對個人崇拜的鼓吹下，在林彪，柯慶施，康生等人帶動下，中國的造神運動大大超過蘇聯，而於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前無古人！

一九五七年，右派卻對「個人崇拜」發起了「猖狂」的進攻，茲舉一二：

民主建國會成立於一九四五年，章乃器是主要創始人之一，「民建」在一九四九年前為爭取中國的民主化做了大量工作，建國后章乃器被任命為糧食部長，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卻被打成 「極右分子」，撤了部長職務。主要的根據是章乃器當時說了不要搞個人崇拜，說對毛澤東也不能搞個人崇拜。現在看來他的講話完全正確，但是他戴著右派帽子過了二十二年，「文革」被打得遍體鱗傷。（孫文廣：《「民建」座談會發言紀要》博訊自由發稿區）

首發在《觀察》的曉楓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澤東偽馬列面目的女英雄》寫道:

二十二歲的四川大學學生馮元春以極其平靜的聲調在鳴放辯論會上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后的統冶階級組成的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他們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通過的『憲法』僅是一紙空文，毛澤東要想怎麼干就怎麼干，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

她就著「高鐃事件」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麼？高饒沒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團也沒有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她繼續說：「我們再來看看共產黨，這個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再無存糧，今後要是發生一點災害便會餓死人。再看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她就著胡風事件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還把別人朋友之間的來信公布出來，說是反革命罪證。這不是毛澤東公然破壞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為皇帝，他說：「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 許行：一九五七年學生民主運動尋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時，明確表示：「斯大林執政時期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

《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載：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陳新桂認為目前「鳴」「放」中有五種顧慮。他說：其中有人根本懷疑整風有何用處。儲安平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提出「黨天下」、「一黨治國」。儲安平的話還沒有說完。在蘇聯以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專政。把黨外人士看成異黨分子，這樣，不出宗派主義就很奇怪了。這是個理論問題：如何一黨專政？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如何監督？這要毛主席繼續發展了。在延安整過主觀主義，愈整愈厲害，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著名的右派、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說: 「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為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思憶文叢:《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

「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他殺了那麼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錯誤，二次大戰不一定起來。不是斯大林的錯誤，赫魯曉夫領導的十萬人也不會全死掉。」「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同上，《 在北大的第二次發言》）

北大學生王書瑤說: 「正是蘇聯人民對共產黨可能發生的錯誤領導喪失了任何警惕性，認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蘇聯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錯誤和犯罪得以實現，而中央權力極大這點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見，今天在我國廣泛流行著的對共產黨的某種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同上:《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

北大學生群學說：「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懸殊，就必然地要產生個人崇拜。」「 首先他們強調了一個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並予歌頌、讚美，進而把它的作用誇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個黨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絕群眾的意見，而當把黨的地位異常特殊之後，再就進一步推崇個別高級領導人員，以至發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話，全部理論基礎是：歷史主要由個別政黨所創，而政黨由領導者所創，一切及時指示奉若神明，否認了群眾的主要作用。」（ 同上: 《論「個人崇拜」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因為這些老少男女右派們都信仰民主自由，都反對極權專制；因而，反對個人崇拜，個人獨裁，簡直是他們的天性！而反對個人崇拜的性質，歸根結底是反對「黨天下」。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