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5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你只用看看毛澤東在會上會下，以及會後的所作所為，就要佩服王若水真是有見地了。
毛澤東在會上說：「有這麼幾天，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 『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兩頓乾飯，一頓稀飯），大家滿意。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麼『氣』出什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正確之『氣』，還是錯誤之『氣』，不掛帳，不打擊，不報復。」（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一零一九）
可在會下呢？「他（毛）有一天跟我說：『應該改成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完全放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三七三）
劉少奇在會上說：「這裏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位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劉少奇選集》下卷，三三七頁）又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同上四二一頁）
「毛為此很不滿意。毛在會議後跟我說：『開會不講階級，不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脫離這些，講什麼天災和人禍。我看這種講法的本身，就是災難。』但許多幹部都同意劉少奇的看法。」（《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三七二）
彭真說：「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百分之零點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帳，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次日， 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的回顧》，一零二六頁）
「林彪說：最近幾年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卿同志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同林彪的講話相反，少奇同志在講話中，用『一個大的馬鞍型』來批評『大躍進』，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過五年十年後『再來總結經驗』，『作出結論』；他還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等。這些話，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同上，頁一零四五）薄在另一處說：「我認為，這是導致『文化大革命』悲劇產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同上，頁一零三七）當時把林彪、陳伯達、柯慶施這類幹部稱為「風馬牛（看『風』駛舵，拍『馬』屁，吹『牛』皮）幹部」。
「林講話以後，毛從主席台走回一一八會議室，一路走一路說：『林彪的話講得多麼好哇。要是黨內的領導人，都有他的這個覺悟，事情就好得多了。』」（李志綏《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三七五）
在會上，「毛主席還誠懇地說」：「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的回顧》，一零三零頁。）
胡喬木說：「毛主席並不是不了解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謹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聽他的話，而且簡直把他當做所謂黨內的右派，這好多同志都是這樣講了，也並不是毛主席一個人這樣講。」（尚定《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二十年》頁二三五）
毛在陳雲的財經小組報告上面批道：「將情況說成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在毛有生之年,陳未再在政壇上扮演要角。直到一九八零年，鄧小平復出后，陳才重返政治舞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三七八）
毛在會上說：「犯了錯誤，就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對於那些被錯誤處理了的幹部，一經發現就要甄別平反， 向他們賠禮道歉；而這些幹部也要從逆境中受到益處和鍛煉。」（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一零三四）在後來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又申斥彭德懷『要翻案』。彭在六月份交了一份申訴書，說明自己沒有組織反黨集團，也沒有裡通外國。彭『請求主席和中央組織專案審查，處理我這類莫須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里通蘇聯，還勾結了全世界（包括美國）的反動勢力。於是全會跟著毛的指揮棒轉，對彭進行缺席審判，說彭和國際反動勢力一起搞反華反共大合唱。」（《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三八一）
也就是在這次全會上，毛大講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大反「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正如：七千人大會讓「出氣」，相當於反右傾前的「神仙會」；也是反右派前的「大鳴大放」；十中全會便等於拉開了「反右派」的序幕；直至文化大革命，才徹底打倒那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所有「出氣」者。
在為通向文化大革命鋪路的時候，毛澤東對文學藝術作了一系列的批示，開展了馬頭接著馬尾似的批修性質的整風運動。「在向文學藝術猛開火的同時，康生等人很快就把批判的烈火燒到了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等學術領域：哲學界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經濟學界批判了孫冶方的『 修正主義利潤掛帥』論；歷史學界批判了吳晗、翦伯暫的『非階級觀點』和『讓步政策』論等等。其中對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批判，自始至終由康生親自策劃操縱，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指令，因而頗具代表性。」現在讓我們繼續介紹《毛澤東與康生》一書中「製造『哲學罪案』」一節的敘述：
一九六四年夏，理論學術界批判「修正主義」進入高潮。康生正瞪大眼睛搜索批判對象時，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文章。康生看過後，認為：「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是對立的。「一分為二」是毛澤東最先提出用以表達對立統一規律的，現在冒出來一個「合二而一」，這不是同毛主席對著幹嗎？當得知文章作者艾恆武、林青山是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教員時，他便認為是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 「找的代言人」。於是一方面責令中央黨校追查「合二而一」的後台，另一方面則與他的親信「反修哲學寫作組」負責人關鋒密謀，布置人寫了一篇題為《「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的文章，在六月五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發表的當天，康生把有關「合二而一」的兩篇文章，交給江青，讓她拿去給毛主席看。毛澤東當即批示：「合二而一」是矛盾調和論。接著六月八日，毛澤東又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時說道：「『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的吧！」毛澤東不能容忍和他的『鬥爭哲學』唱反調，所以一下子就給扣上了嚴重的政治帽子。
原來「合二而一」的觀點，是楊獻珍在講課時最早提出來的。他認為「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可以用「一分為二」來表達，「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可以用「合二而一」來表達。由此，他得出結論說「一分為二」與「和二而一」都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用來表達對立統一思想的。艾恆武和李青山由於受到楊獻珍上述觀點的啟發，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體會，寫出了《 「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文章，事先並未同楊獻珍商量過。
康生得到了毛澤東的上方保劍。喜出望外，立即行動起來，他召集各報刊負責人布置刊登關於 「合二而一」正反兩種意見的文章，以引起「學術爭論」。然後單獨接見《光明日報》負責人，面授機宜：「你們報社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主張『合二而一』論的，一篇是反對『合二而一』論的。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學術爭論的局面。很顯然，『合二而一』論是反對毛主席一分為二的辯證法的。不過，你們要先引發大家講話，把觀點都亮出來再說。」接著康生就把「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一套戰術亮出來：「在安排版面上，也要講究一下策略，可以輪流坐莊，今天把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明天再把反對『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使人琢磨不透這樣才能把那些擁護『合二而一』的文章放出來。等放個差不多了，再聚而殲之。那時候，『合二而一』的人想溜也溜不了啦，大功便可告成！」從此以後，康生就忙起來了。中央黨校是他的專有「領地」，他要把楊獻珍作為毛澤東所說的「修正主義」典型揪出來，因此他要親自指揮中央黨校的批判。同時，他還要控制報刊上批判的進度情況。從一九六四年六月以後的三個月內，康生九次召開會議和召見有關人員，具體布置把「學術討論」引向政治批判。康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次談話中說得明白：「六四年,『合二而一』的鬥爭……開始好象是學術鬥爭，我們也有意思地搞一下（學術討論），先引起大家講話，以後點了楊獻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這個鬥爭一來，楊獻珍就垮了。」
康生舉起了屠刀，楊獻珍只有挨宰的份兒。一九六四 年七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就「合二而一」問題與楊獻珍同志商榷》的文章，首先公開點名批判楊獻珍。這篇文章是康生責令《人民日報》根據中央黨校提供的材料起草的。七月十五、十六兩天，康生親自主持，有艾思奇、范若愚等人參加的中央理論小組經過反覆討論，逐字逐句地修改完稿的。中共中央機關報點了楊獻珍的名，而且以至高無上權威的口氣定了性，哪裡是什麼「商榷」？實際上，它是向全國發起對「合二而一」的「進軍令」。正如康生所說：「在黨報上公開批判一個中央委員不是隨便的，這本身就是對楊獻珍在政治上的批判。」
康生始終緊緊地抓住楊獻珍不放，僅僅把「合二而一」搞成階級調和論，還不足以搞垮楊獻珍，於是他祭起了「新帳老帳一起算」這把刀子。這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彭德懷使用的武器，只有用它才能置楊獻珍于死地。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在釣魚台，召集中央和北京市宣傳部，他在會上明確提出：「我們要以『合二而一』坐莊，舉一反三，聯繫其他問題，在政治上一定要聯繫楊獻珍在一九五八年反三面紅旗的言論、一九六二年翻案的問題、鼓吹單幹風的的問題、辦校方針的問題、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要往政治上發展。總之，就是要把楊獻珍說成是「一貫反動」，才更有理由證明：這是一場嚴重的「意識形態里的階級鬥爭」。
接著， 根據康生的授意，《紅旗》雜誌第十六期發表了《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文章殺氣騰騰地說：「楊獻珍同志在這個時候大勢宣揚『合二而一』論，正是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階級和平、階級合作，宣傳矛盾調和論。同時，也是有意識地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 給他們提供所謂『理論』武器，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紅旗》文章所投射出來的猛烈的火力，標志著對楊獻珍的批判又升了一級。如果說《人民日報》的文章是批判「合二而一」，是批判楊獻珍的觀點的話，那麼《紅旗》的文章則是批判楊獻珍「有意識」地為反動勢力提供「理論武器」，從而也就批判楊獻珍其人了。
五月二十三日，康生親自召集全國省市委宣傳部長、黨校校長和報刊負責人會議。他在會上趾高氣揚地說：「要看看各省市贊成『合二而一』的是些什麼人。」這次批判不是楊獻珍個人的問題，包括的地區很廣泛，從北京到窮鄉僻壤, 從文化到工廠、商店，從黨、政、民, 一直到軍隊……鬥爭很激烈，又很複雜。他們是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主席的。今後這種形式的階級鬥爭還會發生。」接著，康生責成《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報刊，把贊成 「合二而一」觀點的來信、來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單位登記下來，報送「反修哲學寫作小組」，以便「通過各省市的有關部門轉送原單位進行批判。從此, 批判「合二而一」的運動又升了一級，不僅批判楊獻珍，而且要批判贊同楊獻珍觀點的一些人，於是災難降臨在更多人的頭上了。
在中央黨校這個「主戰場」，批判運動更是如火如荼，小會逼供、中會審訊、大會批鬥，集中火力猛攻楊獻珍。一九六五 年三月一日，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報告列舉了楊獻珍的十大罪狀：（一）反對毛澤東思想；（二）製造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三）攻擊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四）鼓吹資本主義復辟、大刮單幹風；（五）攻擊歷次的政治運動, 大鬧翻案風；（六）同彭德懷一道反黨；（七）站在赫魯曉夫一邊；（八）包庇、安插惡霸、地主反革命分子；（九）把高級黨校變成獨立王國；（十）企圖抓全國黨校領導權，並且伸手到許多方面去。給楊獻珍的結論是：「他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的一夥，是個小赫魯曉夫。」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批發全黨。並撤消了楊獻珍的中央黨校副校長職務，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文革開始后，楊獻珍已經是「死老虎」了，但還是在劫難逃，被戴上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裡通外國分子」、「大叛徒」等政治帽子，受盡了各種各樣的凌辱和折磨。一九六七年五月，楊獻珍被囚禁起來，九月康生親自下令將其正式逮捕，在監獄里關了八年之久。一九七五年五月從監獄里放出來，被逐出北京，在陝西過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直到一九八零年才得到了徹底平反，此時的楊獻珍已是八十四歲的老人了。
在中央黨校受「合二而一」冤案株連就有一百五十四人，他們被加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孫定國，被迫害跳入黨校人工湖冰窟窿里自殺。哲學教研室講師黎明，下放農村勞動，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殺。那兩位寫《「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員，一個被遣返到吉林省長春市，在一個菜店裡賣菜，一個被發配大偏僻的山溝里勞動改造。
在全國，由於「引蛇出洞」而被株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他們也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海軍航空兵學校有一教師，因寫了一篇關於「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報紙，被報社轉回學校，這個教師被打成楊獻珍的「孝子賢孫」，遭到批鬥，最後被開除軍藉趕回農村。廣東省有一個人寫了一篇同意「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報社，被報社轉回原單位，這個人就成了「楊獻珍的黑幹將」，被關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慘的一例，江蘇省一個五好戰士陳波，就因為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處死碎屍。兇惡殘害，令人髮指。事過十六年之後，楊獻珍劫後餘生，悲憤地對一位訪問記者說：「歷史上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效儒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學生。而「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卻遠遠超過十族。而那些受株連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無關係，我也根本不認識他們，不過僅僅因為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種各樣的迫害。」這種人數多、時間長的大規模株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第四六-五二頁）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