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0日訊】大陸新聞解讀（298）熱點解讀 香港維園悼六四：維園的燭光悼念活動是中國人的良心之光。

嚴真：文昭你好。

文昭：嚴真你好。

嚴真：那麼剛剛過去的6月4號，是89六四屠城的，二十四週年的紀念日，我們知道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共是毫無悔改之意，那麼在這一天，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悼念活動，有十五萬人冒雨參加，非常令人感動，就有個問題說，對於這麼多人所守護的，六四悼念活動，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現實意義和作用？

文昭：對，香港維園的燭光，可以說是中國人的良心之光，也是希望之光，在當今的中國，香港是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中共最想做的，就是想讓中國人淡忘六四，而這個紀念活動也就是告訴中共，中國人沒有忘記，所以就這一點，就足夠讓中共感到恐懼了。所以這個香港，人們不淡忘、不順從也就表示著良知還在，民族的希望也還在，這就是最大的一個現實意義。另外這幾年的悼念活動，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年輕人、青年學生的參與明顯增加，表示民族理念的薪火相傳，它有接班人了，有下一代人把它接過去了，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其實我們看一下這個香港維園，它每一年悼念六四的人數的變化，也能看出一些有意思的現象，1990年，六四一週年的時候，是十五萬人參加，其後幾年是每年人數下降，到1994年的時候，是降到最低點，是三萬五千人，其後的十幾年，基本上都是四萬人到五萬人之間，2008年的時候，參加燭光悼念的還只有四萬八千人，可是很有意思到2009年，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突然一下增加到十五萬人，串上去了，之後這幾年一直都維持在十五萬人以上，去年是歷史最高鋒，是十八萬人。所以看起來好像最近幾年，香港的民主意識突然高漲了，這其實也是拜中共所賜，因為2008年，正好是胡溫的第二個任期，就是中共的維穩體制，開始定型化，那麼這個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成了中共眼中對內地的一個不良示範，所以從那以後它也就開始，有步驟的破壞香港的自治，而且從回歸十年以來，最近幾年，香港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就開始明顯的顯現了，所以香港人他明顯感受到，自己的處境和自己的政治環境，是直接相關的，而且有惡化的趨勢，所以每年的六四燭光悼念活動，其實它已經變成了一個，表達普遍性民主訴求的一個活動了，其實這些年，中國內地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也是一樣的，只不過香港的，它有一個開放環境，人們還可以公開表達，所以另外一個現實的意義，對於香港的悼念活動，它其實是整個中國民意反映的一個現實寫照。

嚴真：那麼像你剛才所說的，這些年香港維園參加六四悼念活動的人數，是不斷的增加，而且是有年輕化的趨勢，這個薪火相傳，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了。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國內的這種群體抗爭事件，又在不斷的受到鎮壓，所以一些人就會對中國走向民主的前景感到悲觀，他們認為這個片段什麼時候才能到來呢？

文昭：這其實是包含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很多人覺得中共的專制機器還很強大，行之有效，第二個問題就是，有不少人覺得中國人是生活在恐懼感之下，所以不敢採取行動。首先我覺得這個恐懼感，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固定維持的東西，它並不是一個常量，你像在2007年的時候，緬甸發生了由僧人所發起的，叫作”番紅花革命”，也叫”袈裟革命”，遭到了軍政府的鎮壓，然後有上千人被逮捕，據傳有上百人死亡，這一個血腥的記憶，應該說是夠新鮮了，它製造的恐懼感，也應該夠深刻了吧，可是在去年翁山蘇姬復出，然後參加緬甸補選的時候，照樣成千上萬的緬甸人，走上街頭，支持她所領導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這個恐懼感它瞬間就被瓦解了。

所以群眾它能不能採取行動，其實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就是一個社會心理的形成，就是大家覺得這個變革，是不是已經很現實了，是不是近在眼前，如果大家覺得它現實到，你只要走出家門伸手去拿，就已經能夠搆的著的時候，這個恐懼其實它很容易就被突破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關於中共，是不是還很強大的問題，就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任何專制獨裁者，在他倒下之前的一分鐘，都會有人覺得他非常強大，原因很簡單，因為只要他還在位，然後他就能夠，支配一些關鍵性的資源，特別像在中共這種政權，它又完全不講法律，它要打擊你的時候，它可以不受任何條件的約束，它除了把你抓起來之外，還可以讓你的配偶失業、孩子失學，讓你整個家庭在一瞬間，墮入一個非常絕望的處境，所以人們就會好像覺得它很強大。

嚴真：以前記得中共要鎮壓誰的時候，經常說一句話，就是讓你記住我黨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就是讓你嚐一下專政的鐵拳。

文昭：其實這一招它也不是經常管用，如果說有一個人他處於絕望之中了，他本來已經沒啥可失去了，你要想讓他的環境變的更糟，通常就是要困難一些，如果這樣的人多到了一定程度，它局勢就比較難以控制了。所以在任何社會，貧窮和嚴重的社會不公，它都是會導致革命的兩個最主要的力量，因為這兩種情況都能讓相當一部分人，處於無所畏懼的狀態，因為他什麼都沒有了，但是跟很多中國人理解不一樣的是，革命其實它並不真正的是群眾運動，因為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有人就統計過，歷次參加革命，直接參與的人，很少有超過總人口的千分之一的，絕大部分人他只是被動的受到革命的影響，那麼如果一個社會，它貧窮和不公，二者有其一的話，這個社會就已經相當危險了，假如一個社會這兩者都同時具備，那麼它這個政權還要，繼續維持統治的話，通常它就必須要靠，對訊息的封鎖，讓人們彼此之間，不知道對方的處境，這個村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情，你隔壁村的人都不知道，以及把很多事實的真相，歷史的真相掩蓋下來，假如連這一招都不靈的話，那對於獨裁者來講，那真是不知計將安出了。

當然我們講中國的貧困問題，中國的主要貧困問題，今天還不是絕對貧困的問題，就是說它和非洲是不一樣，非洲的絕對貧困是整體人口的赤貧，它是由於生產力低下，技術低下所造成的，而今天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是相對貧困，也就是說每天消費在一美元以下的，這種赤貧的人口，在中國大概是佔百分之十多一些，比例不算很高，但總人口數有一億多人，其實還是很多的，但是更多的中國人，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他是處於相對貧困，他相對於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他並沒有從整個經濟總量的增長中，分得自己應該得的那一份，就是說他本來應該自己，所得到的相當大一部分利益，被極少數人依靠特權，所無償佔有了，是這個問題，這不是人們的才智，或者工作不夠努力的問題，這是制度性不公的問題。

這也不是我們剛才說的，生產力問題、技術問題，這是一個分配的問題，那在人們剛剛脫離，就是解決溫飽危機之初的時候，很多人還能夠接受這種不公平，但是隨著人們知道的越來越多，那麼人們也清楚，原來我自己可以生活的更好的，但其實我們大部分利益，本該得的沒有得到，而且是，由於中國最近這幾年，整個分配格局的形成，向特權階層傾斜，特權階層壟斷了大部分社會利益，普通人像上層社會流動通道，被堵死了，什麼官二代、富二代，他佔據了這個社會的主要的職位，然後普通人還要去承受，什麼高房價、環境污染，還有諸多社會沒有保障，這些方面的問題，所以越來越多的人，他了解的越多，他就越會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就是這個不公正的社會制度，必須改變，當然我們是沒有辦法去算命，說共產黨還有幾年陽壽，但是做為一個政權，它面臨如此深重的危機，存在嚴重的制度性不公，同時也還有相當大的，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現象，同時封鎖消息這一條也逐漸失效了，還能夠原樣維持統治的，恐怕是絕不可能了。

嚴真：那麼今年紀念六四正好是中共官媒一擁而上，批憲政的時候，連續兩集我們在談這個話題，那麼無疑是給這一些，已經為數不多的，就是希望還中共啊，能夠重新評量六四的這部分人，等於是給他們潑了一瓢冷水，當頭一棒，也是讓他們絕望透頂了，那你覺得這個會對當前的形勢會有什麼進一步的影響？

文昭：我覺得這中共，就是大愚若智，唐朝詩人章碣，他有一首詩叫作《焚書坑》，其中後面兩句很有名，秦始皇覺得這些儒生引經據點、以古非今影響了他政權的穩定，所以他也很不爽、他要維穩，所以焚書坑儒，但是後來造反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可通通都是不讀書的人，他們可不是接受了這些儒生的反動思想才出來造反的。他們為什麼造反，第一是由於生活所迫，第二他們是看到了，朝廷裡面有趙高這樣的奸臣，指鹿為馬，斷送了這個王朝最後一線，改良的希望，他才起來造反的。所以說就這單單一個趙高，幹這指鹿為馬這件事情，它對整個秦王朝的毀滅作用，比那被活埋的四百個儒生，要大的多了。其實說到今天這憲政學者，你不管如何搖旗吶喊，他還真的沒能的把老百姓導鼓起來，揭竿而起來造反，但是這些特權集團，我們叫做反動知識份子，這些人，他們是為特權辯護，寸步不讓，要把持拒絕改良，把持著魚肉百姓的特權寸步不讓，這個倒反而是比提倡憲政，更能斷送這個紅朝的命根，所以杜牧不是在阿房宮裡邊有一句話，今天也是這樣“亡共者共也”，還真的不是誰反共，把它反掉了，就是說自個兒把自個兒嘬死了。

嚴真：所以用句大白話來說，就是今天的中共即使沒有人去反它，它自己也會倒，因為它做惡多端，又放棄了一切從良的機會，所以它的下場只有一條，就是自斃。那回到六四這個話題來，今天我們看到就是很多大陸人特意去香港，去維園參加這個六四悼念活動，那當然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不僅這個悼念活動能夠在香港舉辦，而且能回到它事發現場，天安門廣場去舉行，那麼希望這一天不會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