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8日訊】《論語•顏淵》有一個著名的段落，原文如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三問，問得很精彩，也很刁鑽，近乎鑽牛角尖。孔子三答，答得很透徹，將兵、食、信三項不可或缺的基本政務排定了邏輯上的優先次序。程頤讚歎「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也」。

「民無信不立」是這段話的點睛之筆，也是流傳千古的政治箴言。這句話很簡單，卻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學術超女」于丹教授的「暢銷」解釋是：老百姓沒有信仰可不行，國民失去了對國家的信仰，國家就會「崩潰和渙散」，這比沒有飯吃餓死人還要可怕。言下之意，國家崩潰，人民負責，誰叫你們不信仰國家呢？照此意思引申下去，似乎可以說，當今中國寧可沒有國防部、民政部，也萬萬不可沒有中宣部，因為中宣部管信仰，管意識形態，管愛國主義啊。

于丹的解釋當然不是孔子的原意。其一，她顯然弄錯了這句話的主語。孔子對於政治的意見一向針對為政者而發，而從未號召國民愛國。在《論語》中，無論是孔門高足子路、子貢、子夏、冉有、仲弓「問政」，還是孔子的慕名諮詢者齊景公、定公、葉公、季康子「問政」，孔子的意見、要求和建議全都直接提供給從政者或有志於從政者，且根據提問者地位、能力、品德的不同，其回答也或繁或簡，各有側重，但從來沒有任何一句對「問政」的答覆是泛泛面向普通老百姓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的主語相同，都是為政者而不是「民」，意即：為政者應該使民足食、使國足兵、使民信之。

其二，于丹顯然也弄錯了「信」的涵義。孔子之「信」並非現代人所謂信仰、信念，更非特指「國民對國家的信仰」。古漢語信從人言，即人言無欺之意，所謂「信」，也就是說話算話、言而有信、言必由衷，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信」的意思。信是孔子十分注重的品德，他關於信的格言很多，「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忠信」，「敬事而信」，「恭、寬、信、敏、惠」。孔門後學更將「仁、義、禮、智、信」並列為儒學五大基本價值。在所有這些關於信的格言裡，信不是宗教信仰，不是政治崇拜，也不是意識形態，更不是「亂力怪神」，僅僅是誠信無欺而已。

《論語》子貢問政這一段話的大體涵義是：寧可無兵無食，也非取信於民不可，因為為政者若失信於民，正常的國家統治秩序就將無法確立。是故，「不立」的責任不在民，而在為政者。孔子還說過，「信則民任焉」，「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君子之德風」，「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在上者不善待人民，不對人民守信，也就怨不得人民不信任你。

二

很不幸，如今的中華民族已經變成了一個輕諾寡信的民族，如今的中國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個缺失人際基本信任的社會。上愚弄下，下瞞哄上，官欺騙民，民糊弄官，你忽悠我，我忽悠你。不講信就不能修睦，和諧社會自然是一句空話。不誠信的社會必定是高成本、高風險的社會，比如美國人信支票，中國人只信現金；美國人信親筆簽字，中國人卻要按指模打手印。在誠信問題上，中國人必須時時處處多留一個心眼，必須採取一些在外國人看來很沒有必要、很麻煩、很原始因而似乎很可靠的笨辦法來防範他人，為此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事情很明顯，一個中國人實在很難讓自己真正信任另一個中國人，如果那個人是官員、富豪，或官二代、富二代，那就更不值得信任。

人們信不過紅十字會，雅安地震紅會網上募捐，收到了超過十萬個「滾」，因為人們擔心善款變成了茅台、拉菲，以及郭美美們令人豔羨的奢侈品。人們信不過股市，因為社會主義的股金從來不是誠信投資、合法逐利的資本品，而是人人眼饞的唐僧肉，中國式招股說明書已經異化為一種以神話傳說為主要內容的新興文學體裁。人們信不過國產奶粉，雖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據說99%以上的國產奶粉居然是「安全」的；也信不過除香港之外中國市面上銷售的進口奶粉，雖然它們的進口標籤只有少數是假的。人們信不過牛肉、豬肉、雞肉、羊肉，因為它們極有可能被注了水，被喂了瘦肉精、抗生素或激素，有的是病死肉，有的是老鼠肉冒充的羊肉，以致有錢有身份的中國人為了吃到「放心肉」而改吃候鳥，吃刺蝟，吃穿山甲，吃各種「老百姓吃不到的東西」，一直吃到野生動物們也以曾經信賴中國為恥。人們信不過「磚家」、「叫獸」和「乾爹」，因為他們可以毫不臉紅地抄襲別人的論文，可以一本正經地詐騙病人、老人、苦命人、老實人的錢，他們最愛做的事情其實是在床上「以身作則」訓導他們的女學生和乾女兒。人們信不過中國的各種榮銜和證書——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學位證書，因為它們無所謂真偽，全都可以用官位、姿色和金錢換到。人們信不過「打黑英雄」和「神探」，信不過判決書，信不過信訪辦，因為他們製造冤假錯案的本事遠遠勝過申張正義的能力。人們甚至信不過大街上受傷倒地急需救助的老太婆，因為她們很有可能讓好心的路人從此身敗名裂，陷入財務上和道德上的雙重困境。

在這一切之上，最不講誠信、人們最信不過的，當然還是「黨和政府」。在官民之間，極度的互不信任已經惡化為普遍的仇官情緒和變態的維穩體制，且仇官情緒愈深，維穩壓力愈重，而維穩力度愈大，仇官情緒愈烈，這是一個無解的惡性循環。

三

誰應該為誠信缺失和互不信任負責？有些人認為這要怪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要怪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全球化、「西方生活方式」，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民本來是有堅定信仰，是非常愛黨、愛國、信政府的。那時候，毛主席有崇高的威信，共產黨有強大的號召力，壟斷權力也壟斷真理，無論他們說什麼胡話、鬼話、混帳話，全國人民不僅全都相信，甚至達到盲信的地步——不崇毛、不信黨的是「漢奸」和敵人，不在人民之列。在黨的教唆和煽動之下，中國人民信暴力革命，信階級鬥爭，信一黨專政，信大躍進，信畝產十萬斤，信「反帝反修」，信「狠鬥私字一閃念」，信「除四害」，信「破四舊」，信「造反有理」，信「三忠於、四無限」，信「早請示、晚匯報」，信批林批孔批周公……那的確是一個激情過盛、信念爆棚的年代，普通老百姓即使忍饑挨餓，即使含冤負屈，也曾經忘我地「相信黨、相信政府、相信人民」，「革命同志」之間即使素昧平生，也有一種基於「階級感情」的相互信任。

但是別忘了，毛時代的信任體系全部建立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崇毛愛黨的極權秩序之上。除此之外，人際信任別無支撐，傳統的信任體系，甚至與生俱來的親情互信網絡均被毛式極權政治所侵蝕、所毀壞。人們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不信宗教，不信聖人，不信「舊社會」，不信「舊文化」，不信宗廟祠堂，不信「封建家族」，不信父母尊長，甚至不信人性（——據說世上只有階級性而沒有超階級的人性）……如此則一切信任只能全部歸於黨中央，歸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向領袖表忠心，人們公開諂媚「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生命」，情侶可以相互告發，夫妻可以反戈一擊，徒弟可以批鬥師父，學生可以打死老師……毛澤東、共產黨竟鼓勵庇護此類無情無義無禮無恥的勾當；為了爭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反動家庭」的孩子竟公然唾棄自己的父母，踐踏父母的尊嚴，以便讓黨相信其的確已經與父母「劃清界限」。這豈止是信任危機，就連最基本的人倫道德都快要蕩然無存了。

夏衍曾說，毛澤東時代所造成的損失遠不止億萬生命和億萬財產，比生命和財產更珍貴、更難以彌補和恢復的，一是民國時期就已經初具雛形的現代教育體系被毛嚴重破壞，二是從晚清開始就艱難創建的近代法制結構被毛徹底摧毀，三是有效維持了數千年之久的民間自治和信任網絡完全喪失了功能。此言極有理。共產黨如今也吃到了自己的苦頭，比如說，傳統社會解決民間糾紛，或由共同信任的長輩主持，或由雙方宗族的族長出面，就可以得到迅速圓滿的解決，且無論怎麼解決都不會損傷政府的形象；而現在，一件小糾紛動輒從行政到司法，從司法到信訪，從基層到北京，曠日持久，勞民傷財，最後仍然得不到公正解決，或無論怎樣解決總有一方認為不公，因為人們對這整套程序、整個體系早就失去了最起碼的信任，而原本可以代替這個體系而替官方分憂的東西已經被毛共摧毀殆盡。

毛澤東透支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又摧毀了社會自發合作、相互親善、相互信任的民間自治網絡。某種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太成功了。當毛時代終結，當人們對毛、對黨、對極權體制的盲信與盲從逐漸消失，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體系也就隨之消失了。

毛澤東之後的「黨和政府」既要維持威權、獨霸政壇，又不肯公開否棄毛式話語和毛式體制，更不肯（恐怕也無能）重建被毛共破壞了的社會信任結構，結果，從《憲法》、《黨章》、人大政協到紅頭文件、鄉規民約，無一不是光天化日下睜眼說瞎話，無一不在一本正經公然作假。「依法選舉」是假的；依法執政」是假的；「人民公僕」是假的；「為人民服務」是假的；「三個代表」是假的；「科學發展」是假的；「和諧社會」是假的；《人民日報》是假的；CCTV是假的；民主黨派是假的；民族自治是假；司法獨立是假的……除了權力、金錢、物慾，國家正式組織和公共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些東西沒有一樣名正言順、值得信賴。誠信危機正是拜「黨和政府」所賜，與「資本主義」、「西方生活方式」有什麼關係。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