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5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五 「變卦說」中眾說紛紜

如果說，上面的條分縷析是從正面直接論證「陰謀」的客觀存在，那麼，「變卦說」還可以從反面，曲折地使「陰謀說」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一） 李維漢的「出軌說」

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出軌說」與預謀說中的「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互別苗頭。也就是說, 他把毛澤東的「陽謀說」也同時予以否定了。他說: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彙報。五月中旬，彙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彙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彙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彙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回憶與研究》下）

這裏，一是更充分地暴露了毛的所謂「陽謀」，是極端虛偽的。直至後來，毛還給他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有人說，你這是搞陰謀，讓我們大鳴大放，現在又來整我們。我說，我是搞陽謀……我們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們不聽，硬照你們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辦，怎麼說我搞陰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一八九）還說：「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同上，頁一八八）如果真如毛所說「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那為什麼作為「陽謀」主要實施人的中央統戰部長都不知道會有殲滅出籠的牛鬼蛇神、出土的毒草，即反右派呢？當他覺察出毛的這一招時，趕緊讓孫起孟去做黃炎培的工作，黃才沒有鳴放下去，免予中毛的招而划為右派。歷史證明，他說的「男盜女娼」乃夫子自道也。這是指他政治上的流氓行為；至於他生活上的「男盜女娼」，這裏暫且存而不論。

二是眾多關於反右派的論著，都把李維漢的回憶錄作為權威論據，認為是從五月十五日毛才開始變卦的，而變卦的原因乃是出軌論：「放出了一些不好的東西。」更具體說，是羅隆基的鳴放——「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外行領導內行」，才促使毛下定了反右的決心。李維漢「彙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時間在五月十一-十二。這時毛就把鳴放定性為「是敵我」。 而在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下達了「引蛇出洞」的文件。

所以，所有認為五月十五日毛才下決心反右的人，統統是自欺或欺人，起碼是誤會了毛澤東。因為，陰謀決不能只靠他自己孤軍奮戰，而要靠全黨、全民去實施。他必須把所懷的鬼胎，有步驟地，一股兒一股兒地向人們去泄露天機。所以，五月十五日只是毛捕捉到手的時機之一，是流，不是源。

陰謀與陽謀最外在的表徵在於，是偷偷摸摸地干還是正大光明地干。《事情正在起變化》這個謀划，不僅沒有告訴敵人，恐怕連部長先生當時都是被蒙在鼓裡。因為毛在清樣上批道：「劉、周、朱、陳、彭真閱。如認為可用，請尚昆印若干份，發給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負責同志。退尚昆辦。」在他們圈閱后，毛又批：「尚昆同志：此文請即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並印送各省、市委、內蒙黨委，新疆、西藏不要發。北京及外地各發多少份為宜，請加酌定。」於六月十二日，毛在印發件上，又一次加上曾寫在清樣上的八個字：「內部文件，注意保存。」毛還加寫了這樣一行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為什麼如此鬼鬼祟祟？這是在搞「陽謀」嗎？

李維漢論述問題，語言是溫和的，沒有張牙舞爪的「猖狂進攻，殺氣騰騰」的昏話。但把反右歸罪於知識份子的咎由自取，這種撒謊乃黨性本身應有之義，除非你不當黨員。所以，對這類回憶錄，不可全不信，更不可全信。

（二） 毛澤東的「猖狂進攻說」

這是毛澤東用來欺騙人民，作為反右派正當性的說詞的。所謂「反右派」，就是「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寫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作為向中共最高層發出反右信號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其中提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

由於這個調子是毛澤東定的，所以不僅是甚囂塵上，簡直是一切媒體及所有公開場合的輿論全然一律。同時它又是毛澤東整個反右陰謀中關鍵性的一舉，即為的是「出師有名」。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有必要從頭細說。

能夠就近和長期觀察毛澤東的李志綏醫生說：「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那時劉少奇被開除出黨，並已死亡，鄧小平被撤職）毛的思想成為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一一一）

這要從蘇共二十大說起。在大會即將結束時，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個人迷信及其後果》，譴責「歷史上最凶暴殘忍的罪犯」——獨裁者斯大林。 李志綏寫道：「赫魯曉夫突來的舉動使朱德（中共代表團團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電報請示時，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可見朱德和赫魯曉夫都靠不住。』」 毛又說：「你們蘇聯反斯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同上，頁一七四）

毛用陰謀伎倆來騙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赫魯曉夫的反應是，毛說這話是在「哄騙我們」，「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 《赫魯曉夫回憶錄》頁六五九）

李志綏回憶道：「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台聽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毛的確有理由覺得中央在壓制他。劉的政治報告和鄧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讚揚集體領導路線，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進一步向黨代表保證，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個人崇拜。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黨領導要他交出權力。

「跟隨赫魯曉夫起舞，頌揚『集體領導制』的基調，特別令毛不安。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實施集體領導制，那表示領導人之間地位平等，所有重大決策將經集體裁決。毛的重要性便會銳減。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個人崇拜。」（ 同上，頁一八五）

為此，毛精神憂鬱，形體衰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飯都在床上。他在處心極慮地醞釀一個巨大的陰謀。李志綏說：「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一篇演說，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召開了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毛在此會上嚴厲批評黨官僚體系，又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人士』隨意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同上，頁一八六）但是，由於某種原因「中國共產黨向來是一個體系嚴密、力量強大的排他性組織，非共產黨人士一向不允許向其建言。敢這樣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所以，「雖然毛大力號召給黨提意見，知識份子仍一再沈默。」於是，毛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六-十三日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重複了二月講話的重點，鼓勵民主黨派人士拿出「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解除一切思想顧慮。四月底，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三度號召群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民主黨派人士終於 展開了熱烈的爭鳴運動。」（同上, 頁187）

這個過程是人所周知的，並且後來還更多地獲知毛為誘敵深入而布置的陷阱，為釣魚而準備的香餌。不過，李志綏這個時期進修去了。「五月十五日回一組后沒幾天，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信，並在黨內高級幹部間秘密傳閱。整風運動的本質必須立刻改變。毛準備給那些發表猖狂議論的右派份子大大反擊。」（ 同上，頁一八八）

所以他的立論根據，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他萬萬沒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例如：『共產黨念的這本經，因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會念……等等，形成了一個時期毛所說的『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勢。」（同上，頁一九零）

但是，他所指的「猖狂議論」，當時並沒有發生。右派議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論：儲安平批評大和尚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以及多次為鄧小平指責為「殺氣騰騰」的葛佩琦的「殺共產黨」等議論，統統都是發生在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兩個星期之後。

所以，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決不會袒護右派的）黎澍，遂秉筆直書：「這個講話（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憶》，《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第一七一頁）這是與事實相對照的歷史結論。

中共黨史專家許全興教授在他的專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說: 「從整個報道看，很難得出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結論。毛澤東根據什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頁九十）

一個著名的右派，他寫的文章《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曾被說成「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信號彈」。他就是費孝通，改正錯划后當上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記得大約是一九九七年，他在中央電視台明確否認「進攻」。他說他就不知道什麼叫「進攻」。這該算作是右派向毛澤東的「反攻倒算」或「秋後算帳」吧！

毛澤東總愛把「說話」罵成是「放屁」，好象是嗜痂有癖。這回他說「猖狂進攻」，連他黨內的人都說「毛澤東根據什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可見足以證明，他這回不是放屁，而是沒屁吹風。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