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0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五十八章 講真話的代價
「那天，我們幾十個社員在離隊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嶺翻紅薯藤。」興橋鄉橋頭村（注一）村民周福妹向我們訴說了周文棟一家慘遭滅門的經過——
快收工時，我們（生產）隊隊長周××突然猛吹一聲哨子，喊了一句：「大家快點動手！」我還沒搞清白什麼事，就看見十幾個男勞力湧上去，把還在彎腰做事的周文棟和他的老婆陳蓮娥，還有兒子周輝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隊上事先商量好了的，要殺他們，因為周文棟是個右派。周隊長接著命令：「快推到窖里去！」這時，周文棟曉得大禍臨頭，跪在地上哭著求情：「要殺就殺我，莫殺我老婆、兒子，他們沒犯法……」哪還管什麼用？人就跟發了瘋一樣，拖起他們一家三口塞進一口廢窖眼裡。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樹林子里的兩捆干稻草，點燃了塞進窖里。聽見裏面喊得凄慘，又在窖口壓了許多松枝堵住煙子。只一會功夫就聽不見哭喊了。三條命一下子就了結了。殺人時，我看不得這種場面，走開了。過去解放前，我當過別人家的丫頭，也受過好多苦，那些地富惡雖然惡，但對人也有蠻好的。人，最怕將心比心，周文棟一家人在我們這裏沒過過一天好日子，怎麼就會有死罪呢？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隊長又想起周文棟還有一兒一女在家裡，就派兩個人回村裡去，把兩個乃崽也搞起來一起搞掉。派去的那兩個人平時也蠻厚道的，可那種日子人都變了！當時，周家八歲的女兒周大妹帶著弟弟在家，弟弟才兩歲，叫個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們家時，周小妹光著身子在堂屋裡的木凳子上睡著了，周大妹剛剛打了一桶井水回來，見來了人，還招呼兩位伯伯喝水。那兩個人說不喝，又哄她說：「你媽媽要你帶著弟弟到外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們。」周大妹信以為真，就說：「弟弟睡了，讓他在家裡，我一個人去算了。」那兩人說：「睡了沒關係，你背著去吧。」小姑娘哪裡曉得是計，背起弟弟就跟他們走。走到大棋子，周大妹發現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見杉木嶺那邊冒著滾滾黑煙，心裏害怕，不肯走了。那兩個人，一個抱起周小妹，一個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這邊人早就等得不耐煩了。大家心裏都明白，大的殺掉了，留下兩個小的，一個八歲，一個二歲，哪個去養？周隊長接過周小妹，一把就丟進還在煙的窖里。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哪管這麼多，用力把她往窖眼裡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過了窖眼。周××又趕過去揪住她，生生地撳進窖眼裡去。那時候窖里還有火呀，兩個毛乃崽硬是活活燜死的。這個周大妹，扎著兩根短辮，長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見了人，伯伯嬸嬸叫個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麼殺得下手哦！可憐好好的一家人，哪曉得會遭滅門大禍。造孽啊……
我們這裡有句老話：人死飯甑開。就是誰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幫忙都去吃死人飯。當天晚上，周家屋裡，燈火通明，隊上的人把他家的雞、鴨、一條黃狗、一頭大肥豬全殺了。還有大米、茶油、紅瓜子、黃豆、棉花，農具傢具、罈罈罐罐、屋裡的樓板……能吃的當場吃了，不能吃的，像土改時分勝利果實一樣分了。
周文棟何許人也？筆者從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道縣人民政府下發的有關周文棟一家人的《平反通知書》（編號零七八九）中看到，他一九四九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百三十七師軍政幹部學校，畢業后留在部隊工作，后因病轉業回道縣當了一名教師。一九五七年因「愛提意見」被划為右派，開除回家務農。與《平反通知書》同時下達的，還有給周文棟一家人補發的被抄財產補償費三百七十九元，房屋修理費三百元，因周文棟一家已被殺光，以上款項交給了周的弟弟。指揮殺人的生產隊長周××被開除黨籍。
我們原打算就這樣不作任何評論地記錄下來讓讀者去見仁見智，因為我們知道任何評論在血的事實面前都是蒼白的、無力的、片面的；更因為我們知道，對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會有多麼不同的理解！然而，有幾句題外的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關於講真話的代價。
每一個人都知道，在我們國家講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但這代價究竟有多麼高昂，周文棟給了我們一個答案，首先，他因為在「幫助黨整風」中講了幾句半真不假的話，付出了前途和美好的生活，接著，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兒的性命。殺他一家的貧下中農們如果知道，周文棟在給「黨」提的幾條意見中，有一條是關於一些農村幹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錯經，虛報浮夸，加大了農民的負擔」 ，不知會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縣工作多年的幹部對我們說：「在道縣，你一老一實的工作，不講假話，就被人看不起，認為你沒本事，打事不開。領導不喜歡你，群眾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這個現象絕對不是道縣獨有的。）
那麼，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於提不同意見和講真話的人。
嗚乎，哀哉！
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敢於提不同意見能夠提不同意見是成為一個自由人最起碼的先決條件，一個不允許自由人存在的社會，只能是一個舉國皆奴的社會，一個舉國皆奴的社會只能是一個野蠻、愚昧、殘暴和墮落的社會，而一個野蠻、愚昧、殘暴和墮落的社會必然道德淪喪，迷信盛行，災難不斷。
從有關的資料上我們看到，一九五七年八月，根據中共中央五月一日公布的整風運動的指示，道縣成立了縣委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首先在四十三個單位、三十一個黨支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然後發展至學校。十二月，由黨內整風轉為反「右派」鬥爭。運動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進行。全縣划「右派分子」二百九十三人，其中國家機關（含鄉鎮）幹部六十八人，中學教員二十一人，小學教員二百零二人，工商界人士二人。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人在一九六七年的大屠殺中遇難。一位道縣處遺工作組的負責人向筆者談到此事時，痛心疾首地說：「查閱這些同志的案卷材料，我的心都在流血。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他們當年給黨提的那些意見，不但過去是正確的，現在是正確的，將來也是正確。」反右運動之後，道縣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成為全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縣份之一。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猛刮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饑饉接踵而至，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三萬八千人左右。當時道縣總人口約為四十萬，死於飢餓和水腫病的人佔千分之九十五，或者說接近十分之一。
我們一九八六年在道縣採訪文革殺人事件時，恰巧碰上了道縣前任縣委書記回道縣檢討虛報浮夸的錯誤。我們在縣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吃飯，他們在更小的小小食堂吃飯，都是道縣難得來的「貴客」。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難道沒有某種寓言性的喻意嗎？那些「甘蔗杆子架浮橋，花生殼能當船浮，高梁杆子架電線，紅薯要坐八抬轎」（道縣新民謠）的種種神話，不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幹部總結出來，併當作實實在在的工作成績四處宣揚的嗎？再想想，文革中，那種到處破獲「反革命組織」的大好形勢，和越傳越神的各種謠言，而且都是順口溜形式的，難道沒有幾分似曾相識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於中國人而言講假話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是一個民族心理的結構性問題。「吹牛不犯法。」「成績是總結出來的，經驗是挖掘出來的。」「不說假話，成不了大事。」成了中國人（當然包括道縣人）一輩子受用不窮的人生箴言。飽嘗說假話甜頭的大有人在。飽嘗說真話苦頭的也大有人在。道縣人總結得更絕：「講真話害自己不害別人，講假話害別人不害自己。」
莫非說我們的民族有說假話、辦假事、造假案的基因!？
我們總是在講，我們是一個勤勞善良、誠實守信的民族，我們沒有講假話吧（注二）？
第五十九章 兩個「右派」家庭的覆滅
一九八六年我們在道縣採訪期間，對於道縣二百九十余名「右派分子」在文革殺人事件中的人生際遇做了一些關注，當然還包括其他一些以各種「罪名」清洗下去的知識分子，一是由於這些人的生存狀態折射著時代的巨大悲劇；二是這些人（或他們的遺屬）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我們思想的局限性，對於地富家庭被革命家史這個禁區，不敢作更深入更本質地觸擊，沒有認識到這裏面折射著一個民族的更加巨大的悲劇。後來，雖然千方百計地做了大量補救工作，但，總是有一種事過境遷的感覺。這一點恐怕將是本文最大的遺憾了。
清溪區青口鄉唐家山村是一個緊靠雙牌水庫的村莊，文革殺人期間它隸屬車頭區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十人（一人自殺），筆者要講的這個右派分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叫蔣安民，一家人四口遇害，僅留下一個女兒蔣蘭菊。
據筆者了解，蔣安民打成「右派」的原因與我們在前面講過的那個唐玉差不多，就是嘴巴子好講，講出的話又不是那麼中聽。平時不讓他提意見，他還忍不住要提，五七年，把他們請到縣裡，好吃好喝好招待著，請他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他還能不提嗎？就是沒意見，也得想出一條兩條，不然也顯得太不誠心了。與唐玉稍有區別的是，蔣安民打成右派，開除回鄉以後，沒有唐玉那麼「猖狂」，基本上是夾緊尾巴做人，嚇心嚇膽做事，所以沒有惹出唐玉那麼多事來。蔣安民家庭出身中農，打成「右派」回到唐家山以後，雖然矮人一頭，但鄉親們一開始對「右派」究竟是個什麼玩意理解不深，加之他的家庭出身是中農，基本上不拿他當「四類分子」對待。他有點文化，又在外面做過事，見過世面，鄉親們有個大事小情的還常常找他來商量商量，請他幫忙拿個主意。常言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久而久之，屁股後面的那條尾巴夾得不那麼緊了，看到生產隊和大隊上有些什麼事情，他要是覺得不公，又傷疤未好忘了痛，居然還敢提意見。搞得大隊長蔣利柱，還有民辦教員蔣五華幾個人對他惱火得很。筆者不敢斷言，蔣安民一家四口被殺，是兩蔣報復殺人。那些雞毛蒜皮的事能成為殺人的理由嗎？筆者怕講出去人家不信。要說的還是蔣安民自己的問題。
蔣安民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前妻和他離了婚。那個年頭，離婚是一種很少見的現象，不到萬不得已，很少有人選擇離婚。蔣安民的前妻也是萬般無奈，不離的話，攤上這麼個老公往後的日子怎麼過？老公成了「階級敵人」，自己也就成了大半個「階級敵人」，這一輩子就算交待了。那時候，他們都還年輕，人生的路還長，不能被栓死在對方身上。所以堅決地選擇離婚，對蔣安民的前妻而言確定是明智之舉。問題是苦了蔣安民，因為他們當時已有一個女兒，老婆離婚以後還要嫁人等等，不能帶著這個女兒，只能把女兒留給蔣安民。而蔣安民遣送回原籍以後，總還要成個家吧，三十來歲的男人沒個老婆，那個日子怎麼過？找不到好的，可以降格以求，世界上女人那麼多，總有不怕死的。但是戴著頂「帽子」又拖著個女兒，敢於上門的人可就不多了。也是萬般無奈，只好把女兒交給姐姐，也就是孩子她姑姑撫養，當然生活費還是由蔣安民來付，他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父親。
這個女兒就是蔣安民後來唯一活下來的女兒蔣蘭菊。蘭菊這個名字是蔣安民給起的，意思明白得很，希望女兒如空谷幽蘭般清雅，似東籬黃菊般高潔。
後來蔣安民又成了家，和後妻及兩個孩子一起過日子，對蔣蘭菊的關心也越來越少了。說句實話，就是有心，也很難顧得到。
蔣蘭菊在姑姑家一天天長大，確如父親所願，長得如蘭似菊，但小小的心靈中卻慢慢地滋生出許多對父親的怨恨。她不能理解父親的苦衷，更不能原諒父親把她拋給姑姑去過自己的好日子，為什麼就不可以父女在一起相依為命呢？所以蔣安民到姐姐家來送錢送米，順便來看看她，她也跑出去，躲起不見面。有時間把蔣安民搞得很傷心。幸虧那種缺衣少食的日子把人心磨得比較粗糙，沒功夫計較這些當不得飯吃的東西。
蔣安民真正難過的日子是從「社教」運動開始的。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唐家山的貧下中農搞明白了，「右派分子」就是屬於「地、富、反、壞」中那個「反」字裏面的，甚至比那些「反革命分子」還要壞，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要讓貧下中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蔣安民突然一下坐上了唐家山大隊「階級敵人」的頭把交椅，其中的滋味局外人恐怕很難理解，已經不能用矮人一頭來形容，還是農民兄弟的話說得形象，踩到泥巴夾里去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縣裡颳起了「殺人風」。
八月二十三日，梅花公社召開殺人動員大會。
二十四日，公社副書記王國祥、公社主任何昌金等人專程來到唐家山，找到在這裏蹲點的縣婦聯副主任周玉梅「研究工作」。這裏補充說明一下，道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一九六二年開始，進行過幾次。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共零陵地委在道縣成立社教總團，下設十個農村社教分團和一個城關社教分團，並從各縣抽調近五千名幹部，于當年的九月份進入道縣城鄉開展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的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唐家山是社教社教總團的一個點，負責在該大隊蹲點的是道縣婦聯副主任周玉梅。后因「文化大革命開始，社教工作自動結束，很多蹲點幹部都返回原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但周玉梅工作特別認真負責，一直在點上堅守崗位。」
王、何、周三人通過氣后，周玉梅主持召開唐家山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問題。會上，大隊長蔣利柱提出，第一個要殺的就是右派分子蔣安民。
八月二十五日，王書記與何主任再次來到唐家山要大隊的殺人名單。
八月二十六日，公社秘書廖隆國打電話到唐家山大隊督促殺人，並通知大隊派人到公社領取炸藥。
當晚，唐家山大隊在雙牌水庫邊的河灘上，用從公社領回的炸藥，請蔣安民等四人坐了「土飛機」。（四個人中沒有蔣安民的老婆和兒子。）
八月三十一日又殺五人，其中有蔣安民的老婆和兩個兒子。另有一人上吊自殺。
當時十六歲的蔣蘭菊因寄養在姑姑家而幸免於難。她聽到父親被殺的消息時，失聲痛哭，聲音尖利凄涼，把姑姑嚇得手足無措。姑姑在一邊拚命地勸她不要哭，小聲點，怎麼也勸不住。好不容易，泣泣咽咽地止住了哭，蔣蘭菊說胸口悶，姑姑連忙幫她去揉，突然，隨著「啊——」一聲尖利的嚎叫，一口鮮血從蔣蘭菊的嘴裏噴出……接著大病一場，從此停經。
後來，聽得別人說這個病結了婚以後就會好。姑媽就急急忙忙找了個人家，草草將她嫁了出去。婚後五年不生育。後來病雖然好了，前前後後一共生了四個孩子，但每個孩子都像嚴霜打過的白菜秧子一般病怏怏的，沒有一個身體好的。
筆者要講的另一個右派家庭是清溪區柑子園公社萬家大隊萬家村的萬光志一家。說起萬光志，有人說他是道縣打得最冤枉的「右派分子」，因為這次開展處遺工作要給他落實政策時，才發現關於他的檔案材料中，竟沒有一點打成「右派」的「錯誤言行」，當然，那些「現在很正確，將來更正確，而當時認為很錯誤的言行」就更沒有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當時縣委下發了一個打右派的指標（全國各個單位都有指標），估計萬光志那個學校的右派分子不夠指標數，把他頂數頂上去的。那為什麼不頂張三不頂李四，偏偏要頂他萬光志呢？這個原因就可以很多了，家庭出身，領導印象，平時表現，甚至與同事的關係，等等，都可以成為原因。
一位相關的同志說：「人都殺掉了，過去那些破事緊著糾纏有什麼味道，反正一句，他就是一個背時鬼！」
這個背時鬼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帶著妻子和兒子回到了老家萬家村。由於一直在外教書，老家留給他的除了一個地主階級的家庭出身之外，其他一無所有。改造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等等放到後面再說，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沒有棲身之處。幸虧有個遠房的親戚房子有多，租了一間給他們，總算解決了燃眉之急。但是，住房從此也成了萬家人的心頭之患。
當時，萬先志和他的老婆李美姣都還年輕力壯，只要下定決心脫胎換骨，勞動關還是好過的，只要節衣縮食、咬緊牙關，生活關也不難過。再說貧下中農過得，自己有什麼過不得的呢？加之三個兒子，也一天天長大，成了勞力和半勞力，這就解決了大問題，農村裡面只要有勞力，什麼事情都好辦。但是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談何容易。光有勞力不行，還得要木材，要磚瓦，要地基，要錢。那個年代道縣農村能夠起新屋的人少之又少，整個中國農村也基本如此，絕大多數農民都住在解放前或者說解放初期蓋的房子里。五八年大躍進，把山上的樹砍了燒木炭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化，大兵團作戰，吃公共食堂，又拆了好多房子，把檁子劈了當柴燒， 搞得山上的樹子越來越貴。但是房子還是不能不起，因為要住。更因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孩子長大了要娶媳婦。娶媳婦有一項重要程序就是「看家」。所謂「看家」就是女方在母親或嫂子陪同下到男方家裡實地考察男方的房和家境等情況，連個房子都沒有，這個「家」怎麼看得過呢？所以這個問題對萬光志家特別現實。老大、老二都老大不小，都到了要成家立業的時候，總不能還是租住別人的房子吧?所以當時萬光志就說了一句類似鐵人王進喜的豪言壯語：「寧可脫掉一身皮，也要把房子砌起來。」
三年苦日子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事就不說它了，一九六二年，萬光志向大隊申請了宅基地，準備起房子了。從此，每天晚上生產隊收工以後，乘著天黑之前的一點微光，都會在宅基地上看到萬家人忙活的身影，他帶著幾個兒子從後面的山上往這裏扛料石，打地基。到了冬季，天寒地凍，萬茶心兄弟就會到山上去扎管子、燒石灰，或者篩板子（鋸木板）。這些東西花錢也能買著，但萬家現在缺的就是錢，有的只是勞動力。生產隊十分工只能分得二角錢，靠出工的這點錢把房子蓋起來，要等到猴年馬月。我估計，萬光志打成右派回家的時候，口袋應該會有兩個積蓄，因為中國人都有個喜歡積蓄的好習慣，就是窮得沒飯吃，也得留個塊吧兩塊錢放在貼胸的衣袋裡壯膽，但這麼多年來，過勞動關，過生活關，把三個兒子拉扯大，手上留幾個的可能性不大了。
起屋要用錢的地方多的是，只能勒緊褲袋拚命地省。萬家人採取的基本措施是早晨喝稀飯，中午吃乾飯，晚上經常不吃飯。
萬志光一家人拼死拼活地幹了好幾年，一九六七年，起屋的一切準備工作總算差不多了，磚、瓦買好了，樹子買好了，木材木料也買好了，水磚更是早就備齊了，只待秋收后馬上就開始動工。萬志光的心中有說不出的歡喜，他對幾個兒子的人品（道縣話「人品」包括品性和長相兩個內容，主要是指后一個。）和勞力還是有一定的自信，現在又要修起一棟明明亮亮的大瓦房，總會有好人家的女兒願意下嫁過來吧。一想到這些他心裏就感到舒服，長久以來，他一直為自己影響了兒子們的前程而深深內疚，可是那是天意，由不得自己，但無論如何他也要把一個做父親的能盡的責任全部盡到，這樣就是死了也會安心些。他的老婆，他的兒子們當然也高興。一家人滿懷憧憬地盼望著那個充滿希望的秋天快快來臨。
一九六七年八月，道縣颳起了「殺人風」，我又要寫這句話了，每次寫完我就難過，因為寫得太多了，每次寫它我就想換一種寫法，但每次都感到理屈詞窮。「殺人風」刮到了萬家大隊，大隊上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萬光志者流的末日也來臨了。大隊「貧高院」判處了萬光志一家人的死刑。萬家大隊殺得最狠的不是萬光志家，而是他的堂兄萬光歷家六口殺了五口，萬光歷、王光歷的老婆王亮姣、二兒子萬選賢、小兒子萬三賢，和最小的女兒萬響玲，只有大兒子萬開賢僥倖逃脫，逃到江西永興縣的深山裡打磚、篩板子為生。萬光志一家五口殺了四口，萬光志、萬光志的老婆李美姣，二兒子萬修心，小兒子萬國心，也是只有一個大兒子萬茶心僥倖逃脫，后在湖南茶陵農村落了戶，也就是招郎。
據說萬光志的二兒子萬修心頭上和脖子上挨了兩刀居然沒死，當天晚上被風一吹醒來了，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爬回村子，又爬回自己家裡，爬上了閣樓，躲進一大堆準備蓋房子用的木板中。第二天萬家大隊「浮財清理小組」查抄「浮財」的時候，從那一大堆木材裏面發現了奄奄一息的萬修心，當時以為碰了鬼，嚇得魂不附體。最後把他從樓上扔下來，摔死在禾堂上。
萬修心臨死前不斷地說著的兩個字是：「我的，我的，我——的——」
註釋
【注一】 道縣有兩個叫做橋頭的大地名，一個是橋頭鄉的橋頭圩，另一個是蚣壩區興橋鄉的橋頭村。
【注二】 講假話是集權社會的必然產物，首先統治者賴以維持統治的兩大法寶就是暴力和欺騙，他們根據自身的需要，編造了一大堆假歷史、假真理、假典型、假榜樣，欺騙被統治者。對被統治者中敢於求真理講真話的人殘酷打擊，鼓勵和培養人民講假話、做順民，從而將人類天性中惡的成分放大到極致。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