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7日訊】一個強國的「權力正方型」
中共北京政府近年來對內殘暴維穩、對外飛揚跋扈，是因為它「不缺錢」。專門研究金融貨幣歷史的哈佛教授尼爾‧佛格森也被財大氣粗的中國政府搞得有點迷糊，以至提出了「中美共治」的古怪概念：Chimerica（China和America雜交成的怪物）。但不要忽視，佛格森在他的名著《金錢關係》（The Cash Nexus）一書中明確提出，一個世界政治、軍事大國的崛起和維繫靠的是金融權力，而金融權力來自於制度構建創造的制度優勢。以此觀察，當下中國正在爆發的貨幣金融危機實際上反映的是深層次的金融體系危機，它有可能引發全方位的政治制度危機。
佛格森提出了著名的「權力正方型」：一個強國的金融體系由四大支柱構建而成。首先，一個國家要有一個專業的稅收體系。其次，要有一個民主的代議機制來決定稅收和開支，並賦予政策和體系合法性。第三，有一套複雜完備的債券發行體系，包括財政系統、銀行中介、債務評級機構等。最後，要有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來管理和監控債務和貨幣的發行，尤其是通過獨享的貨幣發行權獲得鑄幣收益，同時控制通貨膨脹。綜觀全球爭霸史，佛格森發現，法國屈服於英國、蘇聯敗給美國，無一不是基於這套「權力正方形」優劣較量的結果。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財富的急劇增加首先源於中國人生產力的解放和創造力的爆發。但我們也不應忽視「財富效應」因素。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貨幣化和金融化，人們手中的錢增多了，造成財富增加的幻覺。比如，觀察中國經濟貨幣化的指標（「廣義貨幣量」佔GDP的比例，M2／GDP），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帶來的財富效應。在一九七八年，這一數字是百分之三十一點九八，到二○○八年已躍至百分之一百五十七點九七，現在已接近百分之二百（而同期美國只有百分之六十七）。同時，全國樓市的總值已經超過GDP總值的二、三倍；而據說空置房的總值也超過了GDP。正是在賬面財富增長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政府像一個超巨型賭局的操盤手，把攫取之手伸進了社會，變著各種花樣，像抽水機一般汲取民間財富，滋養出一個巨型腫瘤國家。
「泰坦尼克號」巨輪的風險
與「權力正方形」的制度構建背道而馳，中共從未建立代議體系，直至今天憲政理念還遭受圍剿。「無代議、濫徵稅」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特徵。但在費、稅、罰款滿天飛的總體格局下，一方面又有農民不斷抗稅，以至中央政府在二○○六年廢除了農業稅；另一方面又有既得利益集團強力抵制徵收房地產稅。對維持政府的收入，公有體制其實比稅收體系更重要。由於黨國控制了經濟的所有權，掌管債券發行的財政部和各級地方政府及融資平台缺乏透明度、公平性和責任心，中央銀行也沒有獨立性。如果說財政部是黨的財會，中國人民銀行就是個出納。
雖然整個國營經濟部門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財政軟約束」仍未擺脫，「財政硬約束」仍未建立。貪腐纏身而又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能在二 ○○八年後的「國進民退」中獲益，靠的是權力的後台和銀行的輸血。而中國的銀行儘管受到政治干預以至壞帳可能拉垮整個銀行系統，帶來銀行危機，但幾次威脅都是有驚無險，靠的是國家財政買單、國家資本管制和國有銀行壟斷盤剝居民存款的特權。黨國的所有體制不是通過部門責任實現優勝劣汰及提高制度效率和競爭優勢，而是通過層層的捆綁和背書，最後結成了一個巨型逐利共生體。猶如「泰坦尼克號」巨輪未能將風險分散化，最終導致滅頂之災，「中國號」豪華巨輪也把它的終極安全押在了「大塊頭的優勢」上，而忽視正在到來的危機。不知不覺中，中國經濟巨輪正要撞上致命的冰山。
對於「泰坦尼克號」似的中共龐然大物，任何個人、區域的反抗或者具體部門和產業的危機都難以撼動它的根基。但它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對社會全方位的干預，每天都在消耗它的資源（例如：軍費、維穩、公務員開銷、貪腐、面子工程、災難事故和污染帶來的資源浪費，西藏、新疆、地下教會、法輪功和上訪人群的反抗）。既然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而且其使用還受到邊際效益遞減的約束，只要有全方位的危機，黨國的政體安全恐怕不保。近期銀行系統的流通性危機正是這樣一種全方位的挑戰。
新一輪亞洲金融風暴已顯端倪
十幾年前章家敦發表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和他的系列文章早已把下述結論闡述得非常清楚：中國銀行危機和由此帶來的金融風暴不可避免。在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金融研究權威尼古拉‧拉迪再次警告中國面臨的諸多結構性失衡：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內需和民間消費疲軟甚至萎縮、能源和原材料的低定價、生產能力過剩、房產投資出現泡沫、外匯儲備過大、金融體制繼續受到抑制、銀行爛帳和灰色信貸項目急劇增長，等等。但中國政府沒有理會「任何危機都不能被浪費」的道理，未能趁機借用外力動大手術，實現經濟內部結構的調整。相反，因為對政治安全深層的焦慮，政府大手筆投入四萬億救市，繼續加深了上述的不平衡。當美國經歷了「創造性的破壞」並在二○一三年後半期開始看到危機的紅利，中國經濟卻開始步入地雷陣。引爆全方位危機的正是房產泡沫的破滅暴露出灰色信貸項目的問題，引起資金鍊條斷裂、銀行流通性短缺，以此造成的民眾的恐慌、擠兌和攜款外逃風潮。它把現體制下得利最多、因而也最保守的有產階級拋進恐慌之中。
六月，中國銀行界進入動盪。首先市場傳出光大銀行向興業銀行拆借的六十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出現違約。兩家銀行都出面否認。後有媒體「二十一世紀網」報道稱，中國銀行違約，無法支付，資金缺口達千億規模。後來這一消息也被收回。中國工商銀行在月底的一個週末出現系統「癱瘓」，櫃面取款、自動取款機、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等業務辦理均受影響，多個網點貼出「機器故障」的告示。一周內，銀行間互相借款利率從百分之四點八飈升到百分之十三，而最高曾到百分之三十的高利貸利率。全國的股市因此受到重創，股災爆發。全球股市也跟著動盪起來。
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的發展戰略更加側重亞洲，但現在從韓國到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新的一輪亞洲金融風暴已顯端倪。中國寄希望於「金磚國家」共度難關，但印度、巴西、俄國也已進入經濟停滯、社會動盪階段。逃過二○○八年金融風暴一劫、被世界看好的土耳其也出現社會動盪。今年上半年出現的經濟下滑是否也意味著中國在劫難逃？由於中國政府大規模掩蓋和扭曲政治、社會、經濟和金融信息，信息無效率使任何外界預測都沒有可靠基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信息失靈是與金融風暴一樣的整體性危機。如果二者惡性互動，必將帶來全社會的人群失向和心理恐慌。說到底，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都是由心理危機引發的。如果「吃喝嫖賭全報銷」都難以激勵各級官員為黨國分憂解難，現在要過緊日子，中南海的決策者不能不擔憂政權的未來命運。
文章來源：《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