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8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五）「因素」說：遠因和近因

有一本研究反右派鬥爭的專著，書名起得很醒目：《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如果從這個書名引出鄧拓的結論：「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那會是很好的。可惜！可惜！他在對赫魯曉夫上述言論抨擊中，顯示了一種與此絕然相反的意思：這當然只是一種懷著敵意的情緒化的評論，把本來很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他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

「國內一些研究者持有類似的說法。他們的理由是：……」筆者刪去的那些「理由」，大致上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毛澤東那些充滿殺機的對內講話。為了避免重重複復，故而刪去。作者的說法是：「但是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卻不能說這時他已經在計劃開展這場鬥爭了。」（《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五四零頁。）

好一個「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好一個「因素」！

要是當真地來追查「因素」，早在中共建國前夜，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一三七四。）

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同上，頁一三七五）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舊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同上，頁一三七六）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里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同上，頁一三八四）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裡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頁一三九八）

上述這些話，跟毛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 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相對應，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繃的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定為了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慮，到反右時，就定性為「反動派」了。作為「因素」，為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

或有人問，他既然是一個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敵，那他為什麼還能提出：「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和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呢？ 他還標榜開明地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二七九）。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來，按他「有意識地」，並不是「留下民主黨派」而是正好相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 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見，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複電表示反對，毛才改變初衷。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

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朱正《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

這裏明確無誤的作出「反右」的界定，「反右」的決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說，上述這些話，如：「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是造成 「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的歷史根源，是從長計議的話，那麼，他現在搞的大鳴大放：「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圖窮匕首現；就是時候一到，一切全報。與其像毛澤東說的，反右派鬥爭，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話；倒不如按著歷史的本來面貌說，叫做「蓄謀已久的陰謀得逞」，更合事實。

「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金鐘《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二零零三，十二）可見毛早把民主人士當作鬥爭對象，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按其盤根錯節，毒根很深來說，更可以追溯到：

早在毛澤東在一九二五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王丹在訪問許良英的《撥開「反右」運動的歷史迷霧》中說：「此文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一九二六年二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一九二六年三月的《中國青年》第一一六-一一七期，一九五二年重刊于《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識分子分為三類:（一）, 『反動知識階級』, 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 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敵』。（ 二），多數『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小知識分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王丹說: 「這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濫調的濫觴。」（王丹：《我們在寫歷史》第一四四頁）

一九五八年，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為：后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散見第一三六-二一二等頁）可見，毛澤東後來的通過鳴放讓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而且態度誠懇得出奇，是要「逗」出「從右的方面出發的」意見來的。這一點，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後續步驟是陰謀或陽謀，可作另議，但從早前到晚近，一直是懷有「預謀」這一事實，已為歷史所確證。可見毛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盤根錯節，毒根很深，很深。

事實上，自「解放」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運動，都具有反右派鬥爭、鬥爭民主人士的因素；而反右派運動，究其本質，仍是屬於反「民主個人主義」的範疇。簡直可以把上節引用毛的那句話，改述如下：「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有那麼多民主個人主義者沒有搞掉。」

「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該書作者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向黨表明，自己雖被錯划為右派，受了很大苦難，但絕對沒有「懷著敵對的情緒」，甚至懺悔當年包括自己在內的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致使「弊端」沒能「消除」成，辜負了偉大領袖「確實有」的「願望」？其實大可不必。邵燕祥在該書「序」中 說：「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

一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九年後發生了，一革革了整十年，付出了中共組織癱瘓、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上億人受害的代價，總算徹底實現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他讓世人看到了毛「消除」的到底是什麼「弊端」！

我不能不驚嘆、感佩鄧拓的先知先覺。他在中國沒有付出文革的代價前，甚至沒有反右前就說出了這樣的話：「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政策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在鄧拓「更相信」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更」字。孰料，以「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作為著書立說之「眼」的作者，竟然指責別人「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夫「確實有」者，蓋非鄧拓所說的「假的」也。「假作真時真也假」，這該叫讀者說什麼好呢？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與毛相反，當時劉少奇的諸多言論和行動，似乎倒可以說明他對於整風是抱著「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至於毛澤東，他整風是假的；真的是一場包藏禍心的，充滿殺機的大陰謀。

至於說到近因，也是說來話長。毛澤東曾說過：我們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 斯大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國黨都牽涉到了。

對蘇共「二十大」……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他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 閉口匈牙利。這一下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 （《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三三三-三三四）「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頁三三八）

所以，講近因，主要地是三個事件：一，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二，波匈事件；三，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