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7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座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四】敵歟？我歟？試析毛澤東實踐中的「兩類矛盾」

奪權和保權自始至終是毛澤東在政治上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內在尺度，對外（即毛所謂的「敵我矛盾」）服從於對內（內部矛盾）。因為奪權的關鍵是取決於在「窩裡斗」中取勝，所以誰跟他到一個「窩裡」、他就跟誰斗。

（一）在國共結成「抗戰的內部」時，他就要假日滅蔣、讓日本多佔地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后，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他（毛澤東）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我的回憶》一二九六頁，明報月刊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主動出擊日軍是幫了蔣介石。當時是共產黨、國民黨和日本人三國鼎立，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斗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百團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一八六）

一九四一年初，發生了「皖南事變」。這可使毛澤東假日滅蔣、又假蔣滅項，表現了駕馭「兩類矛盾」得心應手的高度藝術。（項英，新四軍副軍長兼政治委員，是毛澤東視為異已）需要補充一筆的是，國軍為江北行動中陳毅（黃橋戰役）和劉少奇（曹甸戰役）的二次行動（經毛澤東批准的）所激怒；這是皖南事變發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弗拉基米洛夫作為共產國際的聯絡員被派駐延安。在他死後，其子整理出版了他的《延安日記》。他的日記里記載著對毛澤東較為真切的就近觀察。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寫道：「我看，中共領導人希望得到武器，並不是為了向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而是為了同國民黨鬧摩擦。這使東京的人感到多麼高興呀！」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其佔領區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

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作是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作了如下的比較，認為他們「都為權欲迷住了心竅」，但兩人仍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一個是在重慶公開這樣干，但至少他還在抗拒外國侵略；而另一個卻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榮譽和苦難，欺騙了黨，毀了受到愛戴的黨的領導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共毛澤東搞分裂是日軍獲勝的主要原因。這並不是國軍的戰鬥力問題。這種分裂是中國不祥的現實。而且這種分裂顯然有利於日本軍國主義者。毛澤東分裂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無異于為日本侵略中國如虎添翼。

無論如何也要削弱蔣介石，這就是中共領導所採取的政策的實質。讓日軍佔領中國的土地、燒毀中國城市去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領導感到沮喪，在他們看來，日本應該還能防守好幾年（無論如何，起碼是兩年）。

可以互為印證的是，毛澤東的談話與此如同出一轍：「（抗戰勝利后國共和談期間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澤東的一次講話，《學習資料（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二六零頁，清華大學，一九六七）。

再者，與此前後、遙相呼應的是，毛澤東曾屢次親口向日本政界領導人士說出不勝「感謝」涕零之至一類的話。

（二）在共黨內部，他還曾利用國軍消滅張國燾

我們來看毛澤東是怎樣借國民黨的軍隊來消滅張國燾的軍隊的？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中寫道﹕

張國燾原來打算西進，紅四方面軍遇黃河對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九月十三日，「毛派」中央電張國燾表示「十分佩服與歡慰」。十月一、四兩個方面軍在貴寧會合。周恩來趕到同心城局「歡迎」張國燾，隨後就挾持張國燾于旺堡，再轉保安。毛周又以張國燾的名義調動四方面軍，直接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繼續「西進」，待九軍、三十軍相繼渡河后，毛又電令其餘部隊留原地迎敵，因此，已渡河的紅軍陷於孤軍苦戰。十一月十日，中央軍委將河西紅軍正式命名為西路軍。建立河西根據地，打通新疆，連接蘇聯，原是張國燾的構想，為毛周所反對。現在這個張國燾的「西進路線」卻成為毛周用來消滅四方面軍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渡河的紅軍從兩萬兩千人，打到只剩幾百人逃到新疆。張國燾留在陝北不斷接受批鬥，毛周連手打倒張的目的總算達到了。（頁五一三-五一四）

司馬璐還說，組織上對我們說﹕「當發現一個同志不可靠的時候，最好是能通過敵人的手把他幹掉。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既可以為我們組織上除去隱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政治宣傳數據。否則的話，只好我們自己動手了。」（頁一二六）

（三）過河拆橋，恩將仇報：昨日的功臣，今日的禍首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決定上井岡山。山上有兩支以王佐、袁文才為頭目的土匪隊伍。毛對他們做工作，山盟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毛某如違此誓，天誅地滅。你們今後有什麼問題，我毛某赴湯蹈火……」

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日，王佐、袁文才被通知參加軍事會議，就被扣押、審問。王佐說：「要整老子啊，我要找毛委員。」審問員說：「毛委員說你們目無組織。」袁文才說：「你們過河拆橋啊。」審問員立刻拔出手槍，袁文才應聲倒下。王佐逃出，才發現橋已被坼了。他大叫一聲：「毛委員，你好狠！」縱身一躍，淹死在河裡。因他兩的牽連而被殺者有五百多人。毛殺了他的恩人也是心腹之患的袁文才、王佐以後，就成為閩贛蘇區的最大力量。（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四三七-四三八）

下一個是槍殺江西紅軍最早的創造者李文英。毛澤東說：「我早就知道，AB團就在共產黨內，就在江西省委，AB團的頭子就是李文英。」（同上，頁四四五）這個事件，我在《〈矛盾論〉與論矛盾》一文中已有詳述。共產黨的黨史專家承認，死於共產黨窩裡斗的同志遠比死於敵人手裡的為數更為巨大。

至於彭德懷、劉少奇、陶鑄、林彪、周恩來等的下場，已是人們耳熟能詳，無須贅述了。唯張戎在《鴻》一書中記載她父（中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母（中共區委宣傳部長）的一席談話，表明老幹部的徹悟；毛的神龕在他們心目中倒坍了，頗有意思：

「文革是用血腥的手段來擴增毛澤東個人的權力。」父親說這番話時說得很慢，字字斟酌。

我母親問：「毛主席不是很寬宏大量嗎？他都能容得下溥儀，為什麼要把那些與他一起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戰友置之死地呢？為什麼他對這些人就如此狠心呢？」

父親很激動，但卻平靜地說：「溥儀嗎？他是個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棄了，留下他，他能復辟嗎？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長地看著母親。母親理解他的意思……不過她仍不解地問：「為什麼讓我們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為什麼要害這麼多無辜的人呢？又為什麼要造成這麼大的混亂呢？」

父親說：「可能毛主席覺得他不把整個世界翻個底朝天就達不到目的……」父親沉默了一會兒又說：「……他為了個人權力，讓國家和人民遭受這麼大的災難，肯定是錯的，簡直就是犯罪！」（頁二六六）

這裏還需稍加說明的是，毛用癌細胞讓周死在他之前，說明毛不僅要在生前抓權，而且打好了死後抓權的如意算盤。

（四）「反右派」算是「窩裡斗」還是「窩外斗」？

如果說《矛盾論》是鬥爭哲學的結晶，那麼，《正處》就是「窩裡斗」的結晶。後者是專為反右而量體裁衣的。右派作為一個群體，是知識分子，包括共產黨內的，但主要是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他們在政治上的特點是維護民主，具體說，擁護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和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治。他們都鑽進了「反蔣統一戰線」這個窩裡。他們在反蔣鬥爭中為中共奪權火中取栗，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立下汗馬功勞，有的人（如李公朴、聞一多等）獻出了生命，可毛澤東卻在謀划解散民主黨派，對其成員（包括李公朴、聞一多）都歸類為「民主個人主義者」。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一三七四）

「右派」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所以處理右派的原則是所謂：「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而所謂「兩類矛盾」者，竟是這樣一種鬼把戲也。無怪乎有的老帥對反右表示憤憤不平，認為這是過河坼橋、卸磨殺驢，對不起朋友。其實，毛澤東何曾對得起任何人！別說朋友，也別說同志，甚而至於也別說親密戰友，就連自己的一個個親人，他都是冷血以對。如，楊開慧為他在政治和愛情上作出壯烈犧牲，他卻在她就義前二年半就冒著重婚罪與十八歲的賀子珍「由同志的愛變為夫妻的愛」了。這就是毛為什麼拒絕開慧上井岡山，也拒絕營救她的原因。毛和楊的共同同學蕭瑜在《和毛澤東一起行乞》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是潤之殺了開慧。」（《毛毛蟲害花——毛澤東害死了楊開慧》）賀子珍悲慘的下場是，在生理、心理雙重糟蹋下變成了神經病；江青的下場也不妙，最後在政治上毛把她當成一隻惡犬，叫她咬誰、她咬誰。由於毛堅信「權中自有黃金屋，權中自有顏如玉」，於是在全國大修行宮，遍找妃子，江青就過上了「共產共夫」的美好日子。毛澤東以身作則，把對矛盾原理的運用，可以套在《中庸》上的、對「中庸之道」所說的話，並改述如下：「兩類矛盾，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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