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4日訊】在美國正式起訴斯諾登「間諜罪」並要求香港引渡之後一天，斯諾登就離開香港，經莫斯科轉機到第三國。這個舉動再次證明中共「一國兩制」的虛偽，面對重大問題，必定得由北京做主，香港根本沒有法治，更沒有什麼一國兩制。
美國跟香港簽有《引渡條約》，而且是香港回歸中國後的1998年簽署的，說明該條約是得到北京首肯的，但香港這次卻沒遵守。港府的拒絕理由是，美方要求引渡文件「未完全符合香港法律的要求」。這是明顯的託辭。
因為第一，香港的《引渡條約》明確規定，重大案件要先「通知」北京中央政府。而所謂通知，連港府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也解釋說，就是聽北京的決定，「中央政府可因應國防及外交理由」，拒絕把斯諾登引渡回美國。所以所謂的一國兩制，實質還是服從共產黨的意志。
第二，在美方提出引渡要求後，香港司法專家和律師等指出，按照《引渡條約》，嫌犯必須先經過香港法院開引渡審判庭，確認被告符合引渡條例後，才會依法將嫌犯遞解出境、送回犯案國，整個引渡過程可能需要花數年的時間。上述前負責司法的最高官員葉劉淑儀也說，「斯諾登可在港申請人身保護令，在庭上抗辯。」
但在美國正式起訴斯諾登並要求香港引渡之後不到48小時，港府就拒絕了，這很清晰地展示，香港方面沒有進行任何司法審查程序，根本沒經過法院，就直接按照北京的「政治指示」處理了。這再次說明，香港的所謂獨立司法完全是「皮影戲」，背後拉繩操縱的是北京政權。
斯諾登不管最後藏到哪裡，這個事件都沒有完，將繼續成為爭議焦點之一。從對斯諾登事件的爭議來看，很多華人對美國政治、美國反恐、美國人民的文化心理尚缺乏深入瞭解，或者說至少存在三個「認知誤區」︰
第一個認知誤區︰不瞭解美國的兩黨政治。奧巴馬上台後，迅速實施他的擴大政府、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導致在野的共和黨對白宮的批評非常強烈，兩黨對峙的強度也超過以往。但在斯諾登洩密事件上，共和黨主要領袖卻異口同聲，支持奧巴馬政府，痛斥斯諾登「叛國」。為什麼在諸多重大問題上對立的美國兩黨，在這個問題上卻空前意見一致？就是因為，斯諾登的指控——美國政府監控大眾是侵犯隱私和違法的——並不真實。美國國安局監控國人跟外國的通話，是國會通過法案允許的。美國是三權分立，由兩黨議員組成的國會是最高立法機構。所以，說國會通過的法律違法，這在邏輯上就說不通。美國的棱鏡電話監控計劃，是九一一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後國會通過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中的一個部分，它不僅沒有「違法」問題，而且這個監控計劃的執行，是在兩黨議員的共同監督下，所以也不存在利用這個計劃進行黨派攻擊和矇騙民眾。
在美國這種兩黨輪流執政的體制下，哪一屆政府想矇騙大眾做非法的事情，不僅很難，甚至是無法操作的。因為首先，執政者會受到在野黨的嚴密監督，反對黨會用放大鏡檢查執政者的毛病，這不僅是由於理念不同導致看對方總是錯之外，還因為只有找到毛病，才能在下次大選時有說服選民「選掉」執政者的理由。
美國媒體，同樣也由於理念，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兩大陣營，不管哪個黨執政，都有另一半媒體監督它，甚至刻意挑它的毛病。在這種政治格局下，執政者想做一件隱瞞整體大眾的事情，並長期瞞住，是難以想像的。而且在政府機構的僱員們，同樣也是一部分人認同保守派、一部分人傾向自由派；當任政府做不規矩的事情，幾乎無法避免另一種理念的僱員出來揭露。像目前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的國稅局刁難保守派團體的醜聞，就是從國稅局內部披露出來的。很可能就是對奧巴馬左傾政府做法不認同的人，揭出了底牌。
所以，在美國這種政壇、媒體、司法、民眾等全方位都是一半對一半的政治格局下，執政者想秘密地、違法監控民眾的電話、電訊等，是無法操作的。
第二個認知誤區︰不瞭解美國電話監控的實際操作過程。斯諾登指控美國人民的對外通話被監聽是「侵犯隱私權」。這個指控同樣是扭曲事實。美國有三億人口，如果每人跟外國通話10分鐘，就是30億分鐘。這要多少人來監聽？即使每人監聽60分鐘，也需要5000萬人！而美國政府的全部僱員才是2400萬。這是無法操作、更是沒必要做的事情。
真實情況是，美國政府沒有監聽全部民眾的對外通話，而只是通過電腦軟件，把所有對外通話錄音下來。只有出於國家安全原因等，才調出存檔的電話錄音來聽其內容。而且要調某人的電話存檔，也需要有其它讓美國安全部門警覺的行為、事件佐證，並向上級申請，得到批准後才可以聽錄音、或即時監聽。美國國安局說，去年只是監聽了300人的對外通話。美國三億人口，監聽了300人，比例是百萬分之一。
打個比方，如果我往巴基斯坦打了10通電話，被美國的棱鏡計劃自動錄音存檔了。但我沒有去過巴基斯坦，跟恐怖分子毫無關係，沒有其他引起國安局警覺的行為，也沒有巴基斯坦或其他國家的安全部門給美國什麼警訊，那麼這10通電話，就會永遠在存檔中，沒有任何人去聽它的內容。
這種電話錄音存檔對破案是非常必要的，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感佩它的神奇和成效。那是在讀美國記者大衛•凱普蘭（David Kaplan）那本對台灣旅美作家江南被殺案的調查專著《龍之火︰江南案始末與國民黨海外間諜戰》。1984年江南在加州家中車庫被槍殺，媒體揭露說是台灣國民黨政府僱用黑社會人員所為。美方最後向台灣方面出示的證據，就是那幾個黑社會殺手在加州跟台北國民黨軍情局官員的通話錄音。凱普蘭在書中說，美國在加州地下設有龐大的電話監控網，所有從美國打到國外的電話都被錄音存檔。一旦需要，就可調出來聽它的內容。美國司法部在偵查江南案時，就把那個時期從美國打到台灣的電話調了出來，最後查到關於殺江南的電話內容。
當時殺害江南的三名竹聯幫黑道人員都已逃回台灣，其中兩人被台灣警方逮捕。他們都不在美方手中，怎麼能讓國民黨政府承認是他們軍情局下令幹的？台灣政府派黑社會人員到美國土地上槍殺美國人，這不僅是重大政治醜聞，更嚴重損害美台關係。如果美方沒有電話錄音等「鐵的證據」，國民黨政府是絕不會承認的。最後臉面全無的蔣經國總統下令，把軍情局長、副局長和一位處長全部抓起來、判了無期徒刑。後蔣經國私生子章孝嚴出面斡旋，跟江南的遺孀庭外和解，賠了145萬美元。
在今天美國處於恐怖襲擊的反恐時代，這種通話錄音就更有必要。同時，由於電腦網絡的產生，增加了電郵、text等等諸多通訊方式，所以國安局也相應增加了這方面的監控記錄。但那些擔心隱私權被侵犯者，仍是杞人憂天，因為如果你跟恐怖分子沒有關係、不從事犯罪活動，你擔心什麼呢？只要不涉及危害他人安全的內容，你的通話（錄音）、電子通訊等等，根本就永遠沒人去聽、去看。
第三個認知誤區︰不瞭解美國人民經歷911恐怖襲擊後對個人安全的重視。當然有人會強調，電話等涉及到我們的隱私，我們的通話，就是不想被任何人錄音下來。但任何理性的人，都會在個人隱私和人身安全之間做出選擇，做個權衡。眾所周知，911事件前，美國的機場根本沒有像現在這麼嚴格的安檢，那時飛機起飛前二、三十分鐘趕到機場都來得及。但現在起碼要提前一個小時，排大隊通過安檢。比如我自己，外出旅行一直喜歡穿一種類似軍用的褲子（有很多褲兜，可以裝證件、採訪筆本、手機等等，既方便又安全），再加上是平頭，竟有多次被挑出來，從頭到腳重新檢查（戴眼鏡的斯文，好像沒人理）。但我從來沒有感到什麼隱私權被侵犯，更沒感覺因為不是白種人而被歧視，反而感到很高興，很感謝，因為他們越是嚴格安檢，恐怖分子就越混不進來，我坐的飛機就越安全。如果他們玩忽職守、馬馬虎虎，你的「隱私權」保護得嚴嚴實實，可是你的命可能就沒了。連命都沒了，還談什麼個人隱私？
有人說，機場的X光全身透視安檢，侵犯人的隱私。但常識是，誰對你的身體感興趣呵？不是為了你的安全，機場花大代價，有幾個人願意幹那種枯燥的活兒？連那些就是要鬧事、出風頭，過安檢時故意脫成三點式、甚至脫光上身抗議的女人都不僅沒人稀罕看，而是惹眾怒。像類似這種代價如果你不想付，那你就不要坐飛機，去開車或者騎馬。而且說X光安檢侵犯隱私的人其實根本就是矯情，因為去醫院照X光，怎麼不說侵犯隱私呢？做CT可能全身哪個部分都被看個遍，怎麼不抱怨呢？說明在健康和隱私之間，你是願意為健康而犧牲隱私的。那麼在機場的X光檢查，更是在生命和隱私之間選擇，怎麼就不想要命了呢？
在斯諾登被美國正式起訴間諜罪之後，媒體做的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支持美國政府的電話監控計劃，說明多數美國人有理性能力。而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共場合（包括許多私營公司）都安裝錄像鏡頭。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所以能很快破案，關鍵一點是賽跑終點處的一家商店門口有錄像鏡頭，錄下了兩個恐怖分子經過的場面。
現在公共場所，街角、停車場等等，都在安裝更多的錄像鏡頭，你路過時如有什麼不雅行為等，當然都會被自動錄像下來。但是，如果這個地點不發生案情，你跟恐怖分子無關，你的什麼隱私，可能到死也沒人去看。英國女王挖鼻孔，可以上全世界的小報頭版，你挖鼻孔，根本就沒人理。所以，就別矯情地喊什麼「隱私權」了，你的生命安全有政府這麼努力在保護，實在是幸運。我是最反對大政府的，但我認為，保護人身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應該做的事情。
我在上篇「斯諾登是壞蛋還是英雄」中說過，美國的電話監控目的不是監控人民的思想，而是要保護人民的身體安全。這個人民，不僅是美國人，而是在美國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旅遊的所有國家的人。例如這次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當場僅三人遇難，就有一人是中國留學生。而唯一被兩名恐怖分子劫持的汽車車主也是中國人（他的逃脫實在是難得的機智勇敢）。這個比例太高了。看到那名遇難中國女學生的父母在追悼會上泣不成聲，誰都會為之動容。在實行一胎化的中國，他們只有這一個孩子，能來到美國留學是多麼難得。就這樣被不問青紅皂白、對所有膚色和種族都「格殺勿論」的恐怖分子畜生奪取了生命。如果美國的反恐做得更細膩、更負責，或者這種電話監控做得更縝密（兩名恐怖分子跟他們在車臣的父母通過多次電話），就可能提前查到他們，避免這場慘劇。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說，如果這個棱鏡計劃在911之前就有，連911都可能避免。在國會就監聽問題的聽證會上，FBI等部門的負責人指出，該監聽措施已經阻止了多達五十起的恐怖主義活動。
在上篇談斯諾登的文章我還談到，斯諾登根本不是英雄，只是個風頭欲十足的自戀狂，是個小丑加壞蛋。在波士頓爆炸案後，有專家分析指出，那兩個殺人兄弟，尤其是那個哥哥（洗腦誘導了弟弟），是出於一種「失敗者」的沮喪洩憤心理才殺人。連他們的舅舅也一再強調，他們是Loser。那個拳擊手哥哥常年不工作，靠太太養活，他們那個家庭已領取了美國政府十年的福利救濟。心理分析學家說，他們是拿伊斯蘭主義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用這種一鳴驚人，來掩飾自卑。
斯諾登也是一個loser。他連高中都沒唸下來，後來只找到個收入較低的公司保安工作。那種失敗感可想而知。後來因為會玩電腦，被中情局所屬機構的愚蠢官員僱用，給了他在全球修復情報點的電腦工作。從他給友人炫耀自己終於有份高收入工作的通信可看出，他有點中彩票的感覺。但這個意外得到個位置的低能者還不滿足，因為自卑心理，還想一鳴驚人，於是靠這種洩漏國家機密來成為全球名人。這跟那對波士頓炸彈兄弟是一樣的心理，也是自卑導致的自狂和發瘋。
而且斯諾登還有癲癇病，並神經兮兮。據他女朋友透露，他經常神神秘秘，甚至認為家裡的洗碗機是竊聽他的工具。這次他去香港，是以去治療癲癇病的理由離開美國（該機構人員離美30天必須報備）。而癲癇是一種「腦神經元異常放電」的精神疾病。美國人更應該質問和追究的是，中情局相關機構為什麼會高薪僱用一個高中都沒唸下來，並有癲癇病的無知青年？所以，斯諾登案，真正要檢討的不是監控計劃，而是對斯諾登這種病態弱智者，審查得不夠，監控得不夠，才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
2013年6月23日於美國
－－原載「曹長青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