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6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劉少奇，但是，是從《海瑞罷官》開的刀。吳晗搞的是遵命文學，毛曾讚揚過演海瑞的馬連良的演出和吳晗的劇本。怎麼到後來又成了「要害是罷官」，要為彭德懷翻案呢？吳被置於死地，原來他在反右時是衝鋒陷陣的英雄，有名的大左派，現在他才噬臍莫及，咬破自己的舌頭，寫了四個血字？「悔不當初」。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出籠，也是一個「引蛇出洞」的連環套。從開始，署名不用張春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不在《解放日報》（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發表都是為了避開官方色彩，便於討論（釣魚）。葉永烈的《江青傳》寫道:
江青不斷通過張春橋，向上海《文匯報》下達「指示」，以求「擴大戰果」：「姚文發表后，意見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來。」「要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要使敵人感到你『不堪一擊』，這樣，他就會去，出場。這樣反覆搞，他們非上馬不可。」「前一時期，『海罷』太過了些，敵人不出來。」「總之，要調動敵人兵力。」「採取『圍而不殲』的戰術，環繞此周圍，辟戰場。」……
打著「百家爭鳴」的幌子，上海《文匯報》刊登各種反姚文章，為的是「引蛇出洞」、「誘敵深入」。
於是，「向陽生」出動了——向陽生，也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
於是，「方求」出動了——方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副部長周揚主持下的寫作組（第三零一 頁）。
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馬達在他的自述《是陽謀，更是陰謀——〈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後》中寫道：
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前夕，陰謀就已經施行。我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我的工作任務，主要是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報告，並隨市委第一把手去中央參加會議，起草發言稿和會議傳達稿。一天中午，我到張春橋的辦公室（我們的辦公室是相連的），看他正埋頭修改文件，我問張：「你修改什麼文件？」張詭秘地說：「我在改《文匯白頭情況》。」我聽了一愣，我怎麼沒有看到過什麼「白頭情況」？我回到辦公室問秘書，秘書說要問一室主任。當時規定，凡中央下發的電報、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報的情況，都要交正副秘書長傳閱。一室主任告訴我：「《文匯白頭情況》是張春橋親自安排的，連標題、樣式、字體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號，她正在上海）專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寫作班子。上海只發張春橋、寫作組兩份，陳丕顯發過兩期，後來停了。據說連周總理也看不到。」說著，他把剛從市委印刷廠保密車間印好送來的《文匯白頭情況》讓我先翻一翻，我眼睛掃了一下，主要是批《海瑞罷官》的反應。
原來，江青、張春橋一夥利用《文匯報》作為他們控制的工具，由當時《文匯報》負責人為首成立一個三人小組。張春橋每天和《文匯報》負責人碰頭一次，傳達「上頭」的精神，布置採訪對象的名單和要求，要報社在上海和駐北京辦事處的十多名記者逐個去訪問他們要訪問的人。名義上是讓記者徵求對評《海瑞罷官》一文的意見，實際上是摸底，了解對方的思想動向，把採訪對象的心裡話掏出來，還規定「只聽不說」，「誰泄密，要追查」，然後詳細整理出一份份情況上報。同時，由姚文元擬出二十多道選題，要市寫作組和報社針對採訪對象的觀點，準備批判文章。姚文元還特地交代，「批判時要用吳晗本人文章及為《海》劇捧場及辯護的論點，作為展開論戰的對立面」，要「揭露它（指《海瑞罷官》）是為反社會主義勢力說話的毒草」，要說明「這不是學術論爭，而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張春橋、姚文元事先已定下調子，準備打棍子，進行圍剿。
評《海瑞罷官》的文章見報后，當時並未引起讀者關注，因為姚文元的名聲不好，他的文章又強詞奪理，因而青年學生中無人響應，知識界更不予理會。在二十天內，《文匯報》僅收到三篇來稿。張春橋本想在《文匯報》拋出這一黑文後就可以撒網釣魚，可是只有馬捷等幾位作者發表文章，批駁姚文元不講史實、任意扣帽子的文風。張春橋看了以後認為沒有知名人士的文章，成不了氣候，於是布置《文匯報》在上海、北京分別召開文學界、史學界等知名人士座談會。會前說：內部談談，聽聽各位意見，不算賬；會議結束時，卻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到會者目瞪口呆，驚呼「上當」。張春橋、姚文元又布置報社「捉刀代筆」，「組織」了四封所謂的「讀者來信」，張春橋還特地加了個「編者按」，假惺惺地說：「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我們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為了開展百家爭鳴，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弄清楚……」為了引起讀者注意，張春橋指令報社將這個「編者按」連續刊登了六天。暗地裡，他們派記者去了解參加座談會的人發言的動機和思想狀況，把沒有講出來的話再挖出來。同時，按照論點排列歸類，凡是不同意姚文元觀點的都被列為「右派人物」和「右派言論」。善良的知識分子怎麼會料到：他們以坦誠的胸懷，以史實為據，發表評論，表達自己的觀點，反對壓制學術討論，卻一個個墜入了張春橋一夥預先設計的圈套。當這些知名人士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以後，一份份按人頭整理的所謂「右派言論」的《文匯白頭情況》接連上報，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所謂批判「右派言論」的選題計劃也一一布置下來。在座談會開完以後，一場以「百家爭鳴」為幌子的鬧劇剛剛鳴鑼，就草草收兵，而殺氣騰騰的大批判戰場卻已經擺開了。
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贊對《文匯報》記者說：「吳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難道吳晗要退田？」「思想批評，要聯繫個人歷史，要看他是什麼人，吳晗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了民主革命。」翦還公開聲明：「如果整吳晗，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不久，他便遭造反派揪斗，含冤而死。著名歷史學家、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在座談會上說：「目前報紙的做法有些問題值得研究。例如：一、戲劇藝術和歷史科學是兩個問題，兩個路數，戲劇和歷史有關係，但關係究竟怎麼樣，可以討論。二、清官評價問題，清官屁股坐在什麼地方的問題，這對史學界來說似乎已經清楚。以前有人說清官比貪官更壞的問題，這一點還可以討論。這樣說，那麼，在蔣匪幫時代，是否做壞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呢？」他講了大實話，可是被張春橋定為「堅決打擊對象」，幾次被揪到山東曲阜批鬥，造成全身癱瘓，從此卧床不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因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發表了實事求是的意見，被姚文元誣陷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李平心臨死之前，在病中對人說：「有幾個問題是我事先絕對料想不到的：第一，歷史人物要全盤否定；第二，對清官一棍子打死，這無論如何也不合邏輯；第三，現在忽然從學術討論完全轉到政治鬥爭。現在問題很難說，很可能今天沒有問題的人，明天有了大問題。吳晗哪裡會打著紅旗反紅旗呢？現在反正就是一頂帽子戴上去……」他滿腔悲憤的話，是對張春橋、姚文元一夥的有力控訴。著名表演藝術家周信芳按照周揚建議，創作了京劇《海瑞上疏》，向國慶十周年獻禮，一九五九年八月就上演了，比吳晗《海瑞罷官》早兩年，跟一九六一年的單幹風、包產到戶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而江青一夥硬說《海瑞上疏》與《海瑞罷官》一「罵」一「罷」，南北勾結，向黨猖狂進攻，周信芳一夜之間被打成反革命，遭受無休止的批鬥，隔離，坐牢，直到被逼死為止。張春橋正是在編審《文匯白頭情況》中，給一個個所謂「右派分子」、「右派言論」划框框，定調子，造成遍及全國的文字獄。「文革」初期，張春橋在上海把賀綠汀、周谷誠、周信芳、周予同、李平心、李俊民、瞿白音、王西彥等八人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就是在批《海瑞罷官》中蓄謀已久的陰謀。
一石激起千層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論戰——這論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通過打吳晗，對彭真來說就是引蛇出洞，這叫做「打了孩子娘出來」。果然，彭出來講什麼「學術問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個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訂，並且毛也不要看。這便是鋪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綱》的出籠。整個發動文革，就是這樣一個引蛇出動的過程：吳晗——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劉鄧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毛躲得遠遠的。劉鄧派工作組，前去向他請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心懷叵測，「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劉鄧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張派遣工作組。電告毛澤東，毛復同意。當學生與工作組的矛盾到不可開交時，劉少奇、鄧小平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在文革彙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十三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文革大年表》第一二零頁）他們把毛澤東對右派「引蛇出洞」的惡毒陰謀，來了個東施效顰。他們在「引」學生的「蛇」，卻不知道，這樣一來他們本身這條「蛇」正好被毛「引」出了「洞」。古人有言：「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布派工作組是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無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責小巫：「又何其毒也！」
毛對劉的檢討說好，特別是後半更好。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他一面要穩住劉，要他坐以待斃，直到要他的命之前，還好言相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對劉的態度。結果，陶鑄把鬼話當作人話，順竿而上，便當上了「全國最大的保皇派」。
毛對他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林副統帥怎樣施行「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不設國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應。因為這不是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廢除他當接班人的問題。鬧騰了半天，撈了個陳伯達當替死鬼，進行「批陳」整風。毛澤東的難處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寫進憲法和黨章里。僅憑他說過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如今，「我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一句也不頂，等於零。」就可以廢黜他嗎？就可以昭告天下嗎？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即便國人不敢巷議，也恐難免於腹非的。
毛南巡，對各大軍區政委、司令員進行吹風，透露林的問題，又是唱《國際歌》，又是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像一個丑角演員，裝腔作勢，作出破斧沉舟之勢。但作為陰謀家，他卻達到了目的。他是為了敲山震虎，讓林彪聽到風聲，就會感到走投無路，作出過度反應，甚至狗急跳牆。這正是他為他設計的一條自取滅亡之路。當然不能設想如折戟沉沙那麼樣地神機妙算。而是，只要林作出過度反應，毛便可變被動為主動。事後證明，毛對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